杨绛有充分权利要求停止拍卖

　　孙行之

　　从去年北京匡时[微博]拍卖推出的“南长街54号”梁启超重要档案整体上拍，到今年嘉德首推的世界名人信札专场，成交率皆为100%，且成交价远超拍前估价。自2012年开始进入盘整期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中，古籍与名人手札可谓平静市场中的一抹亮色。

　　市场红火，争议也一直存在。去年“南长街54号”梁启超档案被拍卖之时，梁启超直系后人曾表示事前毫不知情，并发表声明称：“此次违背梁启超意愿的拍卖行为与我们无关！”而此次钱钟书手稿书信拍卖更是触怒了杨绛先生，甚至到了要与拍卖公司对簿公堂的局面。而其实，这些只是大量名人信札、手稿买卖中的一个个案。在如今的艺术品市场上，因为信札买卖所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博导、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何敏早已关注到钱钟书手稿上拍所引发的争议。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他剖析了其中牵涉的法律问题。“钱钟书先生对其信札享有包括发表权在内的多项著作权利，对这些信札的权利在钱钟书先生去世后，由其继承人代为行使。杨绛有充分的权利要求停止拍卖，更何况拍卖的还有她本人的信札。”在他看来，名人手札的拍卖涉及到多项法律，包括著作权中的发表权、一般民事权利中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当然也涉及到承载著作权的信札原件的所有权。

　　“尽管这个原件是由收信人收藏的，但物只是一个载体，载体上的表达形式是文字书信本身。拍卖行与信件的物权人在对信件进行处分的时候，未经著作权人同意而进行公开发表，构成了对写信者著作权的侵害。比如，将书信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公之于众，就可能涉嫌侵犯著作权人的发表权。”

　　何敏认为，名人信件拍卖还涉及另外一条红线：“若因拍卖公开发表他人私人信札而披露了隐私相关人的个人隐私，可能还涉嫌侵犯公民隐私权。书信是个体之间的一种私下交流方式，公开发表还可能导致被评论者名誉权受损。对此，委托人和拍卖行也应该负有法律上的责任。”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通信自由应当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既包括公民可以自由书信来往，也包括应当为其保守书信秘密。而未经书信人同意将私下信件暴露在公众眼前，这也是对这项公民权利的践踏。”何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