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再陷罗生门

　　用高科技验明正身

　　本报记者 于娜 北京报道

　　2月18日，北京一家酒店的安保明显比平日升级，龙美术馆创办人、收藏大鳄刘益谦携真伪争议中的苏轼《功甫帖》在此亮相，意在用高科技仪器为这件5000多万元拍得的书法“验明正身”。专家鉴定后打得不可开交，那就再上科学仪器检测，《功甫帖》鉴定十八般武艺全上，真伪之争也没有就此平息，反而牵涉出学术、利益、名誉等一系列公案，谁更权威？谁能下定论？仍是扑朔迷离。

　　争论一波三折

　　引发轩然大波的苏轼《功甫帖》只有9个字，即“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其余为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翁方纲的《功甫帖》双钩廓填摹本及民国时期收藏者许汉卿的题跋。2013年9月，刘益谦从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将《功甫帖》以高价购回。

　　就在外界热议这一豪举时，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苏轼书法〈功甫帖〉被指“伪本”》一文，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3名上海博物馆书画部研究员称这件《功甫帖》是“双钩廓填”的伪本，连帖上清初翁方纲的题跋也断定为假。

　　面对这枚重磅炸弹，12月22日，卖家苏富比方面最先发出声明，坚称其为苏轼真迹。随后刘益谦也相继发布声明，态度由保持中立转而向上博提出质疑。

　　千呼万唤中，2014年的第一天，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撰写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报告，以个人名义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分别从书法本体和“双钩廓填”技法出发，详细阐释了判为伪作的原因，认为这一《功甫帖》墨迹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辑刻的《安素轩石刻》。

　　第二天，针对上博研究员发布的正式研究报告，刘益谦发布第三度公开声明再次质疑，声明最后，刘益谦称：“至于你们这种只图一时之快的贸然行为对我本人所带来的伤害，经历了这个岁末的纷扰，我已身心俱疲，其中的压力和委屈难以言表，因此我保留通过各种(包括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利。”

　　1月6日，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发表声明表示，若刘益谦忍受不了各方的纷争，放弃《功甫帖》的收藏，他本人愿意购藏，并准备好了5000余万元的购藏金。对此刘益谦发声明回应“轻言放弃尚早”。

　　1月13日，苏富比在其官方微博发布《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对报告提出的“鉴藏印多为伪印”、“翁方纲题跋与题诗是伪作”等质疑逐条反驳。

　　虽然刘益谦几度发表公开声明，上博三位专家发布研究报告，但这并没有让争论声消失，反而有更多的业内人士卷入，形成了观点鲜明对立的两派。

　　1月28日，上海另一书画藏家颜明发出公开声明，首次透露早在刘益谦购买《功甫帖》前，曾转告刘益谦上博和故宫专家一致看伪的意见。 在公开信中称，刘益谦在2013年8月底曾向其咨询《功甫帖》真伪问题，颜明当时回答是：“从图录看，目鉴不过关。”随后，颜明提出帮助刘益谦咨询上博和故宫专家，并得到刘的赞同。

　　颜明请教了上博和故宫专家，得到的答复是一致看假，并认为作伪水平不高，还提供了伪作的原因。颜明通过电话和短信向刘益谦转达专家意见，并劝其联系专家。颜明称，这些意见并未引起刘益谦重视，刘坚持拍下《功甫帖》。

　　另外，在公开信的第三部分“苏富比和刘益谦的关系”中，颜明透露了更多的背后细节。据颜明披露的信息，现任苏富比拍卖行中国书画部负责人的张荣德，曾任上海朵云轩拍卖公司总经理，2005年与刘益谦合资创办上海明道拍卖公司并担任总经理，2013年履新苏富比，拍卖《功甫帖》是其到苏富比后首次主持书画业务。

　　此公开信一出，风向又变，一直对《功甫帖》进行的学术争论，难道其背后存在不为人知的利益纠葛？如此一来，这场争论还得牵涉更多。

　　高科技能解谜团？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功甫帖》北京媒体见面会上，刘益谦一个人坐在台上，台下第一排坐满了来自各界的专家名流，如已故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的弟子萧平、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赵长青以及几大拍卖行的老总等，但没有一个上博的专家到场，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则是唯一来自公立博物馆界的。

　　刘益谦团队公布了《功甫帖》的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的高清背光图，和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的效果图，并现场用手持式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了现场放大扫描，主办方还援引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对《功甫帖》所做的技术鉴定，指出《功甫帖》用纸与北宋李建中《同年帖》、 苏轼《致知县朝奉》为同一种纸张。最后从墨色、纸张、收藏印等方面得出结论：这件《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博“双钩廓填”的说法无法成立。

　　观复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姗姗来迟，他戏称自己不是来打群架的，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说话。“如果这3个人不是上博研究员，那可以随便说，但当他们扣上国家机构头衔的时候，就需要谨慎。所以事件一发生，上博就立刻出来择清关系，称是个人行为，可不幸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一定会把‘上海博物馆’搁在前头。读者记不住3个人的名字，可一定记得住上海博物馆。”

　　马未都说，“学术理论著作应该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最后再由媒体报道，现在是反着了。公共权力为自己的某种目的谋私，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对于作品真伪，马未都自认“无权说话”，他唯一能说的是，“没有人有权透支国家信誉”。

　　上博专家一方自从发布论文后就销声匿迹，北京发布会结束后，有媒体联系到钟银兰，她说：“我的看法已经公布，不会改变。他(刘益谦)如果要研究什么、说什么，那是他的事。”

　　但围绕着上博还有一个谜团，就是苏轼的《功甫帖》是否曾经进入过上博。单国霖在2013年12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表示，他和钟银兰都曾见过《功甫帖》实物，另一位研究员凌利中也表示，他在苏富比的预展上研究过这件拍品。“上世纪80年代曾有人研究过一件‘文革’抄家得来的《功甫帖》，经过研究考证，发现是赝品，于是退回物主，后来听说此物被带出境外，可能流入美国，但目前也无法确认。”

　　1月14日，单国霖再度接受《解放日报》采访，针对他此前曾向媒体透露上世纪80年代看过《功甫帖》，他表示：“记错了，是另外一张帖。《功甫帖》是摹本，可能是自己写的，没有双钩廓填。”单国霖同时表示，他无法回答《功甫帖》是否作为“文革”抄家物资进入过上博。

　　而刘益谦团队现已找到徐邦达发表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02期上的文章：“其中苏书《功甫帖》、米芾书《恶札帖》，现藏上海博物馆，皆真迹无疑。”以此来表明徐邦达确实亲眼见过此帖无疑。而且徐邦达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写道：“《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

　　由此，“真假之争”又衍生出对上博文物流失的疑问，《功甫帖》是否到过上博，又是怎样流出的？面对有关质疑，上博迄今保持沉默。

　　谁来收拾残局

　　钟银兰与单国霖都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与之争论的另一方也都是收藏市场实战专家，眼下还能找到让双方信服的更权威的第三方吗？“《功甫帖》真伪争议反映出中国书画鉴定的当下窘境。随着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小组成员的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书画由谁来鉴定一直是一个疑问。” 中国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针对《功甫帖》之争撰文说。

　　其实“文博派”和“实战派”的争论和对立由来已久，只不过是还没有捅破窗户纸，去年10月，朵云轩创始人、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祝君波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称“长期在文物经营界工作，与博物馆专家和收藏经营界专家两道均有接触。环顾眼下的书画鉴定界，喜忧参半，深感人才缺失。于博物馆而论，如今，随着这些一言九鼎的宗师先后谢世，许多博物馆面对征集书画的挑战，已无权威敢拍板”。这篇力挺“朵云轩”派而暗贬“体制内派”的文章，被外界认为是上博专家质疑《功甫帖》的起因之一。

　　可能是有鉴于两派谁也不服谁，龙美术馆邀请了一家第三方机构——香港“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为拍品《功甫帖》的纸张进行了一次科技检测。但是这家机构的权威性究竟几何？有媒体记者查询香港公司注册信息发现，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3年10月16日，香港藏家林霄既是“受香港慈善机构‘近墨堂书法研究基金会’委托”，对《功甫帖》进行纸质检测的负责人，同时又疑似该机构的创办人。

　　陈履生说：“显然，《功甫帖》事件的可悲之处是它出现在当下。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功甫帖》最终将会形成一个无法收拾的残局。”刘益谦也表示，这次媒体见面会或许能够对“双钩廓填”之类简单粗暴的结论给予有力的反驳，但我并不奢望可以为目前的争论画上句号，只是期望能够拨开萦绕在《功甫帖》上的层层人为的雾霾，让大家直接感受原作的艺术魅力，让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深入下去。

　　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直言不讳地说，他们是这场争论的受益方，3月28日，《功甫帖》将在龙美术馆西岸馆开馆展中的独立展厅单独展出，在今年晚些时候，龙美术馆还将会结合《功甫帖》召开有关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国际研讨会。不知上博3位专家和上博还会继续保持沉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