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名人信札登陆内地拍场暗含风险

　　方翔

　　随着名家信札在这两年连连拍出天价，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藏家的关注。然后在今年春拍中，一系列天价名家信札拍品纷纷流拍，提示投资者在信札收藏中也是存在风险的。    

　　名人信札拥有许多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最需要的特性，如稀缺性、唯一性、不可再生性等等。一旦充分了解了其投资风险，千万百计避开风险，寻找市场机会，就也有机会能够在名人信札的收藏中，得到丰厚的回报。

　　马克思手札国内流拍

　　在上海泓盛2014年春拍中纸杂文献专场中，马克思亲笔信是当仁不让的明星拍品。据透露，这封信的藏家是上海人，非常低调，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搜求红色文献以及名人手札，数年前在海外得到机会，拿自己的一件中国古画同另一位藏家换的这封马克思亲笔信。此次是为了支持泓盛纸杂文献专场而特别提供的，但是由于其估价高达800万元人民币，最终因无人竞拍而流标。据介绍，这是马克思手稿信札在国内的首次公开拍卖，也是全球40年来第一次拍卖马克思亲笔信。之所以会定800万元的高价，据说因为前两年欧洲古旧图书资料展中的一页马克思《资本论》手稿，当时标价250万欧元。

　　但事实上，我们通过查询有关的资料可以发现，在第三届香港国际古书展上，当时日本著名的古旧书店——雄松堂书店曾经推出过马克思笔记的手写原稿，是其完成《资本论》前写下的最后一页笔记，当时被一位藏家以37万港元购入。而在随后一年举行的第四届香港国际古书展上，则推出了马克思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资本论，当年只印刷了1000本。目录页的左面，有马克思真迹，是极少数拥有马克思亲笔签名的版本。

　　从海外市场的成交价中不难看出，信息的不对称是信札拍卖中最为主要的风险之一。特别是在这两年中，海外名人信札开始逐渐进入藏家的视野，特别是像拿破仑、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爱因斯坦等等，只要你能够想得到，在国内的拍卖市场上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真迹，有些拍卖行的拍品甚至还包括名人的毛发，并打出了收藏名人DNA的口号。由于一些国内藏家所具有的猎奇心理，这些拍品在初登国内拍场的时候，往往是表现非常强劲，在2013年中国嘉德的春拍中，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806年给其子尤金王子的亲笔信，估价6.5万至10万元人民币，成交价达到了304.75万元。而在海外的拍卖市场上，特别是苏富比和佳士得的拍卖会上，一般的拿破仑信件到十多万美元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价格，如果达到几十万美元，则算是天价了。但是在国内的拍卖市场，竟然超过了估价的30多倍，这无疑是让人咋舌的。

　　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风险，不仅在于海外市场价格的不透明，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信札存世量的不确定，也是造成投资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今年中国嘉德的春拍中，鲁迅《古小说钩沉》手稿是拍卖之前非常被看好的拍品之一，估价高达480万至520万元，但最终无人问津。鲁迅手迹一向稀少，是拍卖市场上的抢手货。而中国嘉德则在一年之内连续拍卖三件鲁迅手迹，更让市场感到担心的是，在2013春拍中，嘉德就曾经推出鲁迅手书《古小说钩沈》手稿，并有周作人题记，是兄弟合璧之作，以估价十余倍的690万元成交，创造了鲁迅手札拍卖纪录，此次的这件手稿与之相比，不仅估价低于去年的成交价，而且同样有周作人题签，甚至还比去年那件多了整整一页鲁迅的手迹，这样的精品也惨遭流标，无疑是市场担心之后再出现一件类似作品。

　　解决信息不对称要多看少买

　　名人信札的巨大收藏潜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面对着初入这个领域的藏家来说，所面临的风险也是不容小觑的。除了最为重要的真假之外，另外一个最为重要的风险就是如何解决信息的不对称。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就是要多看少买。

　　相比国内，海外对于名人信札的收藏更为系统，除了类似雄松堂书店等知名的旧书店之外，像巴黎书信手稿博物馆(Musée des Lettres et Manuscrits)等，不仅拥有大量珍贵的收藏，而且经常也会在许多大型的手稿拍卖会上出现，2012年其在法国巴黎就曾通过拍卖得到了拿破仑一世的一封私人信件，价格高达32.5万欧元。这封信是拿破仑在流放圣赫勒拿岛后，写给拉斯加斯伯爵的一封“英文信”，虽然该信只是向对方讨教一些英语语法问题，并没有透露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的心境，但仍然因为其罕见地显露了法国皇帝的英语水平。

　　除了在拍卖会上见到这些收藏机构的身影之外，在一些古旧书籍的交易会上，这些机构有时候也会带着自己的收藏参展。像香港古书展、伦敦古书展等都会有大量名人手稿出现，这也是及时了解市场定价的重要途径之一。

　　随着名人手稿的热火，不少人都拿出了以往不太所知的手稿交给拍卖行举行专场拍卖。2013年纽约邦瀚斯就举行了西安事变历史资料“海岚·里昂先生珍藏西安事变文献”的专场拍卖。全场8件拍品成交271.0125万美元，张学良亲笔信以85.45万美元拔得头筹。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拍卖之前十个小时，邦瀚斯拍卖行发布补充公告，表示“毛泽东、彭德怀联合签名书信”末签名非毛泽东、彭德怀亲笔，而是秘书代笔，这一信息对于评判此拍品的文物价值十分重要，而这在拍卖图录上并不能看到，而在今后研究信札价格时，也是非常重要的参考。从最终的拍卖情况来看，华人买家成为了主要的购买群体，其中陕西省文物总店以36万美元购得一件极为重要的史料——中国共产党手书，成交价36万美元(约合227万人民币)。

　　对于这样的专场拍卖会，藏家最需要关注的就是其来源是否权威，流传是否有序，同时也需要对于其真伪进行鉴别。虽然来自于同一位藏家的收藏确实能够显示其独特的眼光，但是毕竟是以往没有出现过的，如果衡量其价值还是存在着空白，很难判断今后会否有同类拍品出现，只有待到自己有充分把握的时候，再出手才能保证投资的安全。相比其他的艺术品，信札的唯一性决定了其未来的走势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当买家构成特别单一的时候，一旦买家的兴趣发生变化，很有可能会导致市场的供求关系发生改变，并最终使得价格发生改变。    

　　当然在信札投资中，由于知识产权问题而造成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前段时间杨绛先生叫停钱锺书先生的信札拍卖就是最好的例子。而从海外的情况来看，也有类似的情况，巴黎书信与手稿博物馆保存的一批戴高乐将军二战时期电文手稿就被巴黎最高法院判决属国家所有，要求上交政府，由国家档案馆保存。这批信札一直由当时担任戴高乐将军秘书的玛丽·泰勒兹女士保存，玛丽·泰勒兹去世后由其后人继续保存了70年之久。2010年，巴黎书信与手稿博物馆从一家公司购得这批手稿。2012年，法国文化部就此向法院提出诉讼，认为这批散落在民间的戴高乐将军的遗稿所有权应属于国家。对此，巴黎书信与手稿博物馆不予认同。而巴黎最高法院的这次判决无疑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