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拍卖场上的琵琶行题材书画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中国画家们的“琵琶行”

　　文_班班

　　2012 年11 月30 日，在香港佳士得[微博]举行的中国书画拍卖会上，傅抱石先生作品《琵琶行》经过场内外买家数轮激烈争夺后，最终以7008 万港元的高价成交，刷新了傅抱石作品全球拍卖纪录。

　　傅抱石先生曾就《琵琶行》这个题材创作过多幅画作， 多成于1944 至1945 年间。之前上拍的《琵琶行》亦拍出了当年书画拍卖会的高价。此次拍卖的这幅《琵琶行》，萧平先生作了点评：“傅抱石一生创作过多件《琵琶行》，此幅是其重要的作品。抱石变法始于上世纪40 年代初，三四年后已趋成熟。此幅作于1945 年，笔酣墨饱，气势磅礴，上下部分大量的水墨应用，烘云托月，突出画面中的人物。人物的线条用顾恺之的‘春蚕吐丝描’，造型上用陈老莲夸张的手法，着重不在于形体的局部描述，重点突出神态意态，而去写生写意。”这样精彩的点评，以及历年来的拍卖成交高价，足证傅先生的《琵琶行》是代表其艺术生命的“精品”，而非随意练习的“试验品”。

　　那么，“琵琶行”究竟是怎样一种题材？竟然能让这样一位国画大师为此“画”思如泉涌，在短短的两年内就此反复创作！其中原因，实在引人遐想。

　　翻阅中国画史，将历朝历代个体零散的创作串起来，往往会有惊人的发现，诸如各流派的兴起、发展、衰落，某一绘画技法的兴起，某个时期画家的喜好等等。当然，也有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当我们把“琵琶行”这一题材放入这一历史长河加以考量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止傅抱石先生青睐这一题材，也不止民国这一时期的画家喜爱这一题材——

　　元：张渥 《琵琶仕女》

　　高启 《白傅湓浦图》

　　明：郭诩 《琵琶行图》

　　唐寅 《琵琶行》

　　仇英 《琵琶行图》

　　李士达 《浔阳琵琶图》

　　陈焕 《琵琶行图》

　　宋旭 《白居易诗意图》

　　陆治 《琵琶行图》

　　清：吴历 《琵琶行》

　　张 《琵琶行诗意图》

　　袁江 《琵琶行诗意画》、《浔阳饯别图》

　　沈宗骞 《琵琶行图轴》

　　任预 《浔阳夜月图》

　　任颐 《琵琶行诗意图》

　　张宗苍 《白香山琵琶行诗意图》

　　近人：

　　傅抱石 《琵琶行》

　　李可染 《浔阳琵琶》

　　方人定 《琵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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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自元至明、清、民国、当代，均有画家创作，“琵琶行”原来是“必选”题材啊！上述名单中，还不乏就此题材创作多幅的画家，如方人定的《琵琶行》即为22 幅的组画。有学者亦曾就这一现象作过研究，将这些画家就琵琶行题材的创作归结了“琵琶行情结”，并认为在明清时期形成。如此多的“琵琶行”，简直就是在看似明了的画面上设了一个谜面——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愫，能让诸多才子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发生共鸣、贯通古今？

　　要解开这一谜面，须得回到“琵琶行”绘画的文学蓝本——香山居士白居易的代表作、长篇叙事诗《琵琶行》，一探究竟。

　　《琵琶行》诗前原有序，“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常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商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此序已为读者解题，此诗作于元和十一年(816 年)，作者时任江州(今九江市)司马(州刺史的副职)。据《旧唐书》记载，元和十年六月，李师道派人刺杀主持平定藩镇叛乱的宰相武元衡，时任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上书请捕贼以雪国耻，受到谗毁，贬为江州司马。在万象萧瑟的秋夜，白居易送客于湓浦口，“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正在这需要音乐伴奏的情形，江上传来琵琶声。这是怎样精彩的琵琶演奏啊，竟引得“主人忘归客不发”。“大弦(琵琶最粗的一根弦)嘈嘈急如雨，小弦(琵琶最细的一根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看到这里，想来琵琶的声音是简洁明快、生动跳跃的吧！笔锋一转，又变了“莺语”、幽咽于冰下的泉流、突然破裂的银瓶水浆迸裂、铁骑刀枪之声……作者没有局限于意象的铺陈，直接用了各种声音的比喻摹写来表现琵琶的听觉效果，明快的、幽咽的、凝绝的……读之，琵琶声犹在耳旁，声声拨动人心。在琵琶女指尖的拢、捻、抹、挑之间，琵琶乐声不断流出，如江上秋月洒下的白光，在四下寂寥的秋夜，那么醒目，那么撩动人心。秋江月夜、“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东舟西舫”、凝神聆听的主客……此情此景，早已入画。

　　琵琶女弹的曲目也耐人寻味，初是《霓裳》(即《霓裳羽衣曲》)，后为《绿腰》(本名《要》，后讹误为《绿腰》或《六幺》)。二曲皆是京城流行的曲调，为接下来琵琶女一番自述埋下伏笔。琵琶女本是长安倡女， 十三学得琵琶成， 师从穆、曹二善才(唐时称琵琶师为善才)，过着“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的生活。然而，家道急转，嫁与商人为妇。“商人重利轻离别”，日子遂变成了“去来江口守空船”。想起从前的少年事，禁不住眼泪纵横。

　　迁谪江州一年的白乐天，从繁华热闹的京城到了这偏僻之隅，眼见为湓江湿地黄芦苦竹，耳听为杜鹃啼血猿猴哀鸣。春江花朝、秋江月夜——良辰美景，取酒助兴，却只能“独倾”。琵琶女沦落的身世，便成了触发白乐天无限感慨的引子。京都长安，既是琵琶女无限欢乐幸福的少时生活的代名词，也是白居易昔日兼济天下理想实现的朝堂所在。白居易曾在《与元九书》中说道：“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这是何等的春风得意啊！为“救济人病，裨补时阕”，白居易创作了大量针砭时弊、反映百姓疾苦的讽喻诗，却也因此得罪了权贵，以至于“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被人逮着机会便落井下石，将其贬到了这黄芦苦竹丛生的浔阳城。眼前的浔阳江头(浔阳江，长江流经九江市北一段的别名)，寂寥萧瑟，远离京都，是诗人与琵琶女共同的沦落之地。京都，成了两人回不去的过往。巨大的落差、难解的惆怅使两人之间有了相同的情感，产生了强烈共鸣。任琵琶女的乐声明亮清脆，白乐天的诗作优美明快，也只能为这凄凉幽怨的色调平添对比，让听到那琵琶声或读到这《琵琶行》的读者更感到悲怆。当时，在座的诸位皆已“掩泣”。哭得最多的，便是这江州司马，诗言“江州司马青衫湿”(青是唐时文官品级最低者的服色，白居易当时官阶为从九品，故着青衫)。那被冷落、被遗弃、被贬谪、被压抑的情绪，既到不了屈原投汨罗江的悲愤，也没有李太白“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洒脱，只能用这“湿”字来宣泄。

　　中唐时期的诗人，在盛唐的巨大成就之下面露胆怯，作诗拘于盛唐旧法，发展也逐渐停滞。白居易为打破这种停滞状态，提倡“通兑”(意即简易)，降低作诗要求，改变盛唐旧法，破除诗歌创作的神秘感，开诗歌创作的新风气。这样的诗，既有盛唐诗的概括力，又使人人能懂。因此，白居易这一时期的诗作表现出通俗化倾向，而《琵琶行》便是体现这一创作变化的典型之作。唐宣宗李忱有“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之句，可见通俗易懂的《琵琶行》在当时就越出了士大夫的阶层，为俗世中人喜爱，流传极广。今天读来，我们也能做到轻松理解，若不是白乐天的诗极端通俗易懂，便是唐时口语与今日差异不大啊！

　　“通兑”的效果，白居易当年就已看到。只是，香山居士大概没有想到，让这首诗流传千年仍为人称颂、让这么多画家竞相以此为题的，竟是他那仕途挫折、天涯沦落的愁绪。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啊！这颗种子，自白居易听了那琵琶声开始发酵，一千多年来，就没有停止生长。“天涯沦落”之事时有发生，它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体验得以强化并传承下来，成为一种文化心理沉淀，积聚在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当中。有此经历或相同情感体验的中国画家们，一直在跨越时空与他相逢、共鸣，遂“取古人佳句，借其触动，易于落想，然后层层画去”(《古缘萃录》)。因此，便有了我们前面所列的画家以此为创作题材，从不同的角度绘出的一幅幅让人感动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