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拍张大千作品表现看当今中国书画收藏风尚

1.北京嘉德张大千《红拂女》 2.香港苏富比张大千《凤箫图立轴》 3.香港佳士得张大千《荷堵野趣四屏通景》 4.北京保利张大千《唐人秋猎图》 5.张大千《峨眉接引殿立轴》 6.徐建融《弥勒慈尊像》

　　作者：王永林

　　今年书画春拍，首先是5月10日北京嘉德上拍的张大千名作《红拂女》，成为了夺目的焦点，此作是大千先生工笔仕女的精绝之作，最终以7130万元成交，创出今年春季内地拍卖市场中国书画部分的首个高价。紧随其后，5月27日香港苏富比，张大千的《凤箫图立轴》，以7404万港币成交，与嘉德旗鼓相当。而第二天，5月28日前面的纪录，就都被香港佳士得所拍的张大千《荷堵野趣四屏通景》打破，此作虽是荷花，却颇有“吴带当风”之势，以8051万元成交，反超嘉德，拔得头筹。而6月2日北京保利的张大千仿古至精之作《唐人秋猎图》，又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经过20余轮竞价，最终也以4255万元成交。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件创天价的作品，都是大千先生稽古敦煌以后，力图呈现盛唐精丽画风的重要创作，由此我们的可以看出当今中国书画收藏的风尚。另外，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这四家拍卖中国书画最顶尖的公司，今年春拍成交的张大千作品，过千万的就有16件之多，所以张大千应该算是今年春拍的最大赢家，可谓独领风骚一大千。

　　在艺术品市场仍处于调整期的时候，张大千的作品仍然能有如此好的表现，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那就是什么样的画具有抗跌性、能立足市场永久不衰？什么才是成熟的收藏观？我想答案就是：能代表中国画传统经典精神的作品最具抗跌性；能正确认识中国画传统的经典精神，并以之为鉴藏指南，才算具备了成熟的收藏观。我想这种书画收藏风尚的形成，说明中国书画收藏市场是越来越走向成熟了。

　　我们再来看张大千，他是一位亦仙亦妖的传奇人物，是介于神仙与魔鬼之间的人，他的前半生妖气重于仙气，后半生则是仙气重于妖气，他一生快活似神仙，也常以自己的神通干些妖魔之事。他的画，人物清新俊逸，花鸟工写俱佳，山水早年秀润，晚年宏阔。他上法传统：工整、写意、水墨、丹青，人物、走兽、山水、花鸟，众工画壁、名家卷轴，上下千年，无所不取；外师造化：九州四方、东亚西洋，纵横万里，无所不涉；中得心源：豪迈倜傥，兼容并蓄；书画鉴藏也独步当时，不愧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美誉；但同时他又是公认的作伪高手，至今仍为人们留下重多画界遗案。但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他选对了一个方向：“不做文人画家”，而是去做如唐宋画工或院体画家那样的职业画家，画“画家画”，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创天价的作品；当然偶尔他也会玩弄笔墨，画一些“文人画”，但那也走的是赵孟頫的路子。在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画坛“文人画”、“大写意”一统天下的状态下，做出这样的选择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同时，他的挚友谢稚柳先生，也是态度坚决地“不入一笔明清”，而以晋唐宋元传统经典精神为依归，因此谢老的作品在近年来的拍场上也是屡创佳绩的。

　　值得注意的是，张大千卖得最贵的绘画作品，大多是有盛唐气象的，包括他晚年的泼彩，也是受唐人泼墨山水的启发而来。但他早年毕竟是以石涛筑基的，所以常会不能自已地受到大涤子的影响，像与《红拂女》同场以3220元拍出的张大千另一名作《峨眉接引殿立轴》，也是张大千“血战古人”的一幅佳构，拍前极受拍卖方推崇。但有趣的是，这张有着北宋人壮阔气象的《峨眉接引殿立轴》，图画下部近景的基础山石、苔点、草木却完全是石涛的手法，没卖得过《红拂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在这一点上，谢稚柳先生则不同，他的山水是从五代两宋入手的，所以其作品最迟可以看到黄公望、王蒙的影响，但几乎看不到明、清的影响，其人物画也是一样。这就可以解释，张大千为什么只说：“不做文人画家”，而谢稚柳却说：“不入一笔明清”了。

　　如果我们要想正确地认识元明清“文人画”、“大写意”与晋唐宋“画家画”之间的关系，以及流变过程，是需要花很大精力并一定要有正确的引导才行。可以说，对晋唐宋元传统经典精神的张扬，首先是张、谢两位大师不遗余力地提倡，再有谢老的夫人陈佩秋先生的接力，然后就是谢、陈的得意高足徐建融先生的努力，这在当今的学术界是公认的。徐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努力，把张、谢的观点阐述的更为透彻，更为系统，并形成体系，而且还身体力行地全身心投入到晋唐宋元“画家画”的创作实践中，以“工笔意写”的方式直承唐宋，为当代画坛树立了一个“张谢传派”的标杆。徐先生实践“工笔意写”，是为了反拨当代的有些工笔画，一味谨细、僵刻的风气，也是在恢复宋人“写生”的真意，那就是写万物之生机，因为是动态的，所以用笔要活，可以说“意写”即是“写神”。

　　历史上任何一位有成就的书画大家，其作品都是其一生阅历、学识、修养、功力、心血的结晶。张、谢两位大师，以及徐建融先生，就是在书画鉴藏方面所受到的“蒙养”，也是直追先贤的，因为他们知道收藏会给书画家带来见识上的广度，鉴定又会让你在技法的认知上更有深度，同时学术的研究上也会变得更为敏锐。比如，认识“文人画”、“大写意”风格与宋院体画风格之间的差异，虽与雅、俗这一对矛盾不尽等同，但却有着某种相对应的关系。因为，以院体精工见长的，很容易涉甜俗而无文气；以文人萧散见长的，则又容易落入粗俗而失其雅。要能各取其长来补彼短，在精工中见逸气，在萧散中见精雅，营造出珠联璧合的艺术境界，作品就既能引人入胜而又耐人寻味了。应该说，张、谢两位大师的画艺之妙，正在于此，他们是用现代人的视角，来呼应传统的经典精神，是具有历史性的高度的。当然，这也是徐建融先生之所以能成为“张谢传派”的佼佼者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如同“文人画”、“大写意”和明清绘画也有非常优秀的一面一样，张、谢的“不做文人画家”和“不入一笔明清”，也只是在当时的语境和文化氛围下的一种矫枉过正之举。其实张大千恰恰是从“文人画”上溯晋唐，谢稚柳也是由明清之际的陈老莲起步的，但正如谢老所言，他们弃“文人画”与明清，而钟情唐宋经典，是弃“沼泽”而奔“江海”。至于明清绘画、“文人画”、以及“大写意”，与晋唐宋元传统先进典范之间的比较和流变过程，以及与书画收藏的关系，这又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