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品产业链条的构造与完善

　　-本报见习记者 徐建雨

　　艺术品产业链条的构造是一个仍然称不上成熟、很难系统化和标准化的行业。其实，我们并不缺在这个行业中每一个点的专家，但是缺少对行业共通系统的打造。

　　它不仅包括画廊、拍卖、美术馆等主体机构，更包含相应的配套服务——鉴定、鉴价、确权、保险、保管与运输的规范。

　　中国艺术品走到今天，它的过程一定是从商品化、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这么一条路走下去。我们现在在中国艺术品资产化这条路还没有夯实的前提下，过度金融化和证券化，引发了艺术市场各个层次的问题。所以，我们组织艺术市场的主要力量，继续完善艺术品链条的讨论。

　　画廊需要顶层设计

　　程昕东(北京画廊协会会长)：其实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应该存在。现在回过头谈这个，就证明在现实条件下，这个问题是迫切需要来谈的。这么一个文化大国又回到了一个原点上来谈一个行业，谈一个行业里相关的所有元素。

　　现在我们来谈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了，如何整合整个产业链系统，以及面临新的问题。我认为其中第一个要解决的是我们的文化政策。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力量可以从多种层面上显现出来。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它也代表了国家的高度，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如果没有这个认识，文化的价值不可能无限地发挥出来。

　　中国几千年来从画店到画廊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只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是怎么成长的呢？是通过所有的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对艺术的一个梦想，一种理想，一种爱好，利用个人的力量，从我们的无产者到有产者中的一些微弱的积累，去完成一个很大的文化艺术梦想，不够。我们不能工商注册，所以我们没有地位，但是我们从事很多事情，又承担着国家的责任，我们做了很多全球展览。尽管我们说中国有1700多家画廊，北京有700多家，但是当全球化过程中，我们真正能够在国际舞台上把中国当代艺术推出去的时候，能够发出我们声音的时候，可能不会超过十家画廊。现在又面临着全球资本进入，为什么美国、欧洲等等这些国际大画廊可以纵横天下，因为他们背后有一个强大的金融系统，有巨大的资本市场在支持着他们，并不是他们比我们智慧。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们比我们在理想、在专业水平上，有更多的想象力。只是他们有一个点子以后，在一周之内可以调动上千万美元跟你来竞争。我们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奔向小康的时候，自然这种比赛这种竞争是没法进行下去的。

　　结果是什么？我们文化艺术很多价值，我们一些伟大艺术家的创造，就会被国际资本所垄断。谁买单呢？还是我们自己。只能花更大的价钱，在一个开放的国际市场上去买单。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困惑。

　　以诚信重建拍卖业

　　王凤海[微博](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前副秘书长)：我本人是做拍卖的，因为当时工作部门的关系，有幸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的起草以及后来相应的一些工作。曾经在很多场合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反复发表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国家在画廊这一面的缺失。作为一个艺术品的完整的资产链、行业链，画廊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恰恰今年是拍卖行业恢复发展的二十年。20年以前我们提出要做一些艺术品的拍卖，不是像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是受到了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禁止的，是不允许的。从1992年北京国际拍卖会的召开到现在的举办，到现在文物艺术品拍卖业走过了整整二十年的历程。这二十年的实践，客观上把我们中国的文化艺术品推向了世界，让它恢复了自己本来应该有的地位。

　　我们国家的拍卖业应当说到2011年为止已经走进了世界文物艺术品拍卖的首位，成为世界第一。1996年我在英国考察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一句话，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文物艺术品拍卖能够像佳士得[微博]这样就满意了。但是今年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或者说下滑。

　　完善我们的行业链，对拍卖业来说有几个重要的东西，第一是诚信的问题，有主观上的，也有客观上的。首先是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完善，不光是我们的拍卖，可能我们的画廊、银行系统、艺术品金融、信托、保险等等都面临着这么一个现实。

　　第二点是服务，这个服务指向的是政府的服务。如果我们国家政府不把自己的重点由管理转向服务的话，这个市场不会做得更好。我们政府部门喜欢设置各种门槛，规定各种条件，各种审批，如果不把这种靠管理、靠权力来管市场转为靠能力、靠水平来服务市场的话，我们文物艺术品的发展也是非常难的。

　　第三是一个专业化问题。拍卖企业看到哪个好做都挤哪个，形成了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的局面。自己能够干什么，心态放平和，就干什么。我做古代做得好，那就放弃当代，或者跟着别人学习当代；我做当代做得好，就重点去关注当代，做现当代的作品。

　　总而言之，就是信用、服务、专业化。非常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民间的积极性应该说非常得高，但是我们上层的引导服务相对欠缺。这是我们打造完整链条的一个缺憾。

　　艺术品定价权的转移路径

　　刘晨(上苑艺术家联合会秘书长)：我是上苑艺术家联合会的秘书长，同时还有一个身份是天津俊安美术馆的馆长。我过去也是做金融的，在深圳做了20年，后来到北京做艺术行业，我比较敏感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些基本数据的问题。

　　我也考察了一下关于艺术品交易定价权这样一个概念。我有一个例子，就是中国书画艺术品定价权的产生和转移，以及产生的一些影响。我个人认为，从经济学观点上来说，一个产品价格的形成，是一个价值的货币反映。价值是什么呢？它有很多，劳动者的成本，再加上土地成本，还有一些剩余价值。但是联系到以前的经验，好像艺术品是不能用这样简单的价值论来反映它的价格。后来我又感觉到西方经济学说的供求关系形成价格，我用这个套，我感觉也套不上。因为艺术品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小众的精神需求的东西。我以前是做金融的，我想可能艺术品的定价是一个金融概念，它已经脱离了生产和流通，用西方经济学已经无法再给它作出诠释。

　　另外以中国书画形成的标准来看，1949年以前，我们这些书画大师都是有润格的，当时公开在北京、上海的一些报纸上和他的画室里，甚至有些裱画行都贴出他们的润格。那时候文人有点害羞，不好意思说价格，说润格，多少钱一平尺。1949年以后，中国书画市场因为没有市场，就没有价格。但是实际上我考察，市场形成价格，它的定价权应该在东南亚一个华人圈、港澳台地区、日本，因为它们有市场有价格。我们知道像谢之柳、朱之詹他们的画是有市场的。这个价格形成是有的，但是公开性不够，透明度不高，从金融概念上来讲，标准性不够。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随着欧美两大拍卖行进入到香港以后，中国书画的拍卖就开始了。实际过去在纽约也是拍的，只不过拍到七八十年代，因为诚信问题，赝品比较多。一批当时刚刚过世的或者没有过世的画家，他们的作品是有金融性的，很公开，很标准。到了香港以后，这个定价权最后在东南亚包括亚洲市场，最后落在了香港。因为拍卖行有句行话，价高找远货。到2003年以后开始转移到北京，我考察北京是从2003年的“非典”以后延续到2007年、2008年西方的金融危机，这么短短的五六年，它的定价权基本落定在北京。然后到2010年、2011年，我个人认为是一种泛货币化和滥用定价权的一个过程。这里面当然有好有坏，2011年以后，艺术品易过亿，很多艺术品在那个时候很轻松地过亿了，这可能就有一个滥用定价权的问题。这里面有诚信的问题，过亿的艺术品里面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到底付款了没有，反正始终在糊涂当中。

　　这样一些问题很愚弄市场的参与者。我个人认为这样一个市场调整多来几次比较好一点，用市场的力量维护定价权的真实性和定价权的严肃性。嘉德原先比较愿意去起诉一些没有付款的人，但是这次好像嘉德没有出什么声音。如果一个具有行业老大地位的拍卖行在这些问题上比较含糊不清的话，也可能会影响拍卖行的信誉。我从2010年统计了一下，过亿的东西里面到底有多少水分，有没有挤干，只有拍卖行最清楚。我觉得要想艺术品和金融结合得好，结合得长久，诚信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话说到定价权的问题，我也很真心地希望不管是投资者还是拍卖行还是藏家，应该用自己的诚信来维护这来之不易的定价权的转移。

　　每个艺术家都是一个小个体户，流通这个环节，政府实际上是可以通过税收、工商这些部门做到有责任地去追溯的，不是做不到。我想对利用这个市场的下跌期来纠偏和整理、整顿这些市场，当然要用市场的力量去清理这些行为，以保证下一个发展和台阶走得更加扎实，维护定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