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质疑隋炀帝墓

　　扬州大学历史学博士李文才表示，墓志铭中的“隨”字显得有些可疑，杨忠当年被封为“隨国公”，所用的字确为“隨”字，但杨坚建国以后，觉得该字带“辶”字偏旁不吉祥，故将国号改为“隋”字。至炀帝被杀，“隋”字已经使用40余年，假设该墓系奉唐高祖诏令改葬，那么负责改葬者，不应该使用早就废弃不用的“隨”字。 鎏金铜铺首

　　学者：根据目前出土文物确定墓主为隋炀帝显草率

　　早报记者 龚菲

　　近日，扬州邗江区西湖镇司徒村曹庄一房地产项目的施工现场发现两座残损的古墓，尽管两座古墓占地分别仅为20-30平方米，但出土的一块墓志的铭文写着“隨故煬帝墓誌”让当地文物部门认定墓主身份为隋朝第二代皇帝杨广(详见早报4月15日A32版报道)。昨天，早报记者采访多位扬州学者，他们对该结论存疑，认为根据目前出土的文物就确定墓主身份为隋炀帝略显草率。

　　出土的墓志铭不符合制度

　　扬州市考古研究所在首次公布位于曹庄的两座残存的墓主为隋炀帝杨广后，当地不少学者表示质疑，其中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李文才对出土的墓志铭提出了七点疑问，他表示，根据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制度的规定，皇帝陵墓不使用墓志铭，也不立功德碑(武则天乾陵前树立“述圣纪碑”、“无字碑”为突破成例之特殊情况，原因尚在争议之中)，因为皇帝代天理物，功绩之大，无法用语言表述。皇帝陵墓使用的是“金匮玉册”，以标明其皇位的合法性，或用来记录其功绩。因此，隋炀帝墓葬出土墓志铭，乃是不符合制度的反常现象。

　　此外，李文才告诉早报记者，墓志铭中的“隨”字和“于”字也显得可疑。杨忠当年被封为“隨国公”，所用的字确为“隨”字，但杨坚建国以后，觉得该字带“辶”字偏旁不吉祥，故将国号改为“隋”字。至炀帝被杀，“隋”字已经使用40余年(隋581年建国，618年亡，共37年，再加上改葬又延迟几年，故达40年余)。假设该墓系奉唐高祖诏令改葬，那么负责改葬者，不应该使用早就废弃不用的“隨”字；而“于”字一般情况下，用作介词时，多用“於”而不用“于”，当然，这不是绝对情况。

　　其中，让李文才觉得还有可疑的地方就是，墓志铭中的大业年号，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李渊攻进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改大业年号为“义宁”，则大业十四年应该称为“义宁二年”。如果该墓系奉唐高祖诏令改葬，就应该使用“义宁”年号，而不是继续使用“大业”年号。该观点也得到扬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会委员会主任王虎华的认可：“杨广的谥号是‘煬’，这是唐朝的史臣定下的。这个谥号本身是贬义的，有去礼远众、逆天虐民、薄情寡义、离德荒国等多种含义。因此，如果此墓为隋炀帝旧臣陈棱为其改迁，那他不可能用这个谥号。但是，如果是唐朝平定江南后，于武德五年以帝礼改葬于雷塘，那年号又为何仍沿用隋朝大业年号？墓志上写着唐朝封号但年号还是隋朝的，这显然也无法解释。”

　　但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天石教授表示有墓志是正常的，隋炀帝是亡国之君，“唐朝是将隋炀帝作为治国理政的反面教材的，所以很难按照帝王的规模来埋葬。”

　　“隋炀帝”是民间通俗叫法

　　“我们还注意到，墓志铭上能够看清楚的字，分别是‘隨故煬帝墓誌’、‘流珠堂’、‘大业十……’等，其他的字则漫漶不清。墓志铭所残存的这些字，带有明显的指向性，即指向隋炀帝被杀后，草草掩埋于江都宫的‘流珠堂’等事实，仿佛就是专门为我们准备的，是为了让我们今天能够清楚地判断出这就是隋炀帝陵。”李文才表示，“出土的文物中，镶金玉带，本人没有见到；看到了网络报刊上所展示的‘铺首’(鎏金铜铺首)。我实在不明白，他们何以断定它就是皇家用物？需知，类似这样铜制鎏金铺首，在过去的官宦人家或富贵之家，都有使用。”

　　李文才告诉早报记者，墓志铭“隨故煬帝墓誌”这几个字，也有可疑之处。打开二十四史不难看到，称皇帝的谥号时，一般不会直接说“某帝”，而是说“某皇帝”，如称唐太宗时，就说“太宗文皇帝”，其中“太宗”是庙号，“文”是谥号；称唐玄宗，则说“玄宗明皇帝”，玄宗为庙号，“明”则为唐玄宗的谥号。如果该墓系奉唐高祖之命改葬，即使要刻墓志铭，也应该说“隨故煬皇帝”，而不是“隨故煬帝”，因为前者才是官方正式的叫法，“隋炀帝”只是民间通俗的叫法。

　　针对以上质疑，早报记者电话采访参加4月12日由国家文物局、江苏省文物局联合召开的考古工作专题汇报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学位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刘庆柱，他表示，扬州发现的这个墓葬虽然规模不大，但能确定墓主的身份是隋炀帝杨广。而当早报记者就“隨”字和“隋”字的正误请教刘庆柱时，他表示他正在修电脑不方便作答，请早报记者稍后致电。但此后，他的手机就处于关机状态，并未就该问题作出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