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院长：莫高窟的保护始终不够

　　(记者 冯志军 信江)在莫高窟面前一片林荫遮掩下的休闲广场上，75岁的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近日接受媒体专访。对于记者提出的“数字敦煌”、“莫高窟保护与开放”、“国际合作”以及“游客承载量研究”等问题，这位坚守于此半个世纪的老人认真而幽默的进行了解答。

　　莫高窟建“档案”

　　采访一开始，面对摄像镜头的樊锦诗首先纠正了外界提到“打造‘数字敦煌’这一说法”。她说，“数字敦煌”是一个形容词，文化不是“打”出来的，实际上是要把敦煌艺术数字化，国家规定文物单位必须“四有”：有机构、有保护范围、有标志、有档案。目前，莫高窟唯独缺少的就是数字“档案”。

　　樊锦诗说，莫高窟的“档案”是在上世纪文革过后才开始“制作”的，但当时完成的测量图和文字都是“大概值”。基本的平面示意图，简单的文字和照片记录，有的一两页纸就是一个洞窟的档案，只有一个影子，这个洞窟真正什么样子无法呈现，这有什么用啊？

　　莫高窟档案的简单与那个年代的大环境不无关系，“当时连一部像样的相机都没有，争取一个洞窟有一张照片都困难，我要求一个洞窟至少需要六张不同角度和截面的相片，如此才能全面记录洞窟。”樊锦诗说，这在当时都达不到，直到好多年以后才逐渐实现。

　　樊锦诗称将敦煌艺术数字化的初衷源于她第一次接触电脑后的“灵感”。当时，她从别人那里第一次了解到“经过电脑数字化的东西都能得到永久保存”，这让“一直思考如何建立文物保护档案问题”的她马上提起了兴趣。

　　紧接着，莫高窟文物数字档案建设就悄然开始了。虽然樊锦诗从别人那里询问能否用电脑做莫高窟保护“档案”时得到了确定答复，但当时说话的人不明白具体该怎么做，她自己则更不明白。

　　“开始为莫高窟洞窟制作数字档案的尝试比预想的还要困难，照片怎么拍？用什么灯光？用什么胶片？用什么技术手段？”樊锦诗回忆，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面临着数字化探索中一系列的难题，最困难的是无论如何尝试，拍出来的相片呈像效果还是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形”。

　　后来，敦煌研究院在自己摸索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了与海外科研机构合作。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十年左右，双方共同讨论研制了一些办法。随着科技发展，数字化和数字技术不断得到发展，并且做法越来越成熟。

　　“现在所建的数字档案不仅高清晰、色彩逼真、数值也很接近，这样的东西留下来，敦煌艺术就可以得到永久保存。”樊锦诗说，如果管得好、保护得好，敦煌艺术就能永远流传下去，可以永续利用。“莫高窟最早的“简单档案”陆续也被建成了数字化档案。”她透露。

　　“几十年来，莫高窟几代人一直在为文物保护不懈努力着，但拿出一百年前的莫高窟老相片与现在对比，发现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并且它还在‘变’。”樊锦诗指出，生态问题可以通过长时间的“养护”逐渐得到恢复，但文物的退化是不可逆转的，莫高窟的文物会在多年以后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坏”，所以要赶紧做数字化档案。

　　洞窟的承受能力好比人的胃

　　采访中，记者提出的“如何平衡莫高窟开放与保护”的问题又一次提起了樊锦诗的“兴趣”。她说，莫高窟的管理机构——敦煌研究院始终在琢磨怎样让观众更好的体验莫高窟，“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单纯的保护。为了保护，也是为了观众”。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寻找保护和旅游之间的平衡，并不像外界说的我们光知道保护，甚至过度保护。”樊锦诗解释说，比如说这个洞窟明明太小了，那就是不能开放。洞窟也有它的承受能力，这就好比胃口再好的人，最多能吃三碗饭，总不能一口气吃三十碗饭吧？

　　“这就是承受量，也就是它的极限，这个我们必须顾虑。莫高窟的保护实际上始终是不够的。”樊锦诗称。

　　作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日益激增的游客数量给莫高窟带来的保护压力越来越大。自从1979年莫高窟正式对游客开放30多年来，截至2012年底，这里已接待来自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40余万游客。根据预测，莫高窟的游客数量仍将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

　　2001年，敦煌研究院在中国内地首开先河，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进行敦煌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根据对关键参数研究和长期经验，目前最终确定其每日比较安全、合理的游客接待量为3000人。

　　樊锦诗表示，经过不断探索，敦煌研究院找出了解决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之间矛盾的思路，即改变过去敦煌艺术只能在洞窟参观的展示方式，利用数字展示技术，将敦煌艺术移至窟外展示，以求充分扩展敦煌艺术的展示空间和场所。

　　于是，一座能实施多种数字技术展示的莫高窟游客中心于2007年底获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至2014年5月正式对游客开放。樊锦诗说，通过游客中心与莫高窟“绑定”参观的模式，从而压缩游客在洞窟内的滞留时间，有效地缓解敦煌莫高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

　　届时，莫高窟的合理游客承载量由目前的单日3000人次左右提高到未来的单日最大6000人次。

　　莫高窟的保护之路

　　2014年，作为莫高窟管理机构的敦煌研究院将迎来70岁的生日。在樊锦诗看来，莫高窟实质性的保护工作是从上世纪“文革”结束后，随着与海外一些国际先进科研机构合作日益密切而逐渐“步入正轨”的。

　　樊锦诗说，解放前，当时国民政府有心做保护，但是没有力量，基本上就是“守城”，这里修一道土墙、那里建两个门，这就了不得了。解放后，虽然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但国家很重视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很快有清华、北大的专家来调查莫高窟的修复。当时，不管是加护工程还是修复，都有了一点力量。

　　樊锦诗介绍，“文革”以后，除北京的专家外，国外的专家也开始陆续到来。很多人都关注敦煌，一些来自加拿大、法国的专家来了都问“你们这么开放，不怕洞子弄坏了吗？”，他们还提到应该对莫高窟进行监测。“当时，我们也想看看人家怎么进行文物保护的”，樊说。

　　1988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官员来莫高窟调查完毕后，留下很多材料，离开时表示莫高窟保护方面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们。

　　樊锦诗说，不到两个月，美国盖蒂保护所很快就派人来调查。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自己缺钱，后来和对方合作以后发现，派来专家的工资都由海外合作方出资，并且还带来了设备，“这就相当于给我们免费打工，多好啊”。

　　“慢慢发现，对方的设备仪器确实好，并且提出一些问题，比如环境监测、崖体裂缝监测等。”樊锦诗表示，他们提出的不仅是壁画保护、环境保护，其它一些如治沙工程、保护管理等都是从那时开始的。

　　“后来，可能对方看我们对莫高窟的保护也比较认真，所以合作的很友好。”樊锦诗说，接下来，不仅他们进来，敦煌研究院也派人出去开阔视野，吸收国际先进理念，学习对方的技术、信息，尤其是人才培养，“通过一系列合作，我们就有了自己的保护管理人才”。

　　采访临近结束时，守护莫高窟半个世纪的樊锦诗笑称自己已由“敦煌的女儿”变为“敦煌老太太”了。她还谈到了自己退休后的生活，“那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我可以在上海与敦煌之间自由来往”。

　　樊锦诗最后说，莫高窟是国家的、世界的、人类的遗产，我们应该珍惜它，但珍惜它不是不让人看，因此，我们在不断探讨数字化等更多的展示方法，让观众看得懂，更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