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派建筑保护资金缺口或超百亿

　　影视明星成龙宣布将自己收藏多年的徽派古建筑捐给新加坡一所高校的新闻，为国内徽派建筑的保护敲响了警钟。人们不得不正视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徽派古建筑正饱受自然侵蚀、开发破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不断倒塌和流失。在6月8日第八个世界文化遗产日前夕，本报记者走访了安徽省泾县、黄山等地区，考察徽派建筑的现状。

　　徽派建筑的价值正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有一个共识是，保护徽派建筑，不仅仅要延续它们的寿命，还要留存与之相关的历史和文化。由于中国古建筑均为木质材料结构，这使得保护的成本高昂，也没有太多的国外经验可以借鉴，更合理、更经济的保护模式尚在探索当中。

　　查济，徽派建筑的“桃花源”

　　与查济村相似的古村落曾如繁星般密布在古徽州地界，如今却在农村建设的大潮中，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历经劫难仍然完整存留下来的查济村，成为了徽派建筑的“桃花源”。6月初，查济村笼罩在连绵的阴雨中。

　　“依山造屋、傍水结村、推窗见河、开门走桥。”卧居于黄山北部山谷中的查济村，正是依照这样的古训建造起来的。村中徽派古民居鳞次栉比，翘角飞檐连成一片，房屋间有街巷相通，三条小溪逶迤着穿村而流，横架于溪流上的石桥藤萝缠绕。

　　令村民们骄傲的是，这些建筑都是由祖先手工劳作而成，历史均已超过百年。查济村始建于唐初、兴盛于明清。明朝时期，商人查桂申在村中开基立业，修宗祠、挖河渠、建庙宇，后人以诗形容当时的繁荣程度：“十里查村九里烟，三溪汇流万户间。祠庙亭台塔影下，小桥流水杏花天。”

　　与之相似的古村落曾如繁星般密布在古徽州地界，如今却在农村建设的大潮中，以惊人的速度消失。86岁的村民翟炳炎，还保留着对消失村落的最后印象：“那时，附近大一点的村子里都是明清时的老房子，路上铺着两米宽的青石板，一直通到外村，每五里有凉亭供人休息。”多年前，翟炳炎就是沿着这些青石板路，随母亲搬迁到查济村。

　　即使是查济村，这座安徽省泾县屈指可数的保留着完整徽派建筑风貌的古村落，如今也破落了。查济村文物保护协会会长吴金生回忆：“村里有8座牌坊，‘破四旧’时都用绳子拉倒了；庙宇里的菩萨被拿出来烧光；许多石雕、木雕和砖雕都被凿子凿平；50多座祠堂拆的拆、倒的倒，如今只剩下4座。”

　　事实上，即使没有人为的破坏，自然对古建筑的侵蚀程度也不容小觑。冰雪、雨水、白蚁，都是这些老房子的天敌，若不能得到精心养护，这些木结构建筑的倒塌速度快得惊人。“比如冬天融雪，砖瓦就会开裂，雪水渗下去会导致大梁朽烂。为此，我们几乎每年都要翻瓦。”吴金生说。解放后，村里的祠堂一度由生产队接管，用作粮站，等生产队解散后，无人看管的祠堂在短短15年里面目全非，几成废墟。

　　许多民居也同样遭遇了此劫。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村民外出打工，过些年回来，发现老房子已经在风雨中摇摇欲坠，比如翟炳炎家的德公厅屋。1980年，另一个村民花了1.5万元，从翟炳炎手中买下了这座明代老宅，到2003年时，由于新主人多年不作养护，房子倒塌了半边。

　　将这些古建筑从“天灾”和“人祸”中抢救下来的，正是查济村的村民。最初，这些努力是不为人察觉的，“‘文革’的时候，村民在砖雕前砌墙，在石雕上糊黄泥，多少抢救了些下来。”1994年，是这座古村历史上的关键一年，由村民、退休教师、下放干部组成的一支10多人的队伍，自发筹集资金，整修村路、桥梁和祠堂。

　　吴金生就是这支队伍的发起人之一：“祠堂是公共财产，归县文化局管。得知我们出钱修祠堂的事情，文化局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就建议我们搞旅游，通过门票钱去反哺维修费，达到良性循环。到了1998年，查济村正式开放旅游。”

　　最初，古村旅游采取村民自治的管理模式。2001年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后，乡政府成立了景区管委会，成为了查济村旅游的管理者。事实证明，这是一条可行之路。旅游开发15年来，当地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增加了5倍，有能力定期翻修和维护自己的民居了。

　　诸多机缘，使民风淳朴的查济村，在历经劫难后仍然完整地存留了下来，为后世提供了一份徽派古建筑群的文化样本。

　　2003年，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工作的法国人于连来到查济村，并最终在这里留了下来。“这里有自然、有文化，是我梦中的桃花源。”这位年轻人这样说，正如1400年前，唐朝刺史查文熙被这片秀美山水所吸引，决意在此建村定居一样。于连花了20万元，从一个村民手中买下了一座将倾的老屋，请当地的工匠将它修复如初。这座老屋，就是翟炳炎从小生活的德公厅屋。

　　10年来，于连和翟炳炎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查济村古建筑的价值，也因为这个热衷中国文化的老外，渐渐为村民们所认识。“现在这些房子，每栋都值好几百万了。”翟炳炎带着几分骄傲说，“只是，我们再不会卖了。”

　　隐秘的流失

　　早些年，保护政策尚不完善时，大量古建筑通过民间买卖从原生地流失。

　　历史仿佛在这片山区分为两条支线各自前进：当查济村的村民们与时间争夺着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时，一公里外的包合村村民却只能无奈地目睹徽派建筑一点点流失。那里有个古建筑的交易场所：斗拱、石杵、砖雕、木料……徽派建筑的零件就堆在露天的仓库里，以隐秘的方式流向全国各地。

　　流失从上世纪中叶就开始了，最先是祠堂、庙宇这些公共财产。吴金生说：“村里的房子倒了，有人在废墟里扒拉出来点好的砖头、木料，用很便宜的价格拉走。”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徽州地区正在消失的古村落里，陆续迎来了一些陌生人，他们从村民手中买下整栋民居，在每块材料上做好标记，再将建筑拆开来，装车运走。

　　民间收藏家秦同千就是那些陌生来客中的一位，25年来，他将数百栋几近倾倒、准备拆除的旧宅“抢救性收购”，并进行迁置、修缮和重建。尽管这项工程耗费了他大量的心神和财力，但秦同千却觉得，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并不需要理由，他甚至说不清自己这么做的缘由：“就是喜欢，就是想保住它们。也许我上辈子就是个木匠。”

　　秦同千收藏的老房子，最初都是几近毁坏的旧宅，有些房子“四面墙倒了一半，人就住在房子的一角，猪养在隔壁，当中拉块塑料布隔开”。几十年来，秦同千目睹的皖南古民居，正经历着两种殊路同归的命运：有财力的村民早已拆了旧宅盖起新瓦房，而穷人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房子倒掉却无能为力。几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传统文化的瑰宝正在消亡，有村民甚至直言不讳地说秦同千“有病”：“你有啥资格指责我们拆房子？也就你们城里人喜欢看这些破石头烂木头。这老房子又暗又湿、四面透风，你来住几天试试？”

　　好在，这些年来，随着古建筑的价值被越来越多人所认可，秦同千不再孤独，他也结识了许多收藏老建筑的同行者。也有人从中嗅出了商机，土生土长的泾县人肖军(化名)，从2005年开始做古建筑买卖，他挺自得于自己的眼光：“垫柱子的老石杵，七八年前收一对儿只要几百元，现在能卖到十几万。千余平米的明清老宅，顶天几十万收下来，转手至少200万。”

　　尽管近几年来，安徽省屡屡出台条例禁止徽派建筑的买卖和搬迁，但肖军凭着自己的人脉，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做我们这一行的，首先不能去碰文物，碰文物那就是找死。对没有划为文物的民居，我们和村民谈好价格，就开始从乡到省，逐级申请易地迁移保护的批文。拿齐政府批文后，我们提供拆迁队和运输车，让村民自己拆，拆完了送来给我们。”

　　在肖军看来，这套程序“滴水不漏、合理合法”：“前年我们还拆过一个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被人举报了，电视台搞了我们好几个月，结果查下来，程序合法，生意照做。”

　　事实上，对秦同千和肖军们的到访，大部分村民表示欢迎，有人还放鞭炮“请祖宗”：“老祖宗，你的房子眼看要折在我手里啦，现在我给它找了个好人家，房子去了他们那儿，至少不会倒。”肖军还觉得，自己才是保护徽派建筑的功臣：“被划为文物保护的徽派建筑才多少？要不是有我这样的人，多少房子等不到政府出资保护就塌光了。”

　　甚至连政府也很难为这种民间买卖的行为划出底线。黄山市文物局局长胡荣荪承认，民间买卖在客观上保护了古建筑：“早些年政策尚不完善时，流失建筑的比例大约是千分之几，和原地倒塌的比起来算是极少数了。”尽管对易地保护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但是，从10年前起，黄山市就对古建筑迁移做了严格限制，因为“一旦撤离原址，其去向就难以控制，与建筑共生的文化也容易随之流失”。

　　如今，秦同千感觉到自己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使命：“那么多房子在我手上，总不能让它们藏在仓库里，永远不见天日吧。”从2006年起，秦同千一边从民间搜寻工匠恢复建筑，一边为它们寻找落脚处。徽州民居最讲究山水灵气，“无山无水不成居”，秦同千也恭谨遵照着这条古训，最终，他选中了绍兴会稽的一处临溪山地，这里将成为这些古建筑重现生机之地。

　　肖军承认，这几年房子越来越难拆，做起买卖来也“心惊胆战”：“政府保护力度大了，村民们也觉得自家房子值钱了，不太乐意卖。”最近，听说泾县启动了文化园的项目，肖军打算把之前收来的60多套古建筑一并卖给文化园，“和政府做生意心安些，而且也算是给这些房子找了个好归宿”。

　　困难重重的保护

　　若要将徽州地区尚存的民居“一网打尽”地保护起来，资金缺口可能超过百亿。在少有工业支持的皖南地区，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古建筑保护的巨额费用。

　　鼎盛于明清时期的徽派建筑，缘起于徽州地区的重商之风，一代代的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走出一条遍及全国的贸易路线，甚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

　　贾而好儒的徽商，发迹后往往热衷于在老家大兴土木，“盛馆舍以广招宾客，扩祠宇以敬宗睦族，筑牌坊以传世显荣”。他们既造就了辉煌的徽派建筑文化，也埋下了盛极而衰的种子——由于内心依然推崇以学入仕、落叶归根，开拓精神不强，称雄明清商界400余年的徽州商帮，渐渐泯灭了活力，在清道光年间后逐渐趋于没落，以至消亡。惟有那一栋栋雕琢精美、风雅依然的古建筑，证明着那段曾经存在过的辉煌历史。

　　徽州商帮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的数据显示，在现存徽派建筑最集中的安徽省黄山市，共有不可移动的文物8032处，其中古民居7157幢。

　　然而，在少有工业支持的皖南地区，政府有限的财政收入难以支撑古建筑保护的巨额费用，这也使保护措施的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举步维艰。

　　2009年，黄山市开展了一项在古建筑保护方面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百村千幢”工程。这不仅是政府首次由点入面，将保护范围从零星的名胜古迹扩大到普通民居，它还采用了一种颠覆传统的保护方式——将徽派建筑“市场化”。

　　“百村千幢”工程计划总投入60亿元，对黄山地区101个古村落、1065幢古民居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这项工程计划在2014年完成验收，届时，“黄山地区的百座村庄、千栋民居将得到全面维修，恢复徽派建筑的整体风貌”。

　　目前，已投入的47亿元资金中，有70%的资金来自社会各界。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谁来承担维修责任，谁就享受开发的利益”。胡荣荪说，这种新兴的保护方式被称为“活态开发”，也是向国外取经得来的，“我们的共识是，一定要改变过去‘维修-关门-再维修’的方式，把古建筑在新时代中利用起来，倡导人们在古村中开酒吧、客栈和乡村会所，带动旅游、提升效益，将古建筑保护带上良性道路。”

　　不过，即使是这项“飞跃性”的工程，也不可能涵盖徽州地区所有的古村落。那些建筑，连同与之相连的历史和文化，每时每刻都在倒塌、消亡。在向有雕刻、绘画传统的徽州民间，有能力修补徽派建筑上砖雕、石雕和木雕的手工艺人越来越少。吴金生说：“你不能说这项工艺失传了，但是查济村里面做这个的人已经很少了，学起来很困难、时间又长，市场对这种手艺的需求又不大，年轻人谁愿意学呢？”

　　在秦同千的古建筑复原工地上，200多个工人的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他曾聘用过古建筑修复专业的大学生，结果一年后几乎全跑光了，年轻人直言自己受不了“和老头子一块儿住集体宿舍、没有网络和娱乐、每天翻旧书”的生活，宁可去城市里打工。唯一留下来的小伙子叫小马，和同龄人相比，他多了些“远离实际的浪漫情怀”，尽管修补古建筑的工作枯燥而孤独，但小马说：“想到自己摩挲、雕琢过的那些材料，渐渐拼出了这些恢弘的古建筑，我心里特别骄傲。”

　　在秦同千的修复工程中，人工、材料加上防蛀等费用，一栋百余平方米的建筑，维修成本要超过100万元。根据胡荣荪的粗略估算，若要把徽州地区尚存的民居“一网打尽”地保护起来，资金缺口可能超过百亿。

　　如此巨大的人力财力，是否值得耗费在保护古建筑上？尽管立场不一、方式不同，但这些人的回答却是一致的：“再困难也要守下去，我们总得给子孙后代留下点东西。”

　　故乡应犹在

　　人类不计代价地守护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希望不管走得多远，在我们身后，故乡永远都在那里”。

　　在歙县渔粱村，我们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他叫巴雨，是清代篆刻大家巴慰祖的嫡系后裔。15年前，巴雨带着在珠海闯荡积攒下来的全部资本回到了家乡，将破烂不堪的巴氏故居买了下来，并将它修建成了巴慰祖博物馆，它是全国唯一一个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遗产奖提名的名人故居。

　　在众多徽派建筑的民间保护者中，巴雨投入的资金、保护的规模都算不上最大，但歙县文物保护局局长王国辉依然愿意将他看成一个“在这条道路上最纯粹、最执著、走得最远的人”。当徽派建筑大量倒塌、消亡，或至少被“商业化”的当下，巴雨就像是一个家族的文化托孤者，守护着徽州文化遗产的一条分支。

　　巴雨是巴慰祖的第十三代后裔，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在祖宅中生活到17岁——这正是巴氏后人最没落的一段时光：家中的每个房间都住着一房亲戚，屋梁陈腐、院墙倾圮，每逢雨天，雨水从屋檐渗进阁楼，再从阁楼滴到地上。巴雨就在这滴滴答答的雨水声里，倾听奶奶讲述祖先的荣光事迹，并下定决心总有一日要将这栋房子修好。

　　在巴雨离家去珠海闯荡的那些年头，他常常寄钱回家，让老家的亲戚用这些钱来修房子。但每次回来，钱用完了，房子却没有修。1998年，巴雨回到老家，从亲戚们手中买下祖宅。同一年，他开始着手修建老房子，并将其改造成私人博物馆。

　　史料记载，以盐商起家的巴氏，传至巴慰祖时家道已经中衰，巴慰祖晚年“卖其碑刻尚三千余”，其本人仅有的数件遗印均散落于沪浙。因此，巴雨在修复祖宅的同时，还四处奔波，搜罗展品。如今，博物馆中已收集了400多枚印章，其中大半是巴雨扩大祖宅池塘的时候挖出来的。

　　“这座宅子似是通达人情。”巴雨说。他不仅掘出了祖先埋在池底的印章，还在阁楼中找到了几十卷百年未见天日的古画，而家中亲戚吃饭垫桌的一块木板，翻过来后发现竟是乾隆皇帝赐予巴慰祖的“星璨南天”匾额。如今，巴慰祖博物馆中的展品，隐然有当年“究极精美、罗列左右、入室粲然”的规模。

　　然而，这个巴氏后人已经老了，他用“精疲力尽”来形容自己的现状：“为了这个博物馆，我几乎将一生的积蓄耗费殆尽，最困难的时候，我把自己在珠海的房子也卖掉了。”15年来，巴雨为维持博物馆的运转，自掏腰包上千万元，他得到的有形回报加起来，仅仅是每年6万元的旅游分成。他甚至一度找不到这座博物馆的传人：“本来想让儿子继承的，但他不喜欢，学了不相干的专业，还去了北京工作。”

　　直到今年，巴雨的小姨子胡明玉听说了这件事后，找到姐夫，表示自己愿意做博物馆的接班人。她将成为这座价值数千万元的博物馆的新主人，并同时承担起每年十几万元的维护、管理费用。更令巴雨高兴的是，年过三十的儿子突然“想通了”，辞去了工作，决心回来陪小姨一起继承这份“家族重担”。

　　卸去重任的巴雨，终于可以过上自在的晚年生活。在皖南暮春的细雨中，他穷尽毕生积蓄保护的这栋祖宅，泛出温润而古老的气息。正如巴雨所说，人类不计代价地守护这些文化遗产的价值在于，“希望不管走得多远，在我们身后，故乡永远都在那里”。

　　记者 张小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