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城之死：一览北方古玩城

　　古玩城之死

　　编辑：崔珂

　　钱钟书先生《围城》有言：“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

　　同喻“围城”，东西言论皆有差，套用到艺术品交易的重要场所——古玩城，南北现象亦有别。北望京城，南观沪上。

　　古玩城围进收藏之百态，浓缩一方之市井，万千之欢愁。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一览北方古玩城

　　文_陈湘鹏

　　北京古玩城上午十点准时营业。A、B两座装饰着古典元素的大楼对峙于东三环两侧。东三环向北伸入北京CBD中心，与国贸咫尺之遥。这也象征着古玩文化和现代商业的密切关联。一上午这里的停车位上空空荡荡，只有几个戴着红色袖标的保安，围着大楼转圈。十二点以前，进入大楼的顾客不超过十五个人。三个貌似旅游者的女孩，一个来自阿富汗的玉石商人，一对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在挨家兜售古玩，一个神情迷惘的斜挎书包的男子，以及四个闲逛着的福建人和一个坐在休息凳上的藏族僧侣，这些人共同之处是什么也没买。

　　北京古玩城的上级单位是首都旅游集团，这是一家涵盖餐饮、酒店、交通、旅行社的综合性国有企业。大楼一层的柜台摆放着旅游纪念品：翡翠、玉石、珍珠项链……柜台上有一块铜牌标示着：消费者可以向商家索取鉴定证书。

　　二层商铺展示了古玩世界的林林总总：铜器、玉器、瓷器、书画、古董钟……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像、少数民族的服装、马鞍、家具。只有很少的货品用贴纸标有价格。

　　三层店铺中有几家文物公司、几家海外回流文物交易中心、代售机构和古玩城的办公室，一派机关气息。四层显得更阴郁些，缺少招揽生意的热络，连装修都显得有些乏味。从楼上往下看，电梯安静地运行着，上面没有人。商铺名字和牌匾充满祥瑞之气，但店主们只是在喝茶、打扑克、上网。不到玻璃天窗上的颜色发暗，一天的经营就已结束，店主早已鱼贯而出。

　　这景象已经重复了一年多。

　　北京古玩城南侧，有一幢气势更宏伟的天雅古玩城，西北是潘家园古玩市场。这一路上还有三处新挖的工地，都是正在建设中的古玩城。亮马国际古玩城2012年10月迁了新址，自去年10月到今年3月，众多商铺一笔交易都没有，这一现象正在业界引起恐慌。尽管交了一年房租，有些商户仍割肉离场，每月1万的租金和装修一新的铺面被抛在那里。

　　李广琪躺在10平米的小店里，被感冒折磨得有些疲倦。他突然对谈话中使用的一个夸张词汇发生了兴趣。“你说的那个词是什么，血洗古玩城？对，就是血洗古玩城。”近5年来，古玩城项目在全国四处开花。福建、大连、湖南、西安都刷新了记录，每年都有更大规模的古玩市场在豪华地段落成。“伴随着古玩城项目进入鼎盛时期，古玩行当已经玩完。”李广琪说，“这里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这个判断来自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而更多人认为这个市场蓬勃向上，罔顾业内弥漫的悲观论调，大搞重复建设，这就像围城！李广琪是古玩城“老八家”之一，在北京古玩城30年浪淘沙里留下的最后一家。2008年《雾里看花》剧组请他当顾问，帮助创作者认识古玩行业的内幕。但这一次，他自己也在“雾里看花”，看现实剧情会走向何处。

　　1.劲松旅馆

　　当代中国古玩市场有其明确的起点可循——文化大革命。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掀起了破坏传统文化的运动。大规模、长时间、毫无阻拦的破坏，对两千年的文物发动了灭绝性的打击。10年之后，这个古国变成了一个极其苍白乏味的土地。文物市场是零。一些社会边缘人盘踞于城市一角，兜着瓷器碎片，尽管这看起来是一堆破烂，但他们执着于它们的出处、工艺和历史，并推动这些碎片发展成文化复苏的力量。中华大历史的物质形态，赋予这些碎片以一股动力，开始互相寻找。

　　劲松旧货市场里聚集了马未都、李广琪、刘化北这些初中小学文化程度的社会边缘人。李广琪回忆道，“当时在院子里弄了点铁皮房，一家二、三百块一个月，来经营这些旧货。”这种举动是和社会潮流完全相反的。人们对古玩仍然避之不及，马未都也深有独步江湖的感慨，那是“在电影散场的时候，我开始进电影院了”的状态，“所有的人都往外走的时候，我一个人往里走，就显得特别不合群。”

　　佛像是四旧，全部拉到铜厂化成铜，瓷器都砸了，字画也都烧了。因而市场上木器、家具多一些，瓷器、铜佛像几乎都是零。

　　30年前的劲松旧货市场，是保障社会再就业的一个小田地，并未有规划，社会上既没有货源，也没有顾客，更无法形成商品价格体系。起步时期的混乱可想而知——“大家见什么都比较新，见什么都可以买。”有一天，一个老外在市场里转悠，看到人们烧的煤炉子，把乏煤捡出来，换上新煤，火苗扑扑地窜出来。他觉得新奇，开了一百美元的稀世高价。

　　从1987年到1997年，中国社会对文化审美的渴望，就像慢热的水流，逐渐突破了表层的坚冰，形成了新气候。9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稳定的市场，继木器家具后，出现了瓷器和铜器。一些货源来自国外回流的文物，另一些来自市场转型中的进出口公司、国有企业和文物商店。1980年前后，港、台的藏家在内地能够呼风唤雨，给刘化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家拿出200万砸古玩，200万在大陆那是相当值钱了。咱们60元卖给人家，人家出价300元买了，还觉得便宜。”

　　台湾对中国文化的继承线索完整，而且有现代收藏观念。300元买下60元的瓷器，今天来看并非厚道，而是懂行和周到。从台湾的角度看，整个中国就是“可捡之漏”，被破坏的文物市场和落后的经济局面空间巨大、动力强劲。这股复苏力量，迅速把一个市场从地下挖掘了出来。

　　2.潘家园崛起

　　1992年，潘家园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初期的100个摊位，摆着自行车座、自行车车把、缝纫机头、小竹椅和少量的字画。潘家园市场日后的名声与规模，得益于附近的一个廉价旅馆：劲松旅馆。劲松旅馆表面简陋，内部有一批战时建造的防空洞，一晚上10元的价格，吸引了外省的商贩。这些人白天把“货”摊在床上，坐等顾客光临，晚上收入纸箱，塞进床底。这些来自各省的普通农民，从农村半买半送收来了瓶瓶罐罐、老钱和铜器，拿到北京换了钱，形成了文物交易的初级意识，逐渐成为走乡串户的特殊职业者。劲松旅馆与潘家园市场联手打破瓶颈，使得中国文物市场中的“货源”问题得到解决，盗墓者开始在全国留下他们的影子。

　　盗墓大军是一支支流窜在平原上、传递着危险而价值连城的讯息的小团队。他们传习着一套寻找宝藏的技艺：在县志里寻找望族，依据风水和土质知识，在乡野里寻找古墓。1998年，劲松旅馆里一个熟练的盗墓人“一个坑下来，就落了一千来万”。金钱推动这支力量蚕食地下财富，河南、陕西、山东、安徽等地全村村民都吃了盗墓饭，出现了“盗墓经济”。民间文物学者吴树先生推断：30年里，盗墓大军发展了约10万人；被盗掘、基建私分境内古墓约200万座以上。至此，中国考古界得到一个定律“十墓九空”。

　　盗墓者启动了市场，充实着文物货源，并促进当代文物市场第一拨繁荣。但他们是怀揣贪念而来，未有远见和规划，很快，经济利益超越了农民盗墓者的目标，把文物市场带入了现代化阶段。

　　3.景德镇复兴

　　1997年，文物市场与中国制造业的兴起相遇。个人、作坊、乡镇企业增添了市场所需的制造能力，文物市场同样如此，它接下了“十墓九空”导致的货源枯竭的挑战。与沿海城市仿造名牌服装和皮鞋并肩，乡村作坊开始仿造历代古玩。景德镇得名于宋朝，在这个新时期，景德镇重显价值，替代潘家园成了古玩界的首都。

　　50年代，景德镇瓷器烧制历经柴窑、煤窑、气窑、电窑数次改变，90年代以气窑和电窑为主。相比过去10%~30%的烧成率，现在的烧制技术已经稳定很多。小至破碎的瓷片，大至完整的瓷品，经过做旧技术，可以再现宋、元、明、清乃至任何朝代的瓷品。除了制作技术的稳步提高，工业化还意味着从制作到贩卖，景德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数量庞大的中低档仿品由商贩运到全国古玩市场。高仿品流向新兴的收藏者群体，或者经过直接管道送往拍卖行。拍出后，高仿者、中间人、投资者三方分成。技艺最精的仿造大师，甚至能分到一半利润。

　　1991年李广琪在景德镇开办的小作坊，经过苦心孤诣，声意日隆。1996年，李广琪复制出中国清代景德镇炉钧釉的生产技术。1996年，他发表30多项陶瓷生产研发技术论文，破解了古陶瓷领域多项技术难题。坊间盛传李广琪的高仿瓷，与老货难辨真假。

　　90年代的文物市场，是景德镇高仿瓷器的天空，昔日和新制的赝品，既登上了国际拍卖会的舞台，又夹带在海外文物中回流，出现在国内拍卖市场。

　　李广琪为正视听，在2000年召开了一个个人专场拍卖会，把自己的高仿瓷都曝了光——“我卖的东西，不会误导他，如果有人认为是老的，我会告诉他是新的。”

　　景德镇不断提高仿制古瓷的技艺，却恪守它的原则，与以假充真保持着距离。一方面，专业分工使它倾向于赚取制作费用；另一方面，一旦生产力释放出来，古玩价值的重心就慢慢向“软件”倾斜：它被做成什么不重要，说它是什么才重要。景德镇的原则变成了包袱，于是景德镇脱离了利益链的核心。

　　景德镇这一悠远而卓著的瓷器品牌，在吸金10年间，流于庸俗泛滥。

　　4.古玩城悖论

　　2000年，古玩城地产经济在全国铺开。北京古玩城、天雅古玩城、亮马古玩城在北京三足鼎立。古玩城的势头建立在景德镇的仿制潮上，古玩城的文物数量大增，各种品类的价值都在降格，高仿品数量增多就沦为中档仿品的价格，中档仿品沦为工艺品，工艺品沦为旅游纪念品。纪念品则毫无地方特色，青岛海边的纪念品，与甘肃旅游区的纪念品都产自温州。尽管古玩城有一定标准以区别文物、旧货、工艺品和艺术品，但鉴别系统全面失灵。

　　20年来，李广琪一直在做高仿复制品，在圈内名声很大，但心中一直很纠结，“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如果没有人去继承这些古老的文化技艺，这支重要的文化传承就会断。但经营不可以有欺诈的行为，有了就变味了。”在李广琪的店里，一只色泽透亮的青色瓷瓶标价为7000元。“朋友到我这来买东西，我都讲得很清楚，你觉得好看，你就当一个艺术品去买，去欣赏中国文化里的美。”

　　北京古玩城大门前镂刻着《行规民约》，业界相约经营中不诱导，不误导，介绍商品要实事求是，不以次充好，不以假乱真。2004年，吴树开始调查中国古玩市场，在采访大量第一手资料后，他写出了《谁在收藏中国》、《谁在拍卖中国》和《谁在忽悠中国》等“文物黑皮书”系列，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个市场，那就是：95%的人用95%的钱买了95%的赝品。

　　这是2000年到2005年的黄金五年，是假货造就了30年古玩行当的巅峰。古玩的趣味，淹没其中，无法打捞。全国总共建造了千座古玩城。洗脚城、歌舞厅、餐馆都转型成古玩城，金融资本也迅即到来。

　　在金融资本扫荡一切之前，我们得谈谈古玩业的文化。

　　造假，是现代商业的一宗罪过，在古玩行当里却是可以宽容的，这个行当有非常独特的传统。实际上，真假之学是古玩的恒久乐趣。真与假，使古玩的价值处于两种极端，为这个文人气的爱好增添了一丝血腥。业内引以为逸事的“捡漏”和“打眼”，挑逗着所有玩家的神经。知识、运气、赌性合力促成了市场的活力。这既充斥了古玩文化，也构成了古玩法律。北京古玩城副总经理赵亮说：“约束古玩城的是行规民约，如果古玩城交易双方发生纠纷，比如顾客认为这是假货，需要交协会调解。”但他承认，交易双方仍不认可，唯一的约束就是惯例，按惯例古玩交易是不能退货的。“这个行当不会有一个最高仲裁机构。”这个年轻的管理者笑笑，做了个“由他去吧”的手势，他深知这种表面风雅的古玩买卖内含腥风血雨。

　　5.生死买卖

　　景圆堂位于北京古玩城二层一块显著位置，景圆堂的前任经理，做过北京六十三中的语文老师，也是老革命。事情发生在1997年，老先生甩出28万买了三块翡翠的小插瓶。翡翠上雕着福禄寿，用红木镶起来，煞是漂亮。

　　翡翠有A货、B货和C货三个档次——A货是天然的翡翠；B货对杂质进行了人工清除；C货属于人工上色。75岁的老先生，对到手的宝贝仔细揣摩，半夜里拿着湿毛巾蘸硫酸进行擦洗。一洗，颜色就褪了。古玩城营业时间结束后，老先生也不走，关上门自己品味。五六天里店铺再没开门。儿子从外地赶回，才发现他爸爸没了。

　　买了卖，卖了买，买对了就赚，买错了就赔。刘化北从1991年起，在亮马古玩城当学徒，耳闻目睹古玩城里的人非物是。2003年，刘化北自己接下景圆堂，蹚入了深水。古玩店铺老板之间经常相互走动，五马换六羊，换一些新奇。一家店里的东西引起了刘化北的兴趣，两人寒暄之间，刘化北发现店主很实在，“老货就说是老货，新货就说是新货。”刘化北要离开的时候，回头问了一件东西。店主回答“你别买了，那是新的。”刘化北说，“既然说是新的，我就喜欢这个新的，你出个价吧。”古玩行当里，话出了口收不回来。“你给我一杆，我上去了，” 刘化北说，“卖多了钱，你说他黑，卖少了他不舒服，他卖给别人能卖个高价。”刘化北以新货的价钱买下宝贝。货是下午2点成交的，老板在夜里3点时气死了。

　　“古玩买卖是什么，买死人卖死人。就是说买一件货买着漏了，能把人家给买死，卖一件货，也能把人家给卖死。”如今刘化北打算拂袖而去，脱离古玩城的江湖，在网络上传播古玩知识。

　　古玩鉴别综合了历史、文化、工艺技术和化学知识，理论之外有深厚的市场经验在起作用。马未都称，有些鉴定不是看出来的，是听出来的。有些东西突然出现在市场上，用肉眼鉴别非常困难。但资深的业内人知道从哪里打听，“把景德镇的人问一圈。要是说谁前阵子一直在攻关呢，你就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

　　北京古玩城老板们和理论派分成两个阵营。“专家写的书，代表死的知识，书上记载的第5、6条，实际上涉及第20条，它根本就没有论述到那个特点。”刘化北说。但如果当了店铺老板，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你只有学好了。你拿的是金钱、面子甚至性命去学。“你不学好古玩，天天有轰炸机来炸你，门口天天有人问你，收货不收货，你开店你是不是做买卖？他来卖货你不敢买，说明你没能耐，这叫开着轰炸机轰你。”

　　20年来，刘化北从学徒到老板，天天挨轰炸机轰。“这东西值5000块，人家要2000块，让你挣3000块，你买不买？你买了，没准儿2000块变成200块，没准儿又赚3000块。你必须懂。”

　　古玩城里的店老板们面子事大。买错了不但赔钱还要挨骂。“你卖错了东西，不但顾客骂，古玩城里老板也骂，那孙子把人家蒙了。”

　　“在这种骂声当中，必须把眼力练好。你没钱，买不起一件货，不丢人，人家不笑话你，你知道东西好，我可以借你钱，钱不是重要的，重要是你有没有那个眼力劲儿。”20年从业，刘化北对这个行业点评道：古玩这个行业本不是正当的行业，买死人卖死人，个中有最奸的奸商。实际上这个行业自有他的道德和原则在里面，它的行话和行规、做人和做事，更像一个古老的江湖。行里人恪守惯例，买错都不退换，慢慢就知道，真的玩家玩的是名、德、品，而不是利。

　　6.一桌古玩饭

　　按照刘化北的划分，古玩行里有七个等级：第一级是从鉴宝娱乐节目里培养出的初级爱好者；第二级是有购买能力的新兴买家；三是以此为业的投资者；四是开店为主的业内人；五是重视道义的百年老店和信誉玩家；六是领域里有说一不二的威信古玩虫；七是极为认真把古玩玩酸了的文化人。鲁迅、沈从文、邓拓可入第七层境界，以后这一层次几近消失。古玩投机主义、景德镇经济、古玩城经济和收藏娱乐化的倾向，与媒体鼓吹合奏，催生了2000年后的全民收藏时代，使得一二层次的爱好者，如潮水涌现。而真正吃古玩饭的第四层人，裹挟在其中，立足越来越艰难。刘化北推算，“全国的古玩市场，大约能维持到300个正经古玩店，这桌饭也就300人有饭吃。”

　　然而现有的古玩店约7000万，整个市场参与者达到2亿。300个人的饭，接待了2亿人。“这300人都是什么人呢？都是50、60岁的，比较老实，更不愿意说话的。”刘化北说，“甚至你骂他，他就说有可能我看错了。都是这样的人。”

　　他们是1980年到2000年开店的老商户。那时卖货的2、3百人，买货的不过2、3千人，还有国外的百八十人，组成了古玩城最真实的市场。如今，市场膨胀到了2亿人，进行着逆向淘汰，劣币驱逐良币。老货退出，老店关门，老人也正从市场中消失。有些人已经死了，有些人干脆扔了这行。 

　　古玩城现在变成了工艺品市场。刘化北感慨，现在拿着10块20块，也花不出去了，压根不值得花。

　　江湖已经变了，炒作引领潮流。如今这桌饭上吃得最香的是那些专家。他们身后是中国社会一个狂躁、不受约束的现代力量——投机资本。

　　7.资本入侵

　　如今，游客在北京古玩城里爬两层，会深感沮丧，琳琅满目的古玩价格不菲，还有些连价格也讳莫如深。古玩界的水浑，使交易令人生畏。大家走走看看，然后空手离开。真正的交易早已不在这里。

　　就在刘化北觉得十块钱都花不出去的时候，中国收藏界进入了亿元时代。2005年，“鬼谷子下山”元青花大罐的成交价为2.3亿元。2005年以来，海南黄花梨、金丝楠家具、和田玉和翡翠、景泰蓝、瓷器、中国书画轮番飙升。2010年，这一局面到了沸点：一方清乾隆帝御宝题诗“太上皇帝”白玉圆玺被拍到8500万港元；一件清乾隆御制紫檀雕云龙纹宝座被拍得6400万元；吴冠中的《狮子林》以1.15亿元成交；徐悲鸿的写实巨制《巴人汲水图》以1.53亿元落槌；一只乾隆粉彩镂空转心瓶以5.5亿元人民币成交。

　　这非古玩的凯歌，这是人民币的传奇！

　　投机资本有迹可循，它炒作猪肉、大蒜、房地产……资本侵入古玩市场，则是在不动声色的情况下开局的。2005年后的北京古玩城，开始发生质变。三四层的一些店铺，表面上看去只是乏味和阴郁，游客们与之擦肩而过，其实那里裹藏着可怕的野心和灾祸。

　　“2005年以前大家都是做生意的。”李广琪说，“2005年以后，就进入很多的歪门邪道的事了。”

　　古玩城的老商户善于观察。四楼的背后是省级干部、市级干部、各种“现太爷”。他们感觉这事复杂了。“你又不能不让他在这儿干，他是合法经营，他随便找个什么侄子起个帐就可以干。”古玩城二层的陈老说，“这些人来钱了，他既不敢搁银行，他也不敢搁家里，他得想办法把这钱洗干净。怎么办？最快的就是倒手个古玩。 我这一举牌，就是几百万、几千万、上亿……几件货就把东西洗干净了，这钱就成了理所应当的收入，这是做古玩生意挣的。”陈老也是从劲松玩到今天的老店家。如今店里只剩下一幅画和几块石头，看得出主人已经无心打理。

　　洗钱业给古玩城带来了“贵人”，市场租金一年一个价。2005年后，古玩城的厕所都改成了商铺，一层楼四个厕所，改成两层楼一个厕所。主体楼通风道都架起了钢梁改成商铺。四楼的阴影笼罩了二楼，正经的古玩生意都吃不消了。李广琪迁离北京古玩城，刘化北淡出景圆堂，陈老什么货也不进了，“我就在等死。”古玩城一进一退。

　　业内留下的空白，给投机资本腾开了空间，热钱操纵着媒体和专家，送上了全民收藏的大戏。鉴宝节目制造的初级爱好者和富裕的新兴买家，源源不断进入围城。古玩界还迅速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国宝帮”。他们认为“地摊上80%都是真品”“汉玉凳是稀世珍宝”“明代司礼太监青花热水瓶是难得的明代永乐青花”，“北京台一槌定音王刚砸的全是真品其中30%是精品”。总之“遍地都是宝”。国宝帮自称，这种腔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古玩市场的批评不利于盛世收藏的发展大局。其实是这些“老哥”自己购买了大量假货，这些言论能够帮他们把接力棒传下去。股市上称之为“博傻”，全民收藏就像是“诱多”。

　　国宝帮的论调比较低级，只是古玩城里开了锅的嘈杂声的一支。眼下的争论从道德、法律、学术、权力、制度和各种具体问题上全面展开，有吴树这种学者，有古玩城的店主和把持前台的专家。

　　2010年这片风雅市场上，对决着无尽的口水战。专家骂专家的情节精彩入胜，话语权的巧取豪夺已非古玩城这个小世界所能窥见。

　　尾声：

　　“现在这个古玩艺术品市场何去何从，要有个三五年的洗牌，这个洗的过程，真的是血洗。”李广琪说，“现在这个店，一个月都卖不了一件货，钱全扔了，每家店都是这样。”

　　“你在这干一个月，都不如出去打工。你打工一个月可能挣3000，你在这儿耗一个月，搭时间、搭精力、搭人力物力，最后还得把钱砸进去。”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不干这个干什么呀。”

　　刘化北在网上看到古玩爱好者的QQ群，就加进去了。群里有好多年轻人，他觉得挺高兴，想接触接触古玩里这些新鲜血液。聊了几天，他就发现，他一说实话就挨骂。有人买了一只玉碗，下面落着乾隆官窑字样，他忍不住说了一句实话，就被骂了将近3个月。刘化北一分钟打15个字，骂不过他。自个儿也建个QQ群，主张聊古玩交朋友，群里人慢慢多了起来。有人提议，刘老师何不在此传播一些古玩知识。这就是刘化北现在每天10个小时泡在网上讲古玩的缘由，行里有古玩知识不外传的传统，这些古玩城的老规矩正在被现代社会全面瓦解。

　　古玩城的常客里，有一个新疆的“老警察”。他买了大约7个亿的假货，有时候这是无所谓的。不时就有人来找他，“老马，我这个工厂要批一个地，你看有没有人……听说你有古玩爱好，收藏了很多古玩……多少钱？200万，行，给你500万不用找了。”

　　湖北古玩城一家店主，十来万卖掉一个瓷器。顾客拿去后，找人鉴定，鉴定专家说是假的。一个月后，店主8岁的孩子让人把腿打折了。    

　　一些老商户把市场转移到了淘宝上，有顾客下单后，包装严实，通过圆通快递送去。成交的多是些单价低的工艺品。    

　　刘化北在讲课之余，常常发些感慨，譬如说“看到中国很多很多原本善良的人，变成可恶，可恨的人……”这天，他问了一句情绪化的问题，“古玩界里谁是最可亲的人？”他解释道，这个问句是作家魏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改写。他想指出一种民族的气节消失了。“每当我在电脑键盘敲打的时候，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我总是骂那些我笔下所说的中国鬼子！我从内心里很鄙视这些人，我写了2000多条微博，透着一种怒气和怨气、一种谴责、一种责问……盛世收藏——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看到文明，更多的是肮脏。到2013年3月份，他已经坚持了很久。由于学员太少，这个教学已经失去了意义。“他在QQ群里对学生说，再讲完一节，我也要出门找工作啊，每个月两千块钱都干。”

　　景德镇做仿古瓷的厂家，也已关了三分之二。

　　有的人断言，收藏已死，依托着收藏的古玩城岂能独活？有的人不以为然，死的只是这一拨卖古玩的，君不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虽说“人面不知何处去”，但“桃花依旧笑春风”。更有许多人，使出浑身解数，要解救古玩城于“将死”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