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方力钧的体制回归：出任国家画院主任

近日，当代艺术家方力钧受聘出任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使其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 方力钧标志性作品 一直为体制外艺术家代言的方力钧创作了大批当代艺术作品。

　　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陆云红

　　一张中国国家画院的聘书，让“野生动物”方力钧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面对网上关于“招安”的滔滔言论，方力钧似乎并不想辩解。不仅面对媒体坦然说出“谢谢‘招安’我吧”，甚至还在受聘当晚22时许，发了一条表明自己在雍和宫的微博，颇有些淡泊与超然的意味。

　　生于1963年的方力钧在“知天命”之年完成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重大转型。

　　当代艺术被官方接纳

　　国家画院上一次被大规模关注是在两年前，它“敢为天下先”地打破中国此前在文化艺术领域从未有过院士制度的惯例，公布了中国国家画院院士16人名单。如今，著名当代艺术家方力钧的加盟，再次打破这里的清幽。

　　这是一个被描述为“既简朴又隆重”的仪式，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当场宣布：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经过两年多时间筹备，经过多方推荐，对方力钧先生的学术水平、人品、人格、组织能力，以及取得的荣誉一致认可并最终选定方力钧为该艺术中心主任。

　　中国国家画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美术“国家队”。它是文化部直属，集美术创作、研究、教育、收藏、普及和交流于一体的国家公益型事业单位，其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目前中国国家画院下设国画院、书法篆刻院、油画院、版画院、雕塑院、美术研究院、公共艺术院和青年画院，分别由方增先、龙瑞、沈鹏、曾来德、詹建俊、郭润文、黄永玉、广军、钱绍武、邵大箴、袁运甫、杜大恺等著名艺术家担任院长、执行院长、副院长，组成了国内一流的名家领导阵容。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国家画院的研究已经覆盖各个艺术门类，备受争议的当代艺术也成为画院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也由此让当代艺术家有了体制内的跨越。

　　“中国需要属于中国的当代艺术。”杨晓阳在聘任仪式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一批最杰出的当代艺术家不但在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取得很大成就，对中国美术的发展起到很大推动和填补空白作用，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影响，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获得了世界性的荣誉，而方力钧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他希望这个聘任仪式能够产生一些思考，即在官办的艺术机构里，切实做到能够正视我们中国美术的现状，能够承认我们当代艺术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中国美术发展进程、画院的建设当中能够认真地正视这个现实、思考这些问题。“今天举办这个仪式，我认为在国家画院的建设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这个节点要载入国家画院的史册。”杨晓阳说。

　　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处于在野状态下蓬勃发展，但近几年官方体制也开始慢慢接纳当代艺术。2009年11月，由罗中立任院长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这是首个研究当代艺术的官方机构。2011年，中国当代实验艺术又被中国美协纳入了其大家庭，成立了实验艺术委员会。“当代艺术在体制内外的理解有差距，目前大家对当代艺术的定位、含义以及此后进行怎样的工作都处于探索阶段。”杨晓阳称：“所以我们叫研究中心，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纯粹的体制内外都有优势和弊端，也许当代艺术家在这个中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聘任，而会朝着符合艺术规律发展方向去做。”

　　关于中心即将开展的具体工作、用人机制，杨晓阳说，正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宗旨下研究和落实中，他表示会尊重学科带头人的决定。他希望，当代艺术中心的成立，能使中国国家画院的工作更上一层楼，对中国美术的整体发展、对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能够作出新的、更大的发展。他认为，此次聘任将是画院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朱其认为，处于发展中的当代艺术，其创作一直不能得到体制化，而国家画院成立当代艺术中心、将当代艺术作为研究对象，将转变这一现状。不过他同时强调，题材涉及社会政治类的当代艺术恐难在体制内生存，得以生存的或将以形式主义类居多。

　　“围城”内外

　　还是标志性的光头、招风耳以及有些不好意思的微笑。身着深灰色圆领T恤的方力钧一边搓着手指一边完成了他3分钟不到的“就职演说”：“在座各位中有很多是我从小敬仰的前辈、艺术家，很多是我们小时候学画就看他们的作品，有的是很好的朋友，能聚到一起，对我来说是光荣的事，非常激动。我从艺时间不是特别长，大概二三十年，我的学习创作过程中基本经历了中国当代艺术从无到有，从孕育到生长，一直到现在还有着非常顽强的生命力，涌现出很好、很有力量的作品。我觉得艺术家工作的一个最强大的动力就是得到来自不同领域，尤其是自己敬重的前辈、老师的支持、肯定。感谢大家！”

　　出生于传说中“邯郸学步”的学步桥附近的方力钧6岁时第一次拿起画笔，临摹样板戏连环画《红灯记》。先后从河北轻工业学校陶瓷美术专业、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后，“骄傲”的方力钧选择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当时这种以自由名义放弃体制内分配的人，被称为“社会盲流”。

　　1989年，方力钧搬到了圆明园和颐和园之间的一亩园工作室。1990年7月，方力钧和田彬又搬到了福缘门西村。这里就是后来的“圆明园画家村”。

　　体制外“盲流”的生活虽然洒脱却必须忍受物质上的贫困。最穷的时候，方力钧在邻近的北大、清华校园卖过明信片，也和哥们田彬、杨茂源到大连临摹过安格尔的裸女商品画赚钱度日。实在没钱了，去栗宪庭家混饭吃也是不错的办法。

　　回想起当年的“非主流”选择时，方力钧曾说，“那时考上央美很难，毕业后的骄傲是可以想象的，就想先野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后总会有体制、单位接收。实在不行，再走机会主义路线。”这样的选择很快就被验证是正确的。“我脱贫是在1992年。”澳大利亚的“中国新艺术展”让一个澳大利亚人花4500美元买走了方力钧几幅素描。之后，他的画涨到每幅一万美元，他再也没为卖画发过愁。

　　方力钧的作品太符合西方对中国的简单想象，于是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与崔健的摇滚乐、王朔的小说一起，成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精神象征。从那开始方力钧成为体制外艺术家的代言，其作品出国参展、被美术馆收藏，西方政客、商人、学者陆续造访工作室……不管他自己怎么想，他的际遇、态度、生活方式、画面中的气息都有某种抗争得胜的意味。与此同时，王广义、岳敏君等一批同质艺术家被集体发掘出来。那时还没有太多批评的声音。在那个庞大的机制面前，他们是“说不”的英雄。

　　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时方力钧便是其中的一员，而此次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对其来说则是拥有了更多体制内的头衔。方力钧在受聘仪式上表示：“今天走到国家画院这样一个高端、重要，这么好的平台，有一种压力，我会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更重要的艺术作品。感谢国家画院对我的支持肯定。”方力钧说自己在国家画院的工作是没有薪酬的。“我之后的工作会对当代艺术成果进行整理、梳理，以及学术研究上的跟进。显然这是一个困难的工作，另一方面画院是一个创作机构，我们还要把创作做好。”

　　“没有艺术家是在地洞里创作的，我们都生活在现实中，我从小就有‘国家背景’，我刚刚来的路上也看到网上很多质疑，这些质疑就是我工作的动力。”方力钧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