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军
“让我鉴定过的书画收藏家,最多的在这方面投资了三个亿,还有一个亿的,六千万的,结果收藏的书画百分之九十以上全是假画,这不是耸人听闻,是真事”。北京宏宝堂画廊董事长、著名书法家程茂全如是说。
笔者有一次在荣宝斋和李春林碰到了一位拿着几幅从某小型拍卖公司当真品拍来的黄胄人物画高仿,还配有出版图录,可见今天的书画作伪水平已经非常高,作伪和销售已经成为复杂化、系统化和多样化的工程,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收藏投资文物艺术品的眼力和财力缺一不可,这里的眼力既有收藏前景的洞察力、也有作品真伪的鉴别力,如果缺乏真伪鉴定的能力,那就要选择正规的渠道,从诚实守信的画廊和拍卖公司购买绘画艺术品。
“画廊”本是舶来词。旧时是古玩店经营书画,并衍生出了专门买卖书画的画店。公私合营以后,书画和金银一样成为了一种特殊的商品,所有经营书画的商店统一归属国有,全国只有荣宝斋、朵云轩和各地的文物商店、外贸公司收购经营新旧字画,出口创汇。改革开放以后,文化部成立了中国画创作组,组织了全国的著名书画家创作书画,用以国内外展览、宾馆装饰、对外交流礼物、外销创汇。而此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书画艺术品的商品化和市场化,逐渐出现了许多集体和个人经营的画店,大陆的画廊业拉开了萌生的序幕。
当然,在这一点上,香港和台湾的画廊功不可没,他们带来了画廊的理念,并最早来大陆找著名的画家收购字画,出现了松散的“签约”,但有些未出名的青年书画家作品很难进入流通领域,而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的第一次艺术品博览会时,最激动人心的是有新加坡画廊老板在博览会上与并不出名的画家个人签约订画。随后海外画廊的入驻,让大陆的画廊不再是阳春白雪,揭开了海外画廊从公开市场渠道进军大陆的序幕,更重要的是它让画的好,但没有名气和地位的普通画家有了“大纸换小纸、软纸换硬纸”的公平竞争机会。
就在港台地区著名的画廊来大陆通过画店及画家个人收购字画作品的同时,许多内地画家纷纷出国办展售画,但绝大多数画家办展的地点在日本和港台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是范曾在日本成功举办了多次画展。
海外办展靠的是水平而不是关系,像中国彩墨画革命旗手宋涤在海外办展时,首先去的不是容易接受中国文化的日本和港台地区,而是在1986年去了德国,并获得成功。在亚洲金融危机泛滥之时,宋涤又在日本的大阪、东京、山梨县等地办展,结果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有趣的是这些作品今天正在向大陆回流。
而此时的港台资金也在北上寻求在书画界更大的发展。像郭浩满在皇始晟内开办的“云峰画廊”,应该是海外资金入主内地画廊业的开始,并且引领了当时港台地区的书画收藏,扶持了许多内地画家的成长,大陆上许多土生土长的“画廊”也应运而生。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售卖旅游商品画的商店。在琉璃厂这条街上,除了百年老店“荣宝斋”以外,先后有港台出资的“云峰画廊”分店和内地出资的宏宝堂、北京画店、大千画廊、燕京书画社等大大小小的画廊布满了街道两侧。见证了过去的30多年里,国内的画廊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千辛万苦到风光无限,直到大陆拍卖市场的出现,才结束了大陆画廊的好日子,一直到今天画廊业仍然行走在无穷无尽的转折期里。
1992年,拍卖公司的出现,给中国社会带来了许多变化,同时也彻底改变了原有画店——画廊的运作赢利模式,原本刚刚尝到的大餐,却被拍卖公司分走了大部分。一个个拍卖公司就是一个个“画廊”,而且拍卖公司的运作能量和模式决定了自身的能力和资源远远超越了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画廊,拍卖市场的火爆自然压缩了画廊的利益空间。原本画廊独享的美味大餐却变成了刀山叉海的自助餐,而近年来拍卖市场的萧条,直接影响了画廊的资源和市场。许多画廊减小经营面积、寻求低价租金、减少雇员、减少工资,甚至走向了倒闭,这些状况的出现被业界认为是书画艺术市场价格调整的结果。业内人士大都认为书画艺术市场洗牌的时刻到了。我们看到的市场在某种意义上是虚假的表象,正因为这个市场从来没有真正的好过,所以它也从来没有真正的坏过,这其实是市场各方根据需要在“做市场”时的舆论造势,在混乱中各自抢切着自己的蛋糕,大家在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位置,书画家、拍卖公司、画廊、评论家、媒体、收藏家都在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接受市场的洗牌。不管在洗牌中谁出局,活到最后的才是胜利者,只不过拍卖公司和画廊走的更近了,每个拍卖公司的中国书画部、油画部,其实就是一个大画廊,不同的是画廊天天开门求生意,而拍卖公司只能一年两次大型拍卖,两者只有相互结合、取长补短、才能求得发展。
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追逐利益相互倾轧所致,但市场依旧按着规律发展。实际上,市场中的利益不仅左右了专业学术、价值价格,更是搅乱了整个艺术界的优良传承和游戏规则。个别拍卖公司以挖坑做局为己任,代理关系客户或买断拍品后自己宣传拉高价格卖出,没有卖出的也要做出虚假的成交价格,引诱最终的上当者。画廊选择水平尚可的书画工作者,投资买断一个时期的作品,加大宣传力度,在拍卖市场上虚假成交拍卖价格,把一个毫无名气的画家炒作包装成一个著名的书画艺术家,批评家们早就放弃了批评的责任和操守,因为说人不好是没有任何利益的,既没有书画家给作品,也没有书画家给钱,过去写一篇评论文章要给价格不等的钱,后来是给画,现在是评论家直接写字画画卖钱,自己评论自己。已经没有艺术家再思考艺术的意义、艺术的责任、艺术的担当,真正的艺术家越来越少。一些媒体更是一窝蜂的根据润笔费、车马费的多寡来撰写、发表和播放一些丧失了道德立场、职业操守、专业水平的文章和报道。各方的既得利益者还要打着文化的旗号举办各种形式的展览来兜售自己收藏投资的作品,还要以文化的名义召开以吹捧为目的的各种研讨会,至于许多书画艺术品博览会就是大卖场,许多美术馆也变相成了大画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收藏者的群体品味下降,投机分子越来越多,收藏、欣赏、研究文化和艺术已经被投资理财所代替,这一切都是市场畸形发展和学术缺失的结果。
正是这种模式的快速畸形发展,形成了今天有别于海外成熟市场、具有中国特色的“画家是一级市场,拍卖公司是二级市场,画廊是三级市场的格局”。这也是今天中国大陆画廊业发展壮大的隐患和羁绊。尤其是在中国绘画艺术市场化已经30多年的今天,仍然奉行的是“价格决定品质”或者说是“价格决定艺术品质”的市场机制。不仅画廊没有担当,就连整个文化艺术界也没有担当。
近期艺术品市场出现的深度调整后,许多韩国画廊退出中国市场后又传出798里著名画廊撤出的消息。所以,当2012年海关严查进口艺术品,强化进口艺术品的税收时,对于主要经营进口当代书画艺术的画廊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韩国画廊可以全体撤退,那内地的画廊又能撤到哪里呢。
虽然雄厚的资金是维系一家画廊生存的根本,正确的经营理念、广泛的客户资源和货源是提升画廊品质和规模的手段,但企业自身的文化至关重要,它可使企业有着诚信的良心,并且能让这个企业向着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同时在发展中有了可传承的精神依靠和寄托。现在几乎人人都说画廊不好干了,但没有人去总结画廊为什么不好干了,大陆的画廊业乃至大陆的拍卖业,既不缺钱,也不缺画,唯独缺的是良心引导下的文化。
在这一点上,北京荣宝斋给我们带来了独特的理念、认识和镜鉴。
1949年以前的荣宝斋自不必说,但此后的荣宝斋让人很难想象,一个卖文房四宝的商店上级单位几十年来居然是新闻出版署。现在的上级是中国出版集团。而不是文化部、或者是中央美院,但荣宝斋却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在画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及市场之间架起了桥梁。
北京是五朝古都,其文化艺术的底蕴深厚,书画经营的历史悠久,且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画廊,而且画廊的数量和交易金额占据了全国乃至亚洲的半壁江山,所以北京的画廊既是整体画廊业的龙头,又是画廊业的风向标,北京画廊业的水平是国内同行之冠,而琉璃厂一条街即是国内画廊业的缩影,这条街上的荣宝斋则是他们的灵魂。
在这里,不仅有荣宝斋这样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画界百年老店,还聚集着宏宝堂、北京画店这些专门经营书画的中坚力量,而许多大大小小兼营书画的古玩店更是布满琉璃厂的街道两侧,就连街道两旁也经常站满了专门倒卖高仿名家书画的“江西个体画商”。
如果说琉璃厂是寸金之地,毫不为过,因为这里机会遍地,地下的钱没过脚面,我既看见过在荣宝斋里花200万元买范曾画眼都不眨的贵妇,也看过在荣宝斋对面胡同里花8千元买假范曾画的官员。
有着300年历史的荣宝斋,今天依然风光依旧,还在经营着传统的文房用具。画廊也占据整整一层楼,专门出售齐白石、徐悲鸿、傅抱石、张大千、黄永玉、范曾、宋涤、冯远、刘大为、启功、刘炳森、沈鹏、欧阳中石等名家书画,买卖兴隆。仅近几年每年春节之前举办的“范曾迎春书画展卖”交易金额年年过亿,成为了这条街乃至全中国画廊业的一个亮点。往往一件在其他画廊无人敢买的范曾作品,到了荣宝斋就身价数倍,正如其他老字号的信誉和经营收益成正比一样。荣宝斋也有特别之处。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传承,荣宝斋更像是一个大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种人才。
荣宝斋的副总经理雷振方,以精通书画的经营和鉴定享誉业界,早年替单位在拍卖市场买书画时,只要雷总在场内一举牌,跟随者号牌如林,拍品最后皆以远远高出估价成交给别人,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经营部的李春林,不仅是文房器物生产、发明、推广方面的专家,手中有着许多文房类器物的发明专利,而且还是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自身在书法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曾求学于启功、刘炳森,书追“二王”、智永、李邕诸家,行楷融遒劲秀美于一体。
经营部的王吉祥,在文房行业度过了四十个春秋,身为北京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不仅熟识各项文房的特性,还担任着中国文房四宝协会的副秘书长,虽然从师欧阳中石先生学习书法,但笔下的隶书融“二爨”之法,有着鲜明的个人特点。
荣宝斋美术馆馆长王兴家,并没有让丰富的藏品沉睡在库房里,而是每三个月换展一次,让每一幅藏品真正做到了“三贴近”,藏品更换的频率和展示水平超过了国内许多名义上很先进、很现代的艺术类博物馆和展览馆,并且精通篆书和篆刻,作品风格大气磅礴。
《荣宝斋》杂志的主编扬中良先生,往往用最简单笔墨画出最丰富的内涵,绘画作品学古而不泥古,不像现在许多学黄宾虹的画家,学了进去就出不来,可谓是真正的“文人画”。
荣宝斋木版水印部的张和平,自幼习画,拜著名画家梁树年为师,山水画宗法传统,直追古人。
北京电视台还曾经介绍过荣宝斋的几个保安抚琴、对弈、书画的业余爱好,让人看了,不禁刮目相看。
这些人可能并不能直接影响荣宝斋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模式,但他们学习的文化艺术,直接影响着自己的为人处事,他们之间传承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厚积薄发、形成了一个可以相互影响的强大文化艺术气场。
而荣宝斋旁的北京“宏宝堂”画廊在业界的赫赫大名完全源于董事长程茂全先生的文化气场。
程茂全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习书,得郑诵先、启功、欧阳中石等名家之真传,不仅所书章草,当代第一。还广交体育界、曲艺界、京剧界、影视界、书画艺术界的朋友,仅以画廊内外启功、刘炳森、沈鹏、欧阳中石、范曾等人的题跋,就可见程茂全主导下“宏宝堂”画廊的非凡人脉和业界影响力。画廊经营中、以独、特、新、奇为旨,以真、小、精、廉为本,使宏宝堂在京城书画界别具一格,独领风骚。
每年的春节前夕,在荣宝斋举办的“范曾迎春书画展卖”的开幕式时,会发售100本范曾签名的画集,这就让想买范曾签名画集的爱好者们前一天的晚上就在荣宝斋门前排起了长队,原本500元左右一本的画集当时就被炒到2000元。它最大的用途就是这本范曾签名的真书,配上一张所谓的高仿假画,可以卖到2万元。有谁想到,当代中国最大画廊的产业链如此扭曲,这就是中国画廊业的真实的缩影。当然,目前一些画廊的倒闭被业界归结为是艺术市场没有好的学术环境,单从画廊业的经营来看,大陆是画廊还处于中国特色的初级阶段,市场催生了画廊业的快速发展。仅根据2012年6月出版的《2011中国艺术品市场年度报告》中的数据,2011年我国画廊总数量达到1649家,同比增长9%,主要分布在大中型城市。北京、上海是我国画廊业的主要聚集区,北京地区的画廊有721家,上海地区有256家。这还不算那些兼营书画的古玩店和没有在工商注册的画廊。而随后的2012年里,画廊的数量更是呈现上升趋势。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绝大多数画廊开办在经济发达和文化深厚的地区,做得好的画廊往往依靠的是文化,哪怕是唬人的“伪文化”,许多学术研究和学术环境的说法,只不过是那些策展人吸引眼球的噱头。
画廊作为一级市场的作用会在未来的时期中缓慢凸显出来,这需要画廊经营者不仅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更重要的是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有学术的话语权。
曾有人认为艺术品市场是国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减免税收,加强艺术法规建设促进市场的有序发展。今天书画艺术品市场的萧条,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但事实上,古今中外没有一次文化艺术运动是政府倡导和扶持的,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是中国古代的明末清初,可能只有北宋亡国皇帝赵佶是个精擅丹青的例外,不能为此让主管文化的领导练字练画和买画卖画吧。
其实,市场的问题要由市场解决,画廊业的发展自然会有出路,只有不刻意打压就行了。都说市场不好,但琉璃厂一条街上的荣宝斋、宏宝堂等大的画廊都活的有滋有味,就在本文结笔之际,耳边窗外又传来了宏宝堂店堂里的程茂全先生京剧“沙家浜”的悠扬唱段……
一个成功的画廊经营者,既要是诚实守信、多才多艺,又要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要在政界、军界、文艺界、评论界、收藏界、企业界、金融界、新闻界与出版界等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构成中行走得游刃有余,拥有着丰富的人脉资源。只不过这种人如凤毛麟角,而在众多的逐利经营者中确实有少数的“高人”有着把拐杖、轮椅全部忽悠给“范伟”的能力。只要有利益,他们从来不怕在太岁头上动土,就是在关老爷面前也要耍一耍大刀,只是因为这世道中尽是不把自己当常人看,其实再平常不过的所谓“书画家”和“收藏家”,根本不看也看不出什么是刀法,什么是真伪,这些人不被骗谁又被骗呢。
当今之画廊,正如流行歌曲中所唱:“是一个长不大、飞不高的小小鸟”。原来在书画艺术上的话语权、定价权已经被拍卖公司掠夺殆尽,而就在此时——2013年的春拍之际,苏富比宣布将在伦敦开设私人展拍空间,随后的佳士得也宣布要于今年11月底在香港历山大厦开设类似的空间举办规模较小的珠宝、腕表等艺术品拍卖会,每年6到7次,以补充春秋两季拍卖以外的时间。大有在拍卖行业传统业务进入瓶颈期时,向画廊业进军通吃的态势。按照国内拍卖业的一贯跟风的风气,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拍卖+画廊的运作方式将占据市场的主流,如何重新树立起画廊的公信力,还需要画廊业的同仁们齐心努力,尽管这一天还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