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千年的北京的敦煌

地宫内的石经

　　编者按：2013年6月，北京考古界发生了一件大事——唐朝幽州节度使刘济墓被发掘出土。一时间，刘济墓成为各大搜索引擎中最火爆的关键词，人们不仅期待关于该墓的几大谜团尽早水落石出，更热衷于谈论刘济、刘总弑父杀兄等离奇情节。然而，不管外界如何演绎与想象，考古过程及其成果的取得，需要证据的累积，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吴梦麟曾作为刘济墓的邀约专家探访考古现场，据她的研究，一生信佛的刘济与距离其墓不远、历经6朝更迭不衰的《房山石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这延续千年的《房山石经》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

　　在考古专家的指引下，记者驱车走访了《房山石经》所在地——北京房山石经山和云居寺。

　　从京石高速琉璃河出口出来，就到了房山区，沿途大大小小的石刻厂，昭示着这里石料的富藏。由于离盛产石料的大石窝较近，这里很多村庄的村民世世代代以石刻为生。《房山石经》所在的水头村也不例外，据村里人讲，附近石经山上隐藏了千年的《房山石经》就是出自他们的先辈之手。而当年静琬大师游历四方最后选择在此地刻经也正是看中了这里石刻手艺的精湛。

　　站在石经山下，仰望着郁郁葱葱的山林景色，很难发现山上洞窟的存在，如此隐蔽的地貌也许也是静琬择地而藏经的考量之一吧。顺着崎岖陡峭的山路前行，仿佛当年代代承继的刻经历程也历历在目：石经山往东的白带山上铿铿锵锵地传来凿山取石的声音，就地磨石的工人汗流浃背地干着活，将磨好的石头，哄抬着拉上驴车，运往石经山。第一批石经由静琬亲自雕刻，藏于雷音洞的四壁上。之后几朝几代承继磨刻，生生不息。为了躲避“法难”，静琬决心刻经于石、永世留存的想法经几代人坚守终成现实。

　　当埋藏石经的洞窟尽收眼底时，记者更为刻经人坚持不懈的精神所震撼——洞窟共9孔，分上下两层。下层有两洞，自南而北为第一、二洞；上层有七洞，以雷音洞为中心，右面为第三、四洞，雷音洞为第五洞，左面为第六、七、八、九洞。除雷音洞有门启闭可以对外开放外，其余洞窟都以石塞炉熔铁锢封，里面贮满了石经，为了利于通风，门上还留出几处3厘米宽的缝隙。据云居寺文物管理处工作人员李丹阳介绍，《房山石经》存于两处，隋唐宋所刻石经均藏于山上9洞中，其中雷音洞为静婉大师亲自刻经所建，后被作经堂，为后人敬拜，至辽金时，由于布施刻经剧增，所以又在山下云居寺西南角开辟地穴两处，埋藏石经。

　　如今，由于山体松动，总有碎石坠落，石经山已闭门维修。李丹阳说：“从隋大业年间开始刊刻的房山石经已经不是第一次维修了，当年发掘它也是由于长期风化、石板出现字迹模糊才展开的。”

　　毛驴驮上山发掘始启动

　　1956年，赶上一个更好的发掘机会——恰逢佛祖释迦牟尼诞辰25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想到了以发掘石经来纪念这个神圣的日子。因为这是全世界唯一一部石刻佛教大藏经，其宗教价值、佛学价值、文化价值和独特的历史价值都是无与伦比的，而且当时已经没有人目睹石经的真实面貌。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吴梦麟说，在此之前，房山石经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次开洞清点。那是辽太平七年(公元1027年)，涿州刺史韩绍芳游经此地，发现石经虽完好封存，但无人知晓经文总目，于是将锢藏在石室的笨重石经一一取出验名对数，总合经碑2730条，虽所记石经条数与实际有很大出入，但韩绍芳的提示，使我们得知以后主持石经事业的传承人。而经韩绍芳奏请，朝廷又有完善、续造石经之举。自此之后，房山石经藏于洞窟之中绵延数千年而不示人。再加上，石经由于长期风化亟需发扬保护。所以，发掘申请被批准后，行动马上展开。

　　日子选在了1956年早春二月的一天，中国佛教协会先派出两名工作人员黄炳章、金敏悟抵达下庄。随后，其他考古人员陆续到达。下庄是石经山下的一个小山村，考古发掘人员住在老乡家里，每天上石经山勘查。山上没有水，饮用水和工作用水都得用人力由山下河沟里挑上山，生活用品、副食品需要骑着毛驴到12里外的石窝、长沟购买，粮食到15里外的南尚乐村购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黄炳章是目前仍健在的、亲眼目睹石经出土的见证人之一，回忆起当年发掘的经历，他感慨地说，那时，发掘工地上20余名佛协、考古人员及拓工有的只能住在厨房里。负责伙食的工作人员购买粮食和蔬菜每天得骑毛驴上下山，拓印好的拓片用马车运到北京城里的广济寺要走整整3天。

　　1956年4月21日是正式发掘石经的日子。根据考古人员商量，首开洞窟选择第3洞，由于这个洞门是各洞中破坏最严重的，上半部石门都已不存在。洞门开启后，拓印工作紧张开展。工作人员先从上层取出经版，抬到工棚内，洗刷干净，注明洞号，编号后拓印，每石拓印7份。各洞所藏经版大体可分为3种类型：大型经碑高2.50米，宽0.60米；中型经碑高1.60米，宽0.62米；小型经碑高0.46米，宽0.76米。经版拓印完，仍放还原洞，最后以原洞石门锢封保存。吴梦麟说，看着轻松的拓印流程却耗费了巨大的人力，云居寺旁有3个村庄，考古人员从中雇佣工人，从1、2洞石经抬出拓印单程就需1.2万工，山上山下石经全部拓印完用了3年时间。

　　石经用作土炕沿记载地穴石经藏身处

　　石经山洞窟石经拓印工作还未结束，勘探云居寺地穴辽金石经的准备已经开始。与山上石经不同的是，山下石经埋藏地一直不知确切地点。据称，当年石经埋藏之后有文字记载，但因云居寺抗战时期被毁，记载之物也不知所踪。考古学家一筹莫展。

　　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黄炳章有一次去老乡家讨水喝，聊天中，无意发现，灶台上有一块被火光映亮的石头，上面仿佛还有文字。出于工作的本能，他急忙凑到灶台边，仔细察看，当看到“……发心磨莹贞石，镌造大藏经，以备法灭，相继至大辽天庆七年已镌了经近三帙，秘于东峰满八石岩。此塔前相去一步，在地宫有石经碑四千五百条……”字样时，他惊呆了，这不是他们苦苦寻找良久的地穴石经指示碑文吗？这便是房山石经发掘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大辽燕京涿州范阳县白带山云居寺释迦佛舍利塔记》。

　　黄炳章喜出望外，将这方石刻带回与考古专家阎文儒认真研究，最后根据石刻上的记载，开始了地穴石经的发掘。发掘结果显示，埋藏石版的地穴南北长19米，东西宽10米，深5米，面层以方砖铺墁，周围砌砖墙，东墙有一石门。此穴北部占全穴2/3，南部占1/3，两穴之间隔有1米宽的土墙。南北两穴的经版排列形式不同，北部经版是一排排顺序排列，南部经版则纵横交错排列，瘗藏经版6层。吴梦麟说，这就是埋藏了800多年的辽金两代所刻经版。其数量比有关文献记载的要多。志才《塔记》说瘗经版大碑180片，小碑4080片，这显然是最初的数量。其后经乾统至金明昌年间继续刻造的石经亦瘗于地穴中，因此其中所藏经版达到10082片。现今，为保护石经，云居寺修建了藏经地宫，在藏经地宫，记者看到，石经被完好保存在一个常年温度25度、湿度35度的密闭空间中，不知在这样一个人体感知最为舒适的环境下，石经的留存会持续多久？

　　最后统计，石经山9个藏经洞各洞藏石经数目：第1洞1131石，第2洞1091石，第3洞333石，第4洞164石，第5洞146石，第6洞200石，第7洞285石，第8洞819石，第9洞390石。云居寺地穴石经为10082片。

　　多重价值聚于一身

　　《房山石经》集聚多重价值于一身，弥足珍贵，主要体现在：首先，从《房山石经》的学术价值来说，它是校勘历代木刻藏经字句脱误的最好版本。据唐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王守泰撰《山顶石浮图后记》记载，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唐玄宗赐大唐新译经4000余卷，送往石经山作为刻经底本之用，而且是由当时的佛教版本目录学专家、长安崇福寺沙门智升亲自护送。这一年正是智升撰述开元大藏经的目录《开元释教录》完成之年。所以这4000余卷用作刻经底本的赐经，就是早已佚失不存的《钦定开元大藏经》，而《房山石经》的唐刻部分保留了这部唐代宫廷大藏经的原貌。

　　我国历代雕印的汉文大藏经，加上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刊刻的在内，约有30余种。目前留存于世、年代最早的是朝鲜半岛于1236年开雕的《高丽大藏经》再雕本。这部《高丽大藏经》在刊印时的主要校勘本是《契丹藏》，而《契丹藏》是早已佚失的被佛教史学家视为梦幻般的一部藏经。近年来根据研究，《房山石经》的辽代刻经所用的底本正是《契丹藏》。这一事实已被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所证实。《房山石经》的辽代刻经实际上是一部《契丹藏》的覆刻本。因此，《房山石经》所用的两个底本，在今天都是绝世不传的珍本。尤为可贵的是，《房山石经》中还保存了60余种各种大藏经没有收入的经典，这些佛经不是历代相传已经佚失的，就是未曾有过记录的译本。因此，《房山石经》所藏地被已故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称赞为“北京的敦煌”。

　　其次，从《房山石经》的文化价值来说，绝大部分的石经镂刻技术精湛，书法秀丽严谨，不仅是最有价值的文物，而且也是我国书法和雕刻艺术的宝库之一。通过历代不同书法风格的石经，可以看出我国书法变迁的历程。有些经版上出现的线刻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艺术形象，生动而丰富地表现了当时幽州地区民间艺术的风格。

　　再次，石经经文后附刻有约6000则施刻人题记，反映了当时幽州、涿州、范阳等十余州郡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工商业发展情况。在施刻人中，有不少是历代的文武职官。他们的职称和官衔，有的可补史籍记载之缺，有的可和史籍相互印证。题记中所附施刻人的籍贯和居住地的城市、村镇、城坊等的记录，为研究古代幽、燕、涿等地区的政治区域规划，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