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之风下的市场化非遗生存状况

　　陈汉辞

　　[“加上团体礼品的订购，我们这些年每年的收入还有几百万元。”哈亦琦说。但“八项规定”推行以来，今年上半年，只有私人订购的几万元的收入]

　　除去不得已的应酬与必要的管理工作，哈亦琦几乎将自己的所有时间都用在了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 “哈氏风筝”的整理与创新创作上，这部分作品或作为收藏品被博物馆、美术馆象征性“收购”。

　　“这是我余生最大、最重要的事了。”说到这，近60岁的北京哈氏风筝第四代传人、北京一级民间工艺大师哈亦琦眼神流露的更多是落寞。

　　斜阳的余晖下，与哈亦琦一样寂寥的是其身后柜台上摆放的是简洁大方的托盘、果盘以及餐具。

　　这些是哈亦琦自己的研究与设计团队开发的“哈氏风筝”部分衍生品的实物，“家里只是700多件作品的一部分，还有一些在库房里。”

　　当然更多的衍生品还是在图纸上。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该只挂在博物馆里做展示，其实也应该在人们的生活里有所活跃，我们应该从这些点滴中知道我们来自于哪里。”哈亦琦说。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节俭之风”也延伸到哈亦琦的生意，这也让哈氏风筝传统的商业模式受到挑战。

　　公开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219项，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公布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8566项。大部分市、县也建立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基本建立。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基本形成了项目保护体系，保护的还是一个初级的阶段，如何科学保护，还是要循序渐进。在这个过程中，非遗市场化开发的项目目前很有限，更多还是集中在餐饮与医疗领域。而有些领域的商业开发则有些泛滥，甚至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一位在一线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工作的业内人士表示。

　　传统的商业模式被打破

　　对于哈氏风筝的商业化运作， 哈亦琦一直在“其中”。

　　在最初选择中，哈亦琦却并不想子承父业。他最喜欢的是画画。命运使然，1977年，学习西洋画和中国画的哈亦琦终还是和父亲哈魁明学习制作风筝。

　　而此时，哈氏风筝还是沿袭的老祖宗的生存方式，只是作为家族的一种副业。

　　改革开放前夕，推动国民经济的三驾马车是 “出口、投资、消费”，在此背景下，1979年，北京成立了专业的风筝协会，并决定组建北京风筝艺术品公司。当时，哈亦琦作为技术人才被调入该公司的实验工厂带学徒、搞设计。

　　如此，具有素描、色彩等绘画基础、知识与技巧功底的哈亦琦找到最佳的状态，哈亦琦集中制作了150多种风筝，最大的尺寸高达一丈五；1982年他设计的蓝凤蝶风筝成为公司的第一个亮点，备受顾客欢迎。1983年他到美国旧金山、西雅图等地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国际风筝表演比赛大会，并获得特别奖。

　　哈亦琦30岁就当选为哈氏风筝副经理兼实验工厂厂长。

　　1990年前，公司的发展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从第一笔收入几千元到后来的几百万元。上个世纪70年代～90年代，包括风筝、玉器、景泰蓝、刺绣、地毯等诸多民间工艺品也为国家赚取了大量外汇。

　　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出口体系的改革，工艺品行业规模小、企业散的问题开始显现，地方很难及时组织起上规模的出口货柜，海外市场逐渐丢失，加之民营企业的兴起，哈亦琦所在的集体企业受到了很大影响。

　　1992年，公司开始转型，并设立了一个部门，专门承接装修项目，虽然还在管理民间艺术品经营，但哈亦琦想的是哈氏风筝的技艺发展的空间有多大。次年，父亲去世，哈亦琦则在艰难与迷茫中正式下海。

　　公司由哈亦琦父亲的一个中国台湾朋友投资，哈亦琦则出技术，两人共同经营一个以风筝为主业的公司。此时，作为最为传统的精致手工风筝之一，“哈氏风筝”收藏与欣赏的价值更大。

　　哈亦琦第一笔生意是新加坡人在1993年订做的价格8300元的风筝；第二笔订单是1994年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协做26000元的风筝。那年年三十上午，拿到这笔钱的哈亦琦直奔父亲的墓地。在告慰父亲时，他也祈祷“哈氏风筝”能够活得更好。

　　“还好，加上团体礼品的订购，我们这些年每年的收入还有几百万元。”哈亦琦说。但“八项规定”推行以来，今年上半年，只有私人订购的几万元的收入。

　　“非遗”的“被救赎”

　　受“八项规定”影响的并不只有“哈氏风筝”。

　　去年成功获得 “海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的凯瑞御仙利润大幅下降，以往每年有近8000万元的公务订单的营收。

　　去年年底，凯瑞豪门餐饮集团总投资1.5亿元建设御仙都中国皇家菜博物馆，该博物馆正是建在饭店中，形成参观、餐饮再加皇家礼仪的演出为一体的皇家餐饮文化。

　　博物馆在今年4月开始运营，在运营的3个月后，参观人数达6万次，客流量虽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50%，上桌率增加了33%，不过，营收只有6.7%的低幅增长。

　　其根本原因是御仙都推出的“低价满汉全席”以及“几十元的菜品”在一定程度上很难支撑起“皇家菜”高成本运营。

　　“皇家菜”本身从原料到技艺要求都是很高的，而推出“大众菜系”，一个厨师一天负责的量无疑是增加的，如果每人从原先负责的30道菜增加到60道。这就意味着在成本增加的同时，还要保持皇家菜的技艺。

　　“这种运营压力，我们在努力改变。我们下一步还是以博物馆为依托，推行厅房包间满汉全席‘十步法’礼仪流程，提升服务品位，吸引更多宾客。”凯瑞豪门集团董事长行红智表示。

　　行红智期望“中国皇家菜博物馆”能够纳入到旅游景点，但“海淀区的非物质文化产业”的身份能否成功助推此远景实现，似乎并不容易。

　　行红智表示，计划再用三年时间，“御膳制作技艺”能够入选“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御膳制作技艺”能够入选“海淀区的非物质文化产业”已经不容易了，再升级的空间会非常艰难。

　　对于过去三年申遗的艰难，行红智并没有否定，而“御膳制作技艺”在申遗中艰难之处，正是在于“传承人”这一角色引发的争论。

　　尽管从2000年开始，行红智一直致力于皇家御膳制作技艺的传承保护工作，外聘故宫[微博]苑洪琪研究员等诸多专家教授，研究查阅了海量有关皇家御膳方面的史料文献，反复烹制试验恢复开发出几百款皇家经典名菜面点，但关于传承人的脉络如何梳理是个大问题。

　　“仿膳”最初是由曾任宫廷菜库办的赵仁斋与孙绍然、牛文质、王玉山等原御膳房厨师合伙在北海公园北岸创办，取名仿膳斋。在“御膳制作技艺”传承体系中，牛文质便是第一代传承人，历经张占华、崔宝龙之后，行红智作为第四代传承人。

　　“这个传承人的身份得到非遗专家组的最终认可，其实，已经是最大的成功了。”该人士表示。

　　产品“单一性”背后

　　无论是哈亦琦还是行红智，其实都面临同一个问题，那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开发中，产品过于单一。

　　“这个问题，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哈亦琦说。早期常在国外参加展会，他已惊诧于海外诸多艺术产品的多样性。

　　“比如，某一个传统的文化符号，经过专业的设计，以版权销售模式给不同媒介，依旧非常精美。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不是简单的一个图案复制。” 哈亦琦认为。

　　2005年，受到启发的哈亦琦和朋友组了专业的团队，以“哈氏风筝”为一个切入口开始新的设计，最终，从餐饮到家居，单是“哈氏风筝”，哈亦琦的团队设计了有700多种。

　　当一切成型，哈亦琦也与诸多实用产品的企业有了合作意向，哈亦琦的理想是能够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衍生产品”的旗舰专卖店。后在某区政府的支持下，一家地产商投资欲上千万元，但最终，这家地产商最终目的还是在于拿地， “专卖店”的想法便又搁置。

　　而手里有着皇家御膳手抄本以及诸多研究资料的行红智依旧还在思考如何提高营业额。

　　关于与皇家菜相关的文化产品，行红智已经有开发，比如，皇家的礼仪流程、皇家菜博物馆都已投资，不过，这些都只是为“皇家菜”服务。而这些在凯瑞豪门集团的未来规划中或多或少有所涉及，但这些究竟能给其主业带来多大变化，还要拭目以待。

　　事实上，对于哈亦琦的想法，一家海外投资公司的执行董事认为非常棒，但有两大风险，一是版权的问题；二是销售产品过于单一。

　　“很简单的，我们去看电影，是希望有一个集影院、餐饮、服装、娱乐等为一体的服务，同样，饮食文化势必是与环境、音乐、服装等为一体的，如果将这些相连的非遗能够集中在一起做文章的话，就才有意思。不过，目前，不仅仅是非遗产品的单一性，非遗文化本身也过于分散，不够集中。”北京国泰千鑫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吴志坚表示。

　　“我想，还是会有机会的，我今生先把保护的事情做好，把开发的事情留个下一代吧，我女儿在国外念书，选择的是商业方面的，希望未来她能做到。” 哈亦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