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院85年的挑战：我要说不

　　2013年，中国美院85周年校庆系列展之一，《不一不异中国青年艺术家实验展》。“不”是中国美院的关键词，近30年前，别人问赵无极，你画画的时候怎么想的。他说：我要我画的和别人画的不一样，和我以前的不一样。

　　有几只脸谱倒还辨得清，白脸黑髯的是曹操，红脸白须的是黄盖。别的无名鬼早已烧得走了样：嘴巴歪上了脸颊，眉毛惊悚成一道波浪，两只圆睁的怒目，活似黑洞洞的鹅卵。

　　85岁的林风眠卸掉了无意义的躯干，把痛苦和不惊全写在脸上。那是1985年，他遁入香港第八年，在间巴掌大的画室里，画完了《火烧赤壁》。

　　那年，75岁的艾青写了《艾青论创作》；78岁的李可染筹备了自己的大型个展；64岁的赵无极从法国回来，在母校浙江美术学院办了讲习班。

　　几个讲习班的学员随即毕业了。23岁的耿建翌画《灯下》，橙男灰女，面无表情，活像两尊静物；22岁的魏光庆画《工业风景》，两根钢管，两个人，在画布上泛着冷光。

　　那届浙美油画系的毕业作品大都如此“冷漠”，老教授们坐立不安。院长肖峰出面操持，把油画系老师郑胜天和金一德请上答辩席。答辩整三天，《美术》杂志把论战搬到纸上。“85新潮”这把火在浙美烧旺了。后来艺评人费大为出版《85新潮档案》，浙美学生占了一半多。

　　2013年9月，中国美术学院(原浙江美院)为纪念校庆85周年，举办主题展览“八五·85”。85个校史人物的1985年，被装进85段视频，在展厅循环播放——策展人高士明意思很清楚：1985只是一个切面，支撑切面是85年的脉络。在国美院长许江看来，这个脉络就是“实验精神”。

　　七十多岁和七十多斤

　　叶剑英拍板，林风眠移居到香港去，这是1977年“文革”刚结束的事。临走前，林风眠把肖峰叫到自己上海南昌路的旧宅里，赠了幅《芦雁》给他。肖峰受宠若惊。

　　这宅子肖峰以前常来，1973年，73岁的林风眠服刑四年后形容枯槁；肖峰也刚被造反派从地府里退回，体重只剩七十多斤。“七十多岁”和“七十多斤”在上海画院成了同事——那里既是“黑窝”，又是避难所。一起避难的还有刘海粟、程十发、吴大羽……

　　“顶得上半部当代美术史。”肖峰掰着手指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林风眠刚获释那阵儿，肖峰去看他，两人往屋里一坐，聊起各自遭遇，老先生总是嚅嗫着嘴唇，想说又吞了回去，怕隔墙有耳。

　　在牢房里老先生真吃了些苦。被逼着在莫须有的认罪书上签字，不签，就把双手铐在身后，一铐几个星期，直到血肉模糊，吃饭、睡觉都不解开。饭碗搁在台阶上，他只能躬下身去舔。

　　这种灾难他以前听过，没尝过。1927年他刚从巴黎回国两年，到杭州赴任国立艺专校长。路上听说曾经一起留法的同学熊君锐，因为“清党”被杀。纠结至极，画下《痛苦》。画布上，原本温文尔雅的林风眠画了女人们拧着脖子、惊恐万分。

　　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在西湖博览会上看到《痛苦》，很是愤怒。“杭州艺专这是在人的心灵方面杀人放火！”他恨恨道，差点儿因此把艺专关门大吉。但那幅画还是挂在杭州艺专的展览室里，林风眠也毫发未损。

　　肖峰看到那幅画，已是1950年了。那时他18岁，杭州艺专更名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解放前跟着儿童文艺团体新安旅行团跑了几万里路，陈毅做主，把他送到华东分院。

　　部队里没学过素描。到了学校画人体，赤条条的女模特坐在那儿，肖峰一进画室吓傻了，夺门而逃。被老师拦了回去。脑袋里念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眼睛盯着前面同学的画板，肖峰的人体课是“抄”完的。

　　新中国运动不少，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整个学校不超过十五个党员，肖峰是其中一个，干什么都少不了他。1953年，中央政府派青年到苏联进修，华东分院两个名额，一个是肖峰。另一个是同学全山石。

　　通过了徐悲鸿监考，学了八个月俄语，经过不厌其烦的政审，肖峰穿着党给置办的行头，到了列宁格勒。

　　列宁格勒有二百七十多个博物馆。课堂上教苏联绘画，可你要去冬宫临摹迥异于苏联油画的欧洲绘画，老师也不介意。有时老师会把正上课的学生赶出去：“冬宫18展厅有张伦勃朗的画，你去临摹，不算缺课。”

　　刘少奇到苏联给留学生讲话：“苏联的党组织生活，同学们也要参加。”肖峰一干人连连点头，但当年的苏联根本没什么党组织生活：一年开一次会，主要目的是收党费，得放个好电影才有人来——党组织在列宾美院没什么权力，苏联学校从来都是校长负责制。

　　对肖峰影响最大的是梅利尼科夫。这个“苏联齐白石”告诫肖峰：“中国画最讲意境，别把这传统丢了。”

　　可此时中国画已在国内成了“糟粕”。1949年9月木刻家江丰成了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党委书记，学校撤掉了中国画系，学生全部被并到西画系。像潘天寿这样画传统花鸟、山水的，成了“落后分子”；西画也不能随便画，只能画苏联式的现实主义，林风眠受到西方表现主义、印象派影响，算是“毒草”。

　　中国的美术教学，大半成了“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的天下——那时肖峰这批留苏学生还没学成，老师照搬苏联教材，学生照猫画虎，错倒没有，但学到的都是程式。

　　把脸洗洗干净

　　肖峰有个朋友周昌谷，1948年进的杭州艺专，比其他人有幸，了解过西方现代艺术，对现代派很痴迷。江丰掌校后，这犯了大忌。作为学生党员，肖峰被派去做思想工作。

　　周昌谷不多解释，只跟肖峰扫盲：“现代派真好，要不黄宾虹和林风眠先生怎么都支持？”说完拽上肖峰拜访黄宾虹。黄宾虹见来了位穿军装的，又是上茶，又是拿出留名簿。肖峰一瞅，乖乖，上面都是郭沫若、茅盾、老舍这号人物，也没客气，大笔签上。临走，黄宾虹又慷慨赠画三幅。回到江丰那，肖峰从没批过周昌谷。

　　但周昌谷也知道现代派不能提了，研究起水墨来。要画山水花鸟，政治上肯定行不通，能琢磨的，只有水墨人物画，尤其是画工农兵。

　　当时浙美国画系已经被撤，潘天寿在“民族艺术遗产研究室”里赋闲。正常的教学工作被免掉了，可威望还在。学校里还是四处挂着潘天寿的画，走在路上、回到家里，讨教的人也不少。作为“落后分子”，潘天寿没资格对苏派画法指手画脚，只能委婉地说：“要把脸洗洗干净”——“契斯恰科夫素描”讲究的是单一光源形成的明暗反差，“洗洗干净”，就是把明暗素描简化，只进行结构性的形体勾勒。这话切中要害：取消了明暗反差，中国画的线条、大块儿的水墨才能有用武之地。

　　1955年，文化部组织一批青年教师到敦煌临摹写生。周昌谷回来大受启发，“把脸洗了洗干净”，以少数民族题材作画《两个羊羔》：一个黝黑的牧人，悠闲地倚在栅栏上，瞧着两只小羊嬉戏。这画拿去当年在华沙举行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参展，却被一位领导截下，理由是“不符合中国人民形象”。时任院长莫朴反复游说，领导这才不情愿地放行。后来《两个羊羔》在华沙拿了金奖。

　　敦煌写生还造就了另一幅水墨画：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他画一个赶粮车的老汉捡起一根麦穗。题材政治正确，笔法却不一样——以往用在山水画里的“积墨法”，被他用到人物画里。苏联专家看了喜欢得很。就这样，国画最不受待见的年月里，“浙派人物画”却活跃了。

　　这多少也和潘天寿有关。“反右”前搞“鸣放”，赋闲的潘天寿一激动，多说了几句，甚至直斥那些只要“苏派”、不要国画的：“号召世界文化，是无祖宗的出卖民族利益者。”

　　这些话却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据说浙江省委曾跟毛泽东汇报这些“党外意见”，毛脸色一沉：“强调政治就不能画国画了吗？政治工作就是要团结更多的人搞国画！”

　　省委反应也快，1958年，潘天寿回到了院长位置上，不光国画系恢复，连山水花鸟也开了课。

　　怎么中国的油画都像一个人画的？

　　肖峰和林岗、罗工柳一群同学在基辅写生的时候，“反右”的消息传到苏联。林岗岳父庞薰琹被打成右派，华东分院揪出了“江丰反党集团”，罗工柳在第聂伯河边急得跳脚：“江丰怎么也成了右派？他明明是左派嘛！”

　　不管怎么说，浙美过上了几年能喘气儿的日子。

　　“苏派”当然还是“老大”。1960年，肖峰和全山石从苏联回来，肖峰很快就成了油画系教研组组长。

　　这一年，表现主义也破天荒进了学校——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到浙美开了培训班。尽管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罗马尼亚画家风格却和“苏派”相去甚远——相比之下，前者“太自由了”。

　　现任中国美院院长许江每每追述此事，总觉得别有深意：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来中国开培训班，选的是央美；博巴来中国，文化部把他放在浙美，“实际上很巧妙地绘出了中国文化版图”——北京总会多些政治关怀，杭州则有更多“自留地”。

　　可浙美并不真想请博巴来“教坏学生”，只是迫于文化部和罗马尼亚签订过的一个文化交流协议。整个学校如临大敌，参加“罗训班”的都是高年级学生或青年教师，必须是党员，“政治上必须坚定，不得受污染”；课程一概封闭进行，无关人员不得参观；每天白天“罗训班”上完课，晚上再派一个副院长例行“消毒”。

　　金一德那年刚毕业，成了“罗训班”的学生之一。博巴教素描，不像“苏派”上手就画明暗，而是先研究，把人的骨头和肌肉都摸透了。下笔简练概括，但必须有激情和表现力。

　　“要有个人敏感，每个人都得画得不一样。”博巴来来回回强调，他最看不惯中国画家照搬苏联画法。有回看画展，博巴回来就抱怨：“怎么中国的油画都像是一个人画的？”

　　博巴教了两年回国了。油画系教授倪贻德把金一德召去做了助教。

　　倪贻德年轻时也血气方刚，跟庞熏琹一起组织艺术革新画会“决澜社”，豪气万丈地写“决澜社宣言”，鼓动青年“用狂飙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他爱立体派、野兽派，十几年无奈的现实主义创作里，也还不要命地透着浓浓的“野兽味儿”。

　　那杆好笔也写小说，还出过集子。可倪贻德不止一次跟金一德讲：“新中国文章难写。我认真看过‘毛选’、马克思，可总不能按别人的观点写文章。”

　　那是个“没我”的时代，金一德却从这话里听到了“我”。倪贻德的“我”、博巴的“个人敏感”，把金一德从“画得都一样”的“苏派”里越扯越远。

　　运动很快来了。先是“四清”，然后“文革”开始了。倪贻德整天被草绳牵着游街。潘天寿成了“文化大特务”，被关进牛棚，接着，已经没了半条命的肖峰也被扔了进来。

　　江青批潘天寿《鹫鹰图》“又阴暗又丑”，描绘特务心境。潘天寿身体不抵，回老家继续被批斗，1971年，潘天寿死在屈辱里。而在那之前一年，倪贻德就已经撒手归西。

　　金一德晚年画作“老年系列”带有明显的表现主义气息。罗马尼亚画家博巴强调的“个人敏感”、倪贻德关于“我”的表达，都把金一德从早年“画得都一样”的“苏派”越扯越远。

　　“我一定要把浪头掀起来”

　　在“八五·85”现场，毕业近三十年的“85届”彼此聊起，脑袋里嗡嗡作响的，不光是那些毕业作，还有那年短暂来到国美的老外：明尼苏达大学美术史教授维罗斯科，天天放他那一万多张幻灯片——三十里被删除的20世纪美术史，都在那里；保加利亚壁挂艺术家万曼，最爱说的是“世界这么大，任何材料都可以用来做艺术”；老校友赵无极也回来了——这时他已经是个60岁的法国人。

　　外国人一进来，在框子里过了十几年的学生，都被放飞了。

　　金一德没事儿就跟赵无极请教：“你画画的时候怎么想的？”“没有想法。”赵无极总这么回答，但最后还是说：“我要求我画的和别人的画不一样，和我以前画的也不一样。”

　　“不得了！”金一德心想：“和自己不一样”，可比“和别人不一样”高出一大截。尽管做不到，回到讲堂上，金一德把这话讲给学生。就是这批学生，引发了1985年那场论争。

　　肖峰自始至终没对论争表过态。自从1983年成了中国美院的院长，他在老师、学生眼里就成了“政治人物”。但肖峰其实早就试过新玩法：1976年粉碎四人帮，他把那几天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标题统统剪下，拼成漩涡状，正中是张志新抱着小孩，画名叫《历史不能重复》。波士顿美术学院教授科恩夫人访问上海画院，看到这画惊叫：“中国的政治波普！”

　　但肖峰发起和主持了1985年的那场答辩。

　　魏小林老家住在黄河边上，她作了一组油画，画里的黄河是她记忆里的样子：没有一丝涟漪。有老教授震惊得直摇头：黄河怎么能不咆哮呢？

　　陈仁画跳高，在起跳、过线、落地这一系列动作里徘徊，不知如何下笔。最后干脆把三个动作凝固进一幅画里，这也让老先生们心下一惊。

　　金一德有点故意“放纵”，学生提出什么怪谈妙想，他都鼓励：先试试。

　　学生越试越兴奋。耿建翌画完《灯下》，又画了一幅藏民，灵感被激发，一时好像坏掉的闸门，关不住了。

　　金一德也激动：“我一定要把这浪头掀起来。这个浪头要是被打下，学校还要温掉五年。”在家中狭小的客厅里，金一德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语气平缓，神情却满是兴奋。

　　这样的浪头，在刚刚恢复高考那两级就有。怪才林琳画了《聊斋志异》里被锯成两半的席方平，洋溢着野兽派风格。查立翻译了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两个学生先后被开除，整个班也被连坐——工作全被分配到偏远的外地。紧接着，“清除精神污染”，试验性作品更罕见了。

　　1985年的那场论争以《美术》杂志刊文《中国美院的一场辩论》告终，媒介的支持让老先生们不得不正视：新时代来了。

　　余热只延续了几年。1989年，伴着中国美术馆里的两声枪响，“89现代艺术大展”和“85美术新潮”一起落幕了。那个向着自己的装置作品《电话亭》开枪的中国美院学生，正是肖峰的大女儿肖鲁。

　　原文刊载于《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