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利书画主管就《功甫帖》翁方纲题跋发表新见解

图为功甫帖&翁跋 保利书画主管李雪松

　　翁方纲题跋成《功甫帖》真伪判定的重要旁证

　　保利书画主管李雪松就翁方纲题跋发表新见解

　　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邱家和) 自媒体上周末披露上海博物馆专家对苏富比纽约在9月高价拍出的苏东坡《功甫帖》的真伪提出质疑后，圈内人士自然也对此议论纷纷，其中上海博物馆专家认定翁方纲的题跋有伪，也成为《功甫帖》真伪之争的重要旁证，而刘益谦在其《我的声明》中也特别提到，上海博物馆专家“连翁方纲的题跋也认为是伪作”。这一点自然引起圈内人士的关注。保利书画主管李雪松在微信中披露，原上海崇源拍卖公司书画主管诸文进日前对“翁跋”提出了质疑；但李雪松认为诸文进的质疑有待商榷。

　　诸文进表示，据其查证翁方纲的《复初斋诗集》与《复初斋文集》，翁方纲为《功甫帖》所作的题跋都有著录，不过却有诸多疑点：题跋涉及翁方纲为《功甫帖》所作的诗，其中有一段注解通常“以小字夹注于诗句之间”，却在题跋中另起一行成了第三段文字，“显然有增益跋文数量以昂其值之嫌”；而那件《功甫帖》上的题跋，还与上述诗文集之间有多处文字上的出入(详见后附原文)。

　　李雪松在25日下午所发的微信中，则提出了与诸文进商榷的见解。他首先根据历代著录对《功甫帖》的传承作了大致的梳理，直到清晚期鉴赏家李佐贤(1807-1876)将包含《功甫帖》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著录于同治辛未(1871)年印制的《书画鉴影》，所记录的文字内容与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完全一致。其次，他认为翁方纲题跋与其诗文集在文字上有出入是“所异有因”。他认为这是翁方纲受人之托撰写长跋时另有草稿而非一挥而就所致。据他推想，《复初斋文集》、《诗集》很可能是根据翁氏家存的题跋底稿编辑的，而现在看到的翁氏在帖后的亲笔题跋则是在最终书写时的定稿。底稿在当年八月初具，题跋在九月十二日完成。翁方纲亲笔题跋虽与文集、诗集有异，但文字内容并无不合理之处，甚至更为通顺。有个别字句的差异，实不足为奇(详见后附原文)。

　　正如刘益谦《我的声明》所表示的，媒体和公众都在等待上海博物馆专家与苏富比的进一步解释，不过两位中国拍卖业专家对翁方纲题跋之真伪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事实的真相。为此，记者征得李雪松本人的同意，特地把他的微信转发于此，给有心的读者作为参考。

　　诸文进对翁方纲题跋的质疑

　　李雪松在25日上午的微信中转发了“诸文进兄新的发现”，相关文字如下：

　　有友问及，翁跋中提及系诗一首，何以不见著录。按翁氏有《复初斋诗集》，《复初斋文集》各一部。今查得《复初斋诗集》卷第四十即著录翁氏为《功甫帖》所作诗，此诗在今见帖上亦有之。

　　意外发现：

　　(1)先前奇怪，今见帖上有翁氏第三段跋，似有出处，原来是为诗句“七星岩口字待勒，谢家庄上图未传。槎枒怒墨吐竹石，江海起立雲雷旋”这四句诗所作注解。按古人习惯，当以小字夹注于诗句之间为妥，此为常见格式，如其《诗集》中即作此编排，而今见帖中则另起一段，将此文字与诗句割裂，显然有增益跋文数量以昂其值之嫌，因为若不将注释文字紧随在当注诗句之后，豈非令读者有不知所云之感。況且，今见帖的这段文字还与《诗集》有出入，今见帖比原文多出“查初白《苏轼补注》”七字，又今见帖作“以为功甫请老归后”，《诗集》作“或谓功甫请老归后”。又，《诗集》注最末一句“盖误读《东都事略》耳”，今作“未详考也”。

　　(2)：翁诗最后一句“秋光八月荡瑶海，雨余参透梅子禅”，与《集录》所记“乾隆庚戌八月”一致，今见帖作“九月”则嫌牵强。

　　李雪松在这条微信后加了一段注解：

　　文进又云：今见帖上翁的第三段跋“东坡画竹石于郭功甫壁……”若指为翁伪书，则或由诗注抄录增益而来，使帖上多了一段跋，即古董商夸耀之双题三题之类。

　　接着又加了一段注解：

　　文进今晨再云：今晨乐兄到访，忽指《集录》所收翁跋，称此帖“苏某謹奉别功甫奉议”九字，而非拍卖帖上“苏轼謹奉……”，如非错录，則破绽大矣，昨竟未提及，真坡公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

　　李雪松对诸文进的商榷意见

　　李雪松在25日下午的微信中提出了他的商榷意见，全文经作者本人修改：

　　文进兄清鉴：

　　翁方纲题跋的真伪是鉴别《功甫帖》的要点，我也尝试做点功课，与您商榷。

　　首先：我们根据历代著录对《功甫帖》的传承做个大致的了解，清代以前该帖未见记载，清初是安仪周(1683-1745？)的收藏，见于《墨缘汇观》著录，九字内容为“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后入安庆太守江恂(1709-？)之手，原与《功甫帖》同装于《苏米翰札合册》的米芾《得书帖》、《恶札帖》均有江恂鉴藏印为证。江恂传藏其子江德量(1752-1793)，江德量(字秋史)于乾隆五十五(1790)年秋请擅长考据及书法的翁方纲用另纸做了长篇题跋。后复归于成亲王永惺(1752-1823)，并收入《诒晋斋摹古帖》中。再复归于英和(号煦斋)(1771-1840)，翁氏双钩本上有“煦斋新购”藏印，后应一直存于英和后辈，直至许汉卿于1953年于沪上得自英和后人。清晚期鉴赏家李佐贤(1807-1876)将包含《功甫帖》在内的《苏米翰札合册》著录于同治辛未(1871)年印制的《书画鉴影》，彼著录文字仍为“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并详载翁氏题跋所有文字，这些文字内容与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完全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李佐贤的《书画鉴影》著录的许多作品并非李氏自藏，仅是寓目而已。

　　其次，我们再探讨翁方纲的文字差异问题：文进兄查证的《复初斋文集》、《诗集》均与著录本有异，毋庸置疑。但分析其内容当属所异有因。江德量(秋史)对家藏的这本册页极为看重，并亲自为第一幅苏轼《刘锡帖》做了长篇跋文，第二幅《功甫帖》仅九字，实在难以措辞题跋，故请更擅考据及书法的翁方纲代而为之。翁氏受托而为，自当尽力。翁虽博学，终非天人，必要经过一番查证方可题跋，绝不能一挥而就，事实上翁方纲最终题跋确是在自己的书斋“宝苏室”完成的。那么可以推想，《复初斋文集》、《诗集》很可能是根据翁氏家存的题跋底稿编辑的，而现在看到的翁氏在帖后的亲笔题跋则是在最终书写时的定稿。底稿在当年八月初具，题跋在九月十二日完成。翁方纲亲笔题跋虽与文集、诗集有异，但文字内容并无不合理之处，甚至更为通顺。有个别字句的差异，实不足为奇。虽然至今我未见原件，但毕竟不少古画鉴赏家都去纽约见过原件，相信他们也不至于看不懂翁方纲。

　　另：上博指拍卖本《功甫帖》本幅右下“世家”应为骑缝章之半印，应与边封接连。此指摘有误，本幅中“世家”确为半印，只是下有衬纸，远观起来，似是全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