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成功后的哈尼梯田：谁是主人

元阳哈尼梯田景色 箐口村面貌一新的蘑菇房

　　本报记者 蔡梦吟

　　年味未散，春节已过。家住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箐口村的哈尼族女孩李秀(化名)和村中多数年轻人一样，踏上了离乡的旅途。奶奶用土话叮嘱她有空多回来。事实上，这个在昆明某高校读大三的姑娘对未来有许多憧憬，毕业后是否回乡，是个让她纠结的选择。

　　在她的家乡元阳，世代扎根哀牢山的哈尼人在靠近森林处开凿梯田，让山泉沿着十几万亩、数千级的梯田，在完成灌溉使命后注入江河，形成了独特的哈尼梯田文化。

　　去年6月22日，云阳梯田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早在“申遗”成功前，县政府便与云南世博集团共同组建了“云南世博元阳哈尼梯田旅游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世博公司”)，设立元阳梯田景区，大力开发旅游产业。一时间，“元阳”似乎遇到了机遇。

　　而在李秀看来，“申遗”成功大半年来，到元阳旅游的人或许多了一些，但是乡亲们生活的改变，远没有期待中的大。她说：“有时候觉得自己是梯田的主人，有时候又觉得不是。”

　　“空心化”村落如何承载哈尼族文化

　　购买一张100元的元阳梯田景区门票，从售票厅出来沿着公路走几十米，就有一条湿漉漉的山间小道通向李秀在箐口村的家。

　　作为离景区入口最近的民俗村寨，箐口村的民居被修葺一新，青石板路干干净净。李秀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世博公司每年向部分村民各支付100元，让其打扫村内卫生。尽管报酬微薄，大家却都干得很认真。

　　负责打扫的多是妇女和上了年纪的村民。除了春节，一年中的绝大多数时间，这个安静的村子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种梯田赚不了什么钱，但是留守的老人们并不愿抛下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

　　“种1斤红米只能卖1块多钱，不打工不行。”一位老婆婆说，儿子媳妇女儿都在外地干活，每月能往家寄800块钱；自己和老伴边种地边拉扯小孩。说话间，她的4个孙子孙女扭打在一起，她扭头呵斥了一声，却没人听她的，无奈苦笑：“我管不住他们。”

　　放眼望去，成片水光潋滟中，偶见几块干枯的梯田。李秀说：“有人把梯田的水排干，准备种蔬菜，赚的钱能多点。”也有少数人家的老人年事已高，便放弃耕种，靠儿女在外打工寄回家的钱买米吃。

　　李秀和朋友们也曾琢磨过留在家乡的办法：有些人开起了农家乐，但梯田景区太大，少数农家乐生意不错，更多的则往往等上半天都无人问津；还有的人“异想天开”地去世博公司应聘景区维护等岗位，但僧多粥少，“一个村子能有一两个人应聘成功就不错了”。在现实中碰了一头包后，村子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了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赚钱。

　　不仅在箐口村，中国青年报记者还走访了县里的胜村、大鱼塘村、普高老寨村等地，发现其“空心化”的状况大致相同。

　　元阳是国家级贫困县，全县40余万人口，年人均纯收入只有两千余元。怀抱着“世界文化遗产”这个金钵，急于脱贫的村民却说不清楚“申遗”和自己究竟有什么关系。在景区内，不时见到有几岁至十几岁的村里孩子，在寒风中光脚穿着拖鞋，提着一篮子煮鸡蛋央求游客购买。

　　“哈尼梯田申遗”的首倡者及专家组组长、哈尼族学者史军超对哈尼梯田文化深感自豪，也为梯田文化的命运而焦虑：“一种文化，对它的主人必须有价值，首先要能让它的主人过得更好，否则主人要它干什么？”

　　他也担忧，随着人的出走，“空心化”的村落如何承载哈尼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独特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学界公认的观点是，旅游对一地的传统文化而言，或许是把双刃剑。史军超说：“老百姓才是梯田的创造者和主人，梯田旅游开发的收益必须保证惠及他们，否则，势必对梯田文化造成致命的伤害。”

　　景区开发利益咋分配，县旅游局与百姓说法不一

　　那么，元阳梯田景区这块蛋糕，有多大，又该怎么分？

　　中国青年报记者从元阳县旅游局了解到，2013年元阳县实现旅游接待总人数107.38万人次，全年门票收入达841.87万元，并实现旅游综合总收入13.154亿元。而2014年春节期间，全县共接待游客49.589万人次，景区门票收入222.682万元，旅游总收入2560万元，可谓马年“开门红”。

　　元阳县旅游局局长郭力生说：“每年世博公司会把门票收入的10%分给老百姓。”他表示，这部分收入会通过村委会按户分给景区内种植梯田的农民。

　　而在记者走访中，村民们却无一例外地宣称：“从没见过这笔钱。”在箐口村，一位大爷谨慎地说：“我没听说过把门票钱分给我们的事。”

　　更多的村民则对“门票收入10%分给百姓”的说法感到不满。李秀的嫂子和奶奶撇着嘴说：“哪有那么好的事！别说把门票钱分给我们了，2013年我们打扫卫生的钱还没发下来呢。”

　　在大鱼塘村，一些农民谈起门票显得有些不平。有的说：“我觉得门票钱应该分给我们一些，我们不种梯田，他们上哪儿收门票去？”还有的村民曾商量着要一起“把梯田里的水都放了，看他们怎么办”，但后来大家怕闹大了，最终不了了之。

　　村民们表示，除了部分村民打扫景区会得到每人每年100元的报酬，他们并没有收到与景区相关的其他钱款。

　　箐口等自然村落均属于土戈寨行政村的一部分。在土戈寨村民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说：“门票的10%通过村委会分给农民？从没听说过！”

　　记者就相关问题又联系到世博公司。世博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婉秋告诉记者，根据云南世博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元阳县人民政府签订的《关于元阳县“元阳哈尼梯田”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书》，每年世博公司都会有专门的财务人员按规定把门票收入的税前10%打给县政府，用于反哺村民。“但是具体怎么分给村民，是由政府负责，我们不清楚。”

　　而对于村民并不清楚“门票反哺”一事，元阳县旅游局一位工作人员称：“有的老百姓长年在外打工，所以不清楚。”

　　在史军超看来，且不论10%的门票收入是否能真正反哺百姓，这10%的份额是否合理，本身就是一个“涉及产权的大问题”。他说：“土地是国家的，但是梯田和蘑菇房是私有的！老百姓并没有委托政府和世博公司去代表他们，也没有签字同意搞旅游，让游客每天在自己家里家外转。门票收入，老百姓至少要占50%的份额才合理。旅游开发的收益分配、监督机制又在哪里？”史军超坦言，自己为这些问题呼吁好几年了，但始终未获解决。

　　回到村寨能更富，村民才会回来

　　村民们一方面抱怨蛋糕分配“不公平”，另一方面，也密切关注着家乡发展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变化。

　　旧貌换新颜的房子，是元阳县村民们近半年来热议的话题。

　　去年5月，红河州委州政府启动了“美丽家园”行动，提出要“做特民居、做美村庄”。很快，元阳县政府也响应号召，展开建设。在靠近景区的村落，许多人家的外墙上被统一刷上了土黄色漆——这是为了模仿古老哈尼民居“蘑菇房”土坯墙壁的颜色。尽管现在绝大多数村里人都住上了砖房、水泥房，但为保持民族风情，这些房顶还是被整齐地扣上了稻草做的“蘑菇顶”。

　　而对于部分破败的民居，政府则鼓励村民按照统一外观就地重建，并给予每户3万元的补贴。虽然在当地翻盖房屋通常需要花费近10万元，但从天而降的3万元无疑具有巨大吸引力，一些不宽裕的家庭勒紧裤腰带也要争取这个名额。据元阳县美丽家园办副主任李阳介绍，目前全县已有1500户民居完成了拆除重建，村内道路、卫生院、公厕、猪厩等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中。“我们计划用8年的时间，把全县的危房民居改造好。”李阳说。

　　在普高老寨村，村民老马满身石灰，正忙着指挥亲戚们帮忙翻盖他家的新居。老马有着小算盘：一个上海的商人找到他，求租他的新居开客栈，并提出40万元租20年的价码。他心动了——自己在外打工，家里房子还能出租，“多划算啊”。如无意外，他准备拿着那40万元，到县城里给儿子买套房。

　　老马的故事并不鲜见。全国各地嗅觉灵敏的商人们正带着村民所不具备的雄厚资金和管理经验，纷纷来到元阳。在一些村落，房子的确变新了，可房子里的人也变了。

　　参与主持元阳县“美丽家园”规划设计的建筑学家、昆明理工大学教授朱良文对此感到既无奈又担忧：“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经济效益考虑，你挡不住。只有当他发现回到村寨能更富，他才会回来。”

　　今年75岁高龄的朱良文长期致力于云南传统民居的保护。1986年，正是他上书时任云南省省长和志强，紧急制止了对丽江古城的拆迁和破坏，使古城起死回生。

　　成功“申遗”后的丽江古城，如今在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原住民难觅便是其一。朱教授认为，要避免丽江的遗憾重演，需要元阳县政府做大量细致的工作。“仅把房子修漂亮远远不够，关键要找到帮助村民发展的模式，让梯田古村落真正宜居。” 

　　对于这个问题，县旅游局局长郭力生则显得较为乐观：“外地人不可能多过本地人。哈尼梯田是老百姓的命，村民就算出去打工，也会留家人照看梯田的。”不久前，县政府制定了《元阳县乡村特色旅游示范点建设实施方案》，计划对部分农家乐示范户给予每户10万元以内的无息贷款扶持，并按协议在5年内还清。郭力生认为，随着哈尼梯田风景区的不断发展，农家乐也会越办越火，到时候回流的老百姓就会多起来。

　　世博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婉秋也表示，近年来，公司选拔了景区内村民及公司员工3批共200人赴广西龙胜、四川九寨沟等地进行为期一周的考察，学习农家乐的发展经验。

　　而在史军超看来，要留住全县几十万名原住民，就必须立足于梯田。而且，不能忽视旅游开发对传统文化的侵扰，应坚持仅在局部适度开发。 “梯田文化的本质是什么？是绿色文化、生态文化。” 史军超认为，发展以梯田红米为主的“绿色有机生态农业”，提高产业附加值，培养大批素质较高的职业农民，或许是解决梯田古村落之困的根本。

　　对李秀和村里的一些年轻人来说，这些选择都略显遥远。她们结伴来到元阳县新街客运站，又坐上不同的大巴，看着熟悉的蘑菇房村落渐渐地被越甩越远。生于斯长于斯，李秀说自己会一直关注着家乡的点滴：“有合适的机遇，我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