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事件：当艺术遭遇市场学术操守变质

《功甫帖》 手持式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了现场放大扫描。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蒋肖斌

　　苏轼大概不会想到，他写给亲密好友郭功甫的一封告别信，寥寥9个字，会在900多年后的拍卖会上拍出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的高价。更没想到的是，随之而来的《功甫帖》真伪之争因为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而陷入了“罗生门”。当艺术进入了利益至上的艺术品市场，原本纯粹的学术争鸣“为谁说话”似乎已经比“说什么话”更重要了。

　　《功甫帖》遭遇“罗生门”

　　《功甫帖》整幅作品是立轴，包括4个部分：苏轼《功甫帖》，上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右上)；清代书法家翁方纲小楷题跋和题诗(左上)；翁方纲《功甫帖》双钩廓填的摹本(右下)；民国时期收藏者许汉卿的题跋(左下)。

　　2013年9月，上海收藏家、某公司董事长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高价购回《功甫帖》。这位收藏家曾公开宣称：“我的弱势是没有任何艺术收藏专业知识，我的优势就是有钱。”

　　购回《功甫帖》本来也只是他“不差钱”收藏行为的普通一次。然而，当年12月20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以下简称“上博”)的3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称这件作品是“双钩廓填”的伪本。所谓“双钩廓填”，指的是先用墨线沿着字的笔迹勾描出轮廓，再填上墨色。

　　12月22日，苏富比方面发出声明，“我方对作品的真伪性一向万分认真……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坚称其为苏轼真迹。

　　12月23日，刘益谦发布长文声明，称作为买家他愿意保持中立。但12月26日，他再次发表声明，态度骤变，向上博连发三问，质疑其结论。

　　2014年1月1日，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撰写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报告，发表在《中国文物报·收藏鉴赏周刊》，详细解释了判为伪作的原因。

　　1月13日，苏富比在其官方微博发布《苏富比对有关苏轼〈功甫帖〉质疑的回应》，对报告提出的“鉴藏印多为伪印”、“翁方纲题拔与题诗是伪作”等质疑逐条反驳。

　　1月28日，上海收藏家颜明突然发表《致藏家刘益谦的公开信》，称刘益谦曾在2013年8月底即拍卖会前夕，向他请教怎么看待这件《功甫帖》。公开信中写道：“我专门请教了上博和故宫的专家，专家们通过研究，一致看假，并认为作伪水平不高，提了几点看假的原因。我通过电话和短信向刘先生转达了上博和故宫专家看假的意见，并劝他和专家们联系。”此言一出，风向又变，似乎成了刘益谦在知假买假。

　　农历新年的爆竹并没有冲破弥漫在《功甫帖》上空的迷雾。2月18日，刘益谦及其团队带着《功甫帖》来到北京，不仅请来了已故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的弟子萧平、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赵长青等专业人士，还请到了中国嘉德、北京保利、北京匡时等中国最大拍卖行的老总，广邀媒体，展开了一场热闹的现场鉴定会。

　　鉴定会兼新闻发布会现场，刘益谦团队公布了《功甫帖》的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的高清背光图，和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的效果图，并现场用手持式无线视频数码设备对《功甫帖》进行了现场放大扫描，从墨色、纸张、收藏印等方面得出结论：这件《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博“双钩廓填”的说法无法成立。

　　《功甫帖》曾涉及千万元关税

　　除了专业人士和爱好者，其实之前并没有多少人知道《功甫帖》，更对其真伪不感兴趣。普通人知道这场争论，是源于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苏轼书法〈功甫帖〉被指“伪本”》一文，报道了3名上博研究员鉴定《功甫帖》是伪作。全文没有刘益谦方面的回应。对私人藏品真假这样的敏感问题，研究员没有首先告诉藏家，征得其同意后再在媒体公开发布，这也是上博一方后来一直被诟病的原因之一。

　　不过，《新民晚报》记者在“采访手记”提到的原因也不能忽略：“在近期舆论宣传中，媒体、专家和政府有关部门已有将这件拍品视作真品之势，并有人吁请国家在关税政策上开‘绿灯’，以期更多流散在海外的重量级文物回归……如若伪品能披着真品的外衣，堂而皇之地入境并享受到相关政策，将为日后的文物回流工作埋下无穷后患。”原来，《功甫帖》在购得之初，因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关税，一度滞留香港，上海自贸区成立后才得以免税进入上海。

　　如此，《功甫帖》的真假已经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双方阵营中，都不乏一流专家，都是言之凿凿。书画鉴定是一项专业性极高的工作，闹得沸沸扬扬的《功甫帖》，行外人其实并不明白鉴定结果中那些深奥的专业词汇。而学术上的争论，一旦掺杂了利益，再加上媒体炒作，普通的围观者，就如同买不起越炒越高的艺术品一样，如今连真假都“不够资格”知晓了。

　　据悉，《功甫帖》将从3月28日起如期亮相于刘益谦创办的龙美术馆，关于此帖真伪讨论的文献也将一同展出。发布会现场，艺术品爱好者程辉(化名——记者注)因为挤不进去，只能在场外张望。他调侃地说：“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刘益谦、《功甫帖》、龙美术馆，有时候我真怀疑整个事件是一个策划好的大广告。”

　　如今，上博一方自从发布论文后就销声匿迹，再无回应；刘益谦一方后发制人，似乎形势大好。北京的发布会现场，虽然人头攒动，但没有一个上博的专家到场。发布会结束后，有媒体联系到钟银兰，她说：“我的看法已经公布，不会改变。他(刘益谦)如果要研究什么、说什么，那是他的事。”而颜明表示，之前请教过的上博专家正是钟银兰，另两位故宫专家不方便提及。

　　上海收藏家冯飞龙谈及艺术品的真伪之争时，认为学术进入市场，其实很不科学。“学术历来就是有争论的，只是角度不同、认知不同，没有对错之分。而艺术品市场利益纠葛颇大，所以买家和卖家都不能作为可信的责任者，应该成立第三方鉴定机构做一个客观的判断。”

　　没有人能透支国家信誉

　　书画收藏家朱绍良介绍，关于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辩论一直存在：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和高二适关于《兰亭集序》的“兰亭论辩”，连毛泽东都支持双方各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中国绘画史研究元老、不久前刚刚去世的高居翰，提出美籍华人王己千收藏的五代时董源的《溪岸图》，是张大千和徐悲鸿画的伪作。争论之后，《溪岸图》在大都会博物馆做了一次科学检测，结果高居翰认输，他主动对王己千说：“对不起先生，我错了。”朱绍良说：“这些往事说明，古代书画的真伪是可以大家来商榷的。”

　　所以，3个专业人士指出一件从拍卖会上买回的东西是假的，这并不是一件多大的事。只是，“上海博物馆”这个单位名称的高光盖过了3个具体的人。事件发展到最后，似乎成了一个国家博物馆对私人藏品的“指指点点”。

　　在发布会现场，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易苏昊说：“我对这件事挺震惊的。因为国家鉴定委员会有纪律，其成员不能在媒体上对任何博物馆的东西进行真伪质疑，这是一条工作纪律。钟先生(钟银兰)和单先生(单国霖)都是国家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此次，刘益谦团队进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正是以龙美术馆的名义。

　　观复博物馆创始人马未都也受邀来到现场，他戏称自己不是来打群架的，而是站在中立的角度说话。“如果这3个人不是上博研究员，那可以随便说，但当他们扣上国家机构头衔的时候，就需要谨慎。所以事件一发生，上博就立刻出来择清关系，称是个人行为，可不幸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一定会把‘上海博物馆’搁在前头。读者记不住3个人的名字，可一定记得住上海博物馆。”马未都说，“学术理论著作应该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最后再由媒体报道，现在是反着了。公共权力为自己的某种目的谋私，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马未都说，民办博物馆遇到的困难，很多是国家博物馆不曾感受到的，“光海关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于作品真伪，马未都自认“无权说话”，他唯一能说的是，“没有人有权透支国家信誉”。

　　(原标题：当艺术遭遇市场，学术为谁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