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真伪之争堪称贺岁大剧

《功甫帖》

　　贾铭

　　岁末年初，正当全国人民盘点一年得失准备过大年的时节，艺术品市场风波骤起，一场由《功甫帖》真伪之辩引发的纷争以始料未及的速度蔓延开来，吸睛指数绝对超五星。事态发展，堪比一部无人导演却要素齐备的贺岁大剧，卡司(演员阵容)之豪华、剧情之跌宕完胜冯小刚暌违贺岁片市场N年后的复出之作《私人订制》，令观者感叹电影哪有现实精彩。

　　这部贺岁剧属随拍随播，没有剧透，更新时间不定。虽剧情未完，但已高潮迭起，注定要成为青史留名的大事件。鉴于此，在各种争论和猜测满天飞，各路观众翘首期待剧情更新之时，不妨就已知剧情和角色整理一个百度百科检索资料，以备日后查阅。

　　已知剧情梗概

　　2013年9月19日，中国收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065.53万元)拍得苏轼《功甫帖》。《功甫帖》全文：“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二行九字，估价30万美元。

　　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发表报道称，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认为刘益谦拍得的《功甫帖》是伪本。

　　2013年12月22日，苏富比拍卖行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真迹，称尚未收到上博的研究报告。

　　2013年12月23日，刘益谦就《功甫帖》真伪事件首次正式对外发表声明，在质疑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研究方式的同时，也呼吁三位专家的研究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

　　2013年12月26日，刘益谦再次声明，抛出“三大困惑”，除对上海博物馆提出几点质疑外，还代表龙美术馆向上海博物馆发问。

　　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三位专家的两篇研究长文在《中国文物报》刊出，图文并茂详解为何《功甫帖》系伪作。

　　2014年1月2日，针对上博研究员的研究报告，刘益谦第三次发布公开声明，称该研究成果是以三位研究人员的个人名义发表的，而且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相互矛盾”。他表示将等待拍卖行一方的学术论证，并结合其他相关专家的学术观点，得出综合评判。

　　2014年1月3日，苏富比拍卖行回应有关“功甫帖研究成果”之文章，表示不同意各文章中的观点并坚决认定“功甫帖”为宋代诗人苏东坡的作品，并声称于十天内作出正式回应。

　　2014年1月6日，收藏家朱绍良在微博上公开发表声明称，如刘益谦放弃，自己希望购藏《功甫帖》，刘可于三日内与其接洽商议。

　　2014年1月9日，刘益谦发表声明回复朱绍良，对其表示感谢和钦佩，同时表示轻言放弃为时尚早。

　　2014年1月13日，苏富比拍卖行通过官方微信发布署名为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的回应报告。报告坚称《功甫帖》是苏轼真迹的墨迹本；不同意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所指认的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结论；同时，不同意钟、凌二位先生所指认的上博现藏苏轼《刘锡勅帖》也是清中晚期“双钩廓填”本的观点。

　　角色介绍

　　主角

　　处于纷争漩涡中心的藏家、研究者和拍卖行无疑是此次贺岁大剧《功甫帖》的主角。一掷亿万的藏家、中国著名博物馆的资深专家和世界级拍卖巨头组成了罕见的超豪华阵容，三者之间言来言往、针锋相对，煞是热闹。

　　有媒体报道，刘益谦的一位收藏界的挚友曾评价，在《功甫帖》事件出现前，刘益谦“二十年来无一失手”。除拥有雄厚资金外，刘的长项还包括大胆的决断能力与精准的眼光。各大艺术拍卖公司拍卖图录的封面往往是该专场中最优质的拍品，而刘益谦常对这些竞争最为白热化的封面拍品青睐有加，出手果断，民间收藏界因此称其为“封面男郎”。此次的《功甫帖》恰恰也是苏富比2013年秋拍图录的封面拍品。

　　2013年，纽约当地时间9月19日，正值中国的中秋之夜，在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拍卖会上，刘益谦通过与五位拍卖会电话委托方竞拍者的激烈角逐，以822.9万美元竞得苏轼《功甫帖》，领衔“中国古代书画精品”拍卖会。“月圆之夜，东坡回归”，一时传为佳话。2013年11月初，刘益谦付款。其后，《功甫帖》回国的高关税成为关注焦点，有媒体称《功甫帖》为“国宝”，也有声音呼吁为其进关所需负担的至少1200万元关税开绿灯。最终，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2013年11月底，《功甫帖》以“保税”身份进入上海自贸区。

　　据报道，刘益谦拍得《功甫帖》后曾表示，一个多月之前就知道纽约苏富比征集了苏轼的《功甫帖》，本身是一件流传有序的作品，他也咨询了很多搞古画的朋友，除了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主管张荣德与书画鉴定家马成名外，还通过私下渠道咨询过包括朱绍良、陆忠、尹光华在内的十几位海内外资深书画鉴定专家，除其中一位颜先生跟他说不能买以外，“基本上都听不到杂音”。如无意外，这幅作品计划于2014年3月在他新创的龙美术馆浦西馆作为开馆献礼展出。

　　转折点出现在2013年12月21日。彼时上海《新民晚报》发表题为《苏轼书法<功甫帖>被指伪本》的报道称，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三名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经鉴定与考证，发现刘所拍得的《功甫帖》系清代伪本，非东坡真迹。有关《功甫帖》的真伪之争就此拉开序幕。

　　2013年12月23日，刘益谦就“《功甫贴》真伪事件”发布第一份正式对外声明。在这份长达千余字的声明中，刘益谦虽然“三谢上博”，但仔细品味却是话里有话。在对上博极尽嘲讽之余，刘益谦表示“期盼上海博物馆的学术文章尽快面世，以解困惑”。

　　然而，声明并未得到上博方面的回应。2013年12月26日，刘益谦再发题为《我的困扰与求教》的公开声明。声明名为“求教”，实则更像“质问”。刘益谦在声明中称上博为“事件的挑起方”，除了针对上博没有选择在专业研究刊物发表学术争鸣，而是先在大众媒体发布结论性观点以及上博的鉴定结论和论据等问题提出质疑之外，还翻出了上博的“历史伤疤”，借此“请教”上博“是如何向民众做出解释，并顺利度过信誉危机的”。相较上次，此次声明嘲讽之意不减，但火药味更增，让人感觉到这一事件似乎没有看到的那么简单。

　　按常理，有知名鉴定专家质疑拍品，买家会联系拍卖行解释或退货，且上博这三人中，钟银兰、单国霖是中国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符合苏富比拍卖规则中有关赝品退货的“买家搜集两位行内公认之独立专业人士(须为买家及本公司均接纳者)之报告”要求，当然，拍卖规则还规定“苏富比同意将会适当考虑该等专业人士之报告。然而，苏富比保留权利在最终决定该物品是否赝品时，自行寻求其他独立意见，本公司不须受买家提呈之专业人士报告所约束。”刘益谦罕见地与拍卖行站在同一阵线，质疑对学术界的研究意见。

　　在刘益谦连发两份声明喊话后，2014年1月1日，上博三位研究人员的两篇长达14000余字的研究文章正式在专业媒体《中国文物报》刊出。钟银兰、凌利中在《从法帖中双钩——谈〈刘锡敕〉、〈功甫帖〉墨迹的勾摹性质》一文中认为，《功甫帖》墨迹本以双钩轮廓为基础，与百年前就在一起、民国时又同为许汉卿旧藏的《刘锡敕》伪本钩摹性质如出一辙，“用墨不精，如小儿描朱耳”，并认为《功甫帖》与上博藏《刘锡敕》可以相互证伪。单国霖在《苏轼<功甫帖>辨析》中认为，《功甫帖》从字的形体上看与苏轼的书体相符，尤其接近于《北游帖》，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他认为可能是摹写所造成的失误；对翁方纲题跋，从印鉴和书法两方面入手分析，判断亦为伪造；而张葱玉、徐邦达等老一辈鉴定专家之所以高度评价《功甫帖》，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只见到印刷不佳的影本，而非亲眼看见原迹。

　　此前，刘益谦在媒体采访中称上博专家并未看到《功甫帖》原作。不过，单国霖向媒体记者表示，他和钟银兰均见过《功甫帖》实物，表示完整报告中将不涉及《功甫帖》纸张问题，笔迹研究主要参考苏富比《功甫帖》拍卖图录。凌利中则表示，苏富比拍卖时他正在美国访学，专程到预展现场观摩。

　　上博研究文章刊出次日，刘益谦发出名为“回归学术，回归理性”的声明，表示对《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由官方表态转变为个人名义的论文感到意外，并认为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相互矛盾；称要等待苏富比方面的学术论证，并结合其他相关专家的学术观点得出综合的评判。此次声明较前两次而言，行文语气确实“回归理性”不少，不再一味嘲讽，更多的是痛陈上博三位研究人员之前“不顾个人职务身份可能带来的误解，在自身的学术观点都未能统一的前提下，就在大众媒体上以官方名义发表最简单粗暴的结论”“这种只图一时之快的贸然行为对我本人所带来的伤害……其中的压力和委屈难以言表”。

　　在刘益谦所发的三次声明中，对上博作为“博物馆的官方组织如此关注一个私人收藏家的收藏行为”大为不解，明确表示有“知情人士爆料”和“很多人士提醒”此次上博非常之举背后另有隐情。他认为上博有“说明原因、以正视听的义务”。而坊间也盛传各种版本的猜测。但上博并未回应这一质疑，仅见有媒体报道，文章作者之一的凌利中对记者表示，对《功甫帖》的研究其实是因为对馆藏《刘锡敕》的研究而顺便涉及，因为两者可以互相佐证，非一时心血来潮，研究人员是从纯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与探讨。相比刘益谦的密集“敦促”，这一表态显得轻描淡写，大有四两拨千斤之势。

　　贺岁剧《功甫帖》中的另一主角苏富比拍卖行两发声明，一次是在《新民晚报》发表有关《功甫帖》是伪本的报道次日，另一次是回应有关“功甫帖研究成果”文章。两次声明均坚称《功甫帖》为真迹，用词、态度坚定。在第二次声明中，苏富比对“这三位来自世界级博物馆的专家，罕见地以个人名义对个别私人藏家购买艺术品的商业行为作出公开评论”表示惊讶。苏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康在媒体采访中表示，从来没有经历过此类“转折”。

　　在上博研究文章发布次日，程寿康表示，苏富比将第一时间成立特别小组，组织全球顶级博物馆专家，尤其是中国书画权威对《功甫帖》进行鉴定，若结果与上博相同，苏富比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而刘益谦也向媒体表示苏富比给了他明确的表态，如果论证结果显示上博的意见是站得住脚的，他们会维护买家的利益。

　　苏富比反应迅速，态度明确，但能对中国古代书画进行鉴定的全球博物馆专家到底指哪些人还是让人颇费思量。众所周知，在中国书画鉴定上，专家的主观判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权重，即使通过著录等辅助方式，能够拍板的还是专家。而从以往情况看，专家对同一件书画的争议是非常大的。对此，有业内的专业人士认为，全球顶级博物馆专家能够得出权威的结论，这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

　　在苏富比回应报告出炉前，刘益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虽然苏富比有规定，有两位以上国家级专家出具报告就可退还拍品是无可置疑的，但他目前依然坚信《功甫帖》的真实性，并计划在龙美术馆浦西馆开馆之日公开展出；对收藏家朱绍良抛来的橄榄枝也婉言谢绝。

　　值得一提的是，纽约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部主管张荣德，曾任职上海朵云轩，后赴日本成为画商，又再回朵云轩，短期任拍卖部经理。2005年，刘益谦发起成立上海道明拍卖公司，聘张荣德为总经理。2013年5月，张荣德以高级董事、资深专家、中国古代书画部门业务主管的身份加入苏富比纽约总部。2013年9月纽约亚洲艺术周的中国书画拍卖，是张荣德加盟苏富比的首秀。刘益谦竞拍，不无有为张荣德捧场之意。

　　配角

　　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人员对苏轼《功甫帖》的质疑之所以引起轰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公立博物馆一般不会涉足私人鉴定。对此次上博专家突破限制来研究一件民间藏品的原因，坊间传言纷飞。在刘益谦的第二次声明中就明白表示“有‘知情人士’爆料，此帖早年曾出现在上博，后又由上博流出”，随后的声明中也强调“有很多人士提醒我说：这次上博之所以作此非常之举，背后另有隐情，我和《功甫帖》属于‘躺着中枪’”。而且上博三专家之一单国霖本身就是刘所创办的龙美术馆的学术顾问团成员之一。种种迹象都让人感觉繁花绕眼背后似乎有推手。

　　猜测只是猜测，除非当事人主动发声，外界无从证实。其中有一个说法却不能忽略。这或许是推动贺岁大剧《功甫帖》发展的一条隐形线索，而承担这一线索的则是本剧的第一配角——祝君波。

　　2013年10月19日，《新民晚报》刊出题为《博物馆鉴定家为何越来越弱？》的文章，作者是上海朵云轩拍卖行创始人，曾为上海新闻出版局领导的祝君波。文章前半段以《功甫帖》高价成交引出对两位“朵云轩的老同事”的极尽褒扬，一位是2013年5月到纽约苏富比任职的张荣德，另一位是从朵云轩走出到佳士得拍卖行供职，而今同样“走向纽约大舞台”的书画鉴定家马成名。他表示当年两人“在朵云轩时的勤奋和天赋令人肃然起敬”，而如今双双高就也表明“传统经营界出身的鉴定师实现了华丽转身，由感性走向了理性，由目鉴结合了考证”。这也证明了朵云轩的育人有方。拜读之下，令人感到祝君波的喜不自胜之情跃然纸上，却不免有王婆卖瓜之嫌。文章后半段话锋一转，表示深感眼下的书画鉴定界人才缺失，“许多博物馆面对征集书画的挑战，已无权威敢拍板”。他分析原因在于现在博物馆制度下培养的鉴定家往往只会纸上谈兵，花拳绣腿。在文章结尾处，他更果断预测，“从这一二十年的趋势看，民间的鉴定家会越来越强，博物馆的鉴定家则越来越弱。别的专业我不敢说，书画这个门类大致如此”。“喜忧参半”之余，他建议今后博物馆鉴定大师的来源可以“两条腿走路”，“如马成名先生、张荣德先生这样的，不妨受聘博物馆兼职”，而博物馆的年轻专家则可以“由单位委派到苏富比、佳士得‘挂职锻炼’，学一两手真刀真枪的武功”。

　　文章标题基本上一棍子打死了所有的博物馆鉴定专家。耐人寻味的是，两个月后首次爆出上博专家质疑《功甫帖》消息的也是在《新民晚报》上。这样的巧合难免让人浮想联翩。

　　《功甫帖》的另一配角非朱绍良莫属。朱绍良，加拿大籍古代书画收藏家，加拿大卓骏投资公司合伙人。2014年1月6日，朱绍良在微博表示，若刘益谦忍受不了各方的纷争，放弃《功甫帖》的收藏，他愿意购藏，已备好5000余万元的购藏金。此前一日，名为“晓方斐翔”微博透露，朱绍良为刘益谦购买《功甫帖》前的参谋之一。对于选择发表声明的时机，朱绍良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解释，当时本来就想买《功甫帖》，后来刘益谦说也想买，欲作为龙美术馆浦西美术馆的馆藏作品，就放弃了。

　　朱绍良的声明如天外飞仙，出人意料地造就了贺岁剧《功甫帖》的又一个小高潮。无奈，不知是出于“二十年来无一失手”的自信，还是决意要和上博争一高下，抑或是铁了心力挺“一贯恪守艺术拍卖业界的最高德行标准”的苏富比，总之，三日后，在声明限定的期限内对方如期回复，朱绍良自告奋勇接手这烫手山芋的美意竟遭婉拒。

　　友情客串

　　一部成功的大剧，友情客串者多是大腕，至少是圈中熟脸。《功甫帖》的友情客串也不例外。他们的倾情加盟为本剧增添不少观赏性。

　　首先是大腕级的马未都先生。他在2013年12月25日参加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节目时发表看法，对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做法表示疑惑。次日，他又撰博文，解读这一“海内名帖”，自陈早年亲见书画鉴定之艰涩深奥。眼看此次名帖荣归故里却遭遇“节外生枝”，“学术变成法术”，“书画业混同娱乐业”，先生一番话语重心长：“鉴定本是极为严肃之事，古人以为，怀此技者须心领神会，无法与门外人品论短长，即便去说也是徒劳唇舌。”他将《功甫帖》的鉴定定性为“业内大考”，认为非一个真字或伪字可以终论，在媒体采访中也指出，“学术质疑是正常的，但操作要严谨”。

　　北京保利拍卖公司书画主管李雪松和原上海崇源拍卖公司书画主管、艺术品经纪人诸文进当仁不让。2013年12月25日，媒体报道诸文进对清代学者翁方纲的题跋有新发现，认为《功甫帖》真伪存疑。李雪松在微信转发“诸文进兄新的发现”，又通过微信提出商榷意见，气氛友好。有媒体评论，两位拍卖专家对翁方纲题跋真伪的探讨，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事实的真相。

　　龙套

　　一部大剧少不了龙套演员。在《功甫帖》剧中，法律专家、历史学者、网友等荣膺重任，从拍卖规则、史实考订、书法研究等角度各抒己见，网络平台上掀起“全民鉴宝”热，各路“鉴定大师”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

　　还有一个龙套演员不得不提，迄今全程跟进，迅速蹿红，跻身知名演员行列。这就是《新民晚报》。2013年12月21日，《新民晚报》刊登《苏轼书法<功甫帖>被指伪本》，瞬间点燃争议。此后有关报道源源不断，身为大众媒体，着实在艺术界火了。有心人记得，最初正是《新民晚报》刊登了祝君波炮轰博物馆鉴定专家的大作。当然，也招来质疑。有评论表示，《新民晚报》作为引发这场舆论风暴的始作俑者，其报道既非专家的原话，也没有学术报告的原文，在似懂非懂的转述中，学术讨论就变了味。而该报记者“采访札记”所称“私人收藏品鉴，以藏家满足为上；但进入公共视野，在美术馆里起到美术教育普及的功能，作品是真是伪，关乎大事：欺世之作若登堂，惑人耳目，贻笑后人”等语，显然已经不是关于某件艺术品真伪的学术讨论，大众媒体的独家新闻，加之终极裁决的口吻，是在利用媒体的话语权进行舆论审判。

　　当然，还有博眼球者，捕风捉影地将猜测、怀疑当成事实传布。

　　观后感

　　短短数月，沧海桑田。“贺岁大剧”《功甫帖》究竟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在一系列争论的背后，究竟有何玄机？态势仍是扑朔迷离。但可以看到，由这场风波引申出来的话题，已经远远超出了《功甫帖》本身的真伪。不管背后有何隐情，《功甫帖》之争给业界开出的考题不容回避。

　　退还抄家文物奠定了文物市场的基础

　　《功甫帖》背后的所谓隐情，称《功甫帖》作为抄家文物曾入藏上海博物馆，落实政策后，退还给原持有人许汉卿家族。这涉及了上世纪70年代末国家实行的返还政策。

　　文革结束后，各地文化文物部门相继成立专门机构，处置查抄文物返还。执行过程中，对珍贵文物，动员捐献或是有偿购买。因侵占私房退还缓慢，相当多的退赔物品无处可放，加之人们还心有余悸，部分退赔物品便转入市场，为文物市场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

　　退还查抄文物是国家恢复社会秩序和法治、改正文革错误的历史性举措。在经历了30年的“一大二公”后，返还包括文物在内的抄家财产，是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使更多人萌生了私有财产权利意识。1982年宪法、2004年宪法修正案及2007年《物权法》构建和完善了中国私有财产保护制度。

　　如何解决古代书画鉴定难？

　　因为传统眼学的局限，以及仪器检测手段的介入难度，鉴定中国古代书画从来就非易事。收藏界对于古代书画的真伪之争屡见不鲜。2002年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出的宋徽宗款《写生珍禽图》、中贸圣佳公司拍出的米芾款《研山铭》，2003年北京故宫购藏的《出师颂》均引发真伪之争。最著名的当属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溪岸图》轴。1999年12月11日，大都会博物馆专门召开“《溪岸图》中国艺术真实性”国际研讨会，中心议题即是《溪岸图》是否为张大千伪作，几乎聚集了海外所有中国美术史专家、部分中国大陆以及台湾地区学者。苏富比此后即停止了中国书画专场达十年之久。2012年11月《溪岸图》现身上海博物馆“翰墨荟萃”五代宋元书画大展，在配合展览召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再次成为争论最激烈的作品。鉴于“前事之师”，可以推测，即使苏富比邀请到了全球顶级博物馆专家，《功甫帖》的鉴定也将一波三折。

　　在2010年《砥柱铭》之争中，就有人指出，我们面临着比老一辈鉴定大师更加严峻的鉴定环境，因为传世书画的主体部分基本上都由大师鉴定过了，目前需要鉴定的往往不是标准作或代表作，因此我们更加需要新的研究方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必迷信权威，对上海博物馆研究人员的学术研究报告也尽有可讨论之处。重点在于我们必须找到全新的方法来面对现在的鉴定危机，而《功甫帖》或许就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

　　鉴定话语权

　　《功甫帖》之争折射出话语权的争夺。

　　一般而言，中国艺术品当然是中国人有话语权，但事实并非都如此。

　　世界主流知识体系构建于西方。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往往通过西方这个“他者”来认知“自我”，如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荷兰学者高罗佩的狄公案和房中术。就中国文物而言，英国学者霍布逊和美国学者波普的元青花研究，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的青瓷研究和三上次男的外销瓷研究，影响深远。美国学者高居翰、李雪曼，日本学者古原宏伸都是中国书画研究领域的重量级人物。

　　海外中国文物学者多出自美术史专业，汉学功底深厚，理论基础扎实。但即使是汉文化圈的日本学者，即便汉语说得如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中国人还是存在差异。中国文物专家植根于中国文化，实践经验丰富，但理论有所欠缺，主观性强且不能提供一套实证方法，未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论研究体系。在1999年《溪岸图》讨论会上，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更震撼了中国学者。

　　市场需要怎样的学术伦理？

　　《功甫帖》事件之所以轰动，重要原因在于，公立博物馆专家为保持学术品质，不为利益方背书，不介入市场鉴定，这是条不成文的规定，上博专家此番高调“打假”出人意料。

　　赞赏者认为，上博做法体现了国有文博机构的责任感。国有文博机构作为纳税人供养的机构，在面对有着重大影响的艺术品与文物以及事关文化底线事件时，理应打破沉默，承担文化责任。此次上博研究人员利用自身专业优势，恪守职业道德，及时公开研究结论，对艺术品拍卖市场具有积极意义。

　　质疑者则认为，上博研究员的做法属于以学术干预市场。鉴定的市场标准与学术标准不同，学术研究出于公益不避对错，鼓励争鸣，经常翻案；市场却要维护私利，不可轻易触犯。两者交集时必须慎重。鉴定国有博物馆或文物机构的藏品发现问题的，可以打上“存疑”，留后考证，但面对真金白银的艺术市场，“存疑”显然行不通。有人担心，此门一开，学术很可能会为利益背书，进而损害国有博物馆的形象。

　　有业内人士表示，现在的客观形势发生了变化，类似争论不再像过去那样仅限于学术圈与收藏圈，而是有大众媒体介入，升级为公共事件，涉及的是巨额财富，学术的讨论将造成巨大的社会影响。《功甫帖》这个案例表明，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需要相关的争议各方对各自的角色有更专业的定位，需要提倡与遵守学术伦理。对于当下鱼龙混杂的艺术品拍卖市场，对影响极广的名画名作，国有公共学术机构到底如何参与发声，以维护公共文化利益？一旦发生争议，又该如何处理？另外，有业内人士指出，瑕疵担保日益引起中国艺术市场关注，《功甫帖》无疑是中国同行了解国际拍卖行的处置原则、方法的最佳案例，对中国拍卖业有着示范作用。

　　在1月13日公布的长达9000字的回应报告中，苏富比针对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的质疑一一进行回应，但业内有观点认为报告并没有提供许多新证据，主观判断的成分占据着非常大的比重。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功甫帖》或成难解迷局。

　　有人预言，《功甫帖》事件或将成为古代书画市场的分水岭，投资者出手将更加小心，古代书画市场从此降温。这种担忧是否会成为现实还有待时日验证。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结局如何，这部“贺岁大剧”带给人们的思考将是广泛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