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考古5难 申遗路漫漫

　　因解读人才缺乏，我省对6年前出水的华光礁1号沉船的整体发掘研究报告至今未出炉。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因解读人才缺乏，我省对6年前出水的华光礁1号沉船的整体发掘研究报告至今未出炉。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大海的方向———华光礁1号沉船特展》在省博物馆开展，曾沉睡南海西沙华光礁水下800年的古船光华重现。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西沙群岛华光礁1号南宋沉船遗址发掘项目，共出水1.1万件南宋瓷器，但多为碎片。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本报记者 杜颖 实习生 于丽丽

　　核心提示

　　这个6月，南海水下考古再度吸引各方眼球。

　　6月21日，一场规模盛大的研讨会将在海南召开，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方代表、国家文物局、国家海洋局以及国内“7省9市”文博学者，台湾、香港等地知名考古学者纷纷来琼，共同谋划如何借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山东7省之力，正式申请将“海上丝绸之路”纳入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海上丝路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南海水下文化遗产，却面临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总体规划空白、考古设备简陋、专业人才匮乏、常态监管不足、文物黑市交易猖獗……倘若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申遗之路将会困难重重……

　　【遗憾】

　　艰难起步后

　　陷入10年空窗

　　1996年海南成功启动西沙群岛文物普查，首次发出“南海声音”，但之后10年南海水下考古一片空白

　　“玩命。”要从一位严谨学者的口中听到这样的字眼，并不容易。但说到海南水下考古的发展历程，见证其24年发展史的海南省文物局局长王亦平，亦用了这个感性词汇形容起步之艰。

　　1990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对海南文昌宝陵港的水下沉船进行调研，拉开了海南省水下考古的序幕。

　　时值建省之初，海南在文化遗产保护上尚无任何经验积淀，省级管文保的包括王亦平在内只有3个人，文物保护，面临着不可预知的未来。

　　1996年

　　西沙群岛文物普查

　　震惊中国考古界

　　王亦平回忆，省文管办当时做出了一个关键性决定：全力投入对水下文物遗产的保护。海南走向南海的第一站，是成功启动了1996年的西沙群岛文物普查。

　　这是海南水下考古史上第一次向国家文物局申请项目，考古队在南海工作了30多天，航程1670公里，王亦平、郝思德、黎吉龙等考古队员，向潭门渔民租了一艘60吨机动木船，挤下了21名工作队员，小舱里队员都要侧着身睡觉，风浪稍平静时，王亦平他们都睡在甲板上，时常与台风搏斗。

　　那一次文物普查震惊了中国考古界。考古队在西沙15座岛屿、3座沙洲采集到1300余件陶瓷器文物标本，并有了珊瑚岛等附近海域的首次水下探摸，发现了9处遗址点，打捞出水文物400件，这是中国水下考古自确立以来，海南第一次在考古界发出“南海声音”的标志事件。

　　开启水下考古，钱是向国家要的，但人，不能再向国家要。

　　海南籍考古队员黎吉龙是1998年我省第一批外送培训的水下考古队员，当年这个乐东小伙子还是三亚文物局的一名办事员，他跟王亦平两人赴宁波基地接受国家文物局的培训。这次培训后，海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水下考古队员，此前“持证”的水下考古队员为零。

　　1997年后

　　海南的考古目光

　　从水下移开10年

　　1996年后，水下文物价值骤然上升，以至于1998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在西沙群岛水下考古发现华光礁1号沉船的同时，也惊讶地发现这片海域出现了大规模盗掘。

　　古沉船多在礁盘附近失事，而西沙众多礁盘正是渔民作业区，渔民对每个角落都很熟悉，而远离西沙的外部市场有了对文物的需求，也就出现了买卖和交易，到1997年、1998年时盗掘达到了顶峰。

　　一方是疯狂盗掘，另一方面，监管却饱受制约。“我们没有条件巡查西沙，更无从去谈监管。这一时期，由于受到文保思路和内外大环境因素的影响，海南的考古目光从水下移开了，1997年后的10年时间，没有任何动作，没有进行任何水下考古项目。”王亦平无不痛惜这段时光。

　　而恰恰在这10年间，国内其他地区水下考古崛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广东南海1号、福建定海白礁、漳州东古等相继开启了沉船发掘技术研究工作，我省与外省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到2007年，海南启动了华光礁1号沉船发掘，此后陆续有一些水下考古的新进展。

　　【探因】

　　远海考古竟然租用渔船

　　技术装备太落后，全省所有持证水下考古队员仅15人，文物出水后我省没有专家能够独立进行专业解读

　　从1990年我省水下考古拉开序幕，迄今20多年了，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在我省管辖的南海诸岛岛屿、礁盘等较浅的水域，共发现水下文化遗存136处，所发现的水下文化遗产数量为全国之冠，海上大遗址的初步形态已基本形成。

　　但是，为何会出现10年空窗，为何与外省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探其原因———我省的水下考古面临太多掣肘。

　　1.技术设备落后

　　20年水下考古租渔船

　　“迄今为止，每年我们到西沙海域进行1到2次调查，一直都租用潭门渔民的木质渔船，20年来都是这样。”谈到装备问题，省博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李钊很是苦闷。

　　在省博水下考古中心，考古队员蒋斌是省博8名考古队员中资历最老的，他坦陈：“水下考古并非你想象的那样，目前主要还是依靠人工。南海平均水深1200米，东海只有80米，黄海40米，南海水下考古就是大海捞针，非常需要有先进的设备仪器。但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做不到，只能租用渔船，让渔民作向导。”考古队员们表示，在未来对南沙海域考古中，面对比西沙海域更为辽阔的区域，丰厚的遗址遗存势必需要高精尖的设备作支撑。海南从2011年起对水下考古工作经费有了支持，但每年200余万元显然是“杯水车薪”，需要政府层面给予更大的支持。

　　2.发掘人员缺乏

　　全省“下水者”仅15人

　　人才是开展水下考古的核心和关键，这一点得到了政府和考古界的认可。15人，是截至目前海南所有持证考古队员的数目，这是海南水下考古24年来才得以培养起来的队伍。而面对浩瀚南海和数以万计的文物发掘，15人显得太“单薄”了。

　　省博物馆馆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丘刚一直关注水下考古人才的培养，“从全国来看，持证水下考古队员也仅有100余人，而受到年龄、体质等因素限制，能够真正下水开展考古的，国内不超过50人，我们有15个队员，70%以上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一比例在全国来看显然并不算低，但未来要在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开展水下考古，人才依然喊渴。”

　　在李钊的协助下，记者也对省博水下考古队员进行统计调查，在8人团队中，其中7人年龄35周岁以下，适宜长期进行水下工作；8人中6人为本科学历，2人为研究生学历，且分布在考古、美术、文保等专业；8人中女性只有1人，海南本土考古队员只有2名。

　　因为人员数量不足，目前通常采取的做法是“水下一盘棋”，就是每一次除了海南水下考古队员，也要通过国家文物局帮助调集全国有资质的水下考古人员集中攻克项目。

　　3.解读人才匮乏

　　常弄错文物年份

　　“有遗址发掘团队，有省博实验室水下文物复原团队，但在出水文物的研究方面，人才极为匮乏。”王亦平不无担忧地指出，尽管20多年来做了很多次基础性调查，但对水下文物的解读严重缺失。“人才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南海出水文物以船体和船货为主，但我们对船货船体进行的研究并不内行，无法深入，甚至对船货这类文物的初步解读都比较困难，现在多数时候依靠的是邀请国内权威研究者随船同行，现场帮助判断，并推敲其内在联系。”

　　这一点上，16年坚守考古一线的我省资深水下考古队员黎吉龙深有感触，他说，我们现有的一些推断，观点多是来自于调查发掘中聘请的专家现场的解读和鉴定，海南目前能够独立去研究判断的人才仍十分紧缺，对古航海技术、古代航海能力、古代船只利用状况等方面的解读仍是空白。

　　2011年，黎吉龙参与西沙石屿沉船文物发掘，打捞出多箱器皿。“年轻的同事说是北宋的，我当时想也应该是吧，因为没有研究人才。后来我们邀请到中国古陶瓷协会副会长栗建安，栗建安说这应是五代的，后经国内权威机构认定，发现此次发掘的器皿果真出自五代，这使得西沙出水的器物时间大大推前了。”

　　据悉，到目前为止，我省对6年前出水的华光礁1号沉船的整体发掘研究报告仍未出炉。

　　4.海上执法太难

　　一年才巡海一两次

　　“海域太大，一年1次到2次的巡查，很难对盗捞起到多大的震慑作用。”王亦平回想起1990年代末“要致富捞文物”的盗捞疯狂时代，仍觉痛心不已。

　　栗建安曾指出，西沙文物越来越受到藏家的重视，水下文物交易市场活跃，利益的驱使让有些人铤而走险，水下文物盗掘现象严重，加之水下文物遗存的特殊性，远离陆地，分布范围广阔，常规的保护措施乏力，保护难度大，这一问题至今未能根治。

　　黎吉龙告诉记者，他曾在某岛礁等礁盘采集文物数据时，发现礁盘上密布着许多深坑，这些明显带有人工痕迹的海坑，是不法分子利用小艇的螺旋桨找寻瓷片留下的，这种方式对水下遗珍造成了致命性的毁坏。在华光礁1号沉船发掘中，考古队员们也发现了明显的船体被炸过的痕迹。

　　为此，省文保部门近年研究在西沙海上建立无人监测平台。王亦平说，该平台从2013年起着手运作，曾邀请设计单位做现场调研，拟率先在两个岛礁建立两个监测点，通过数据监控，实时传送数据回永兴岛国家文物局考古工作站，再由此传回海南本岛及大陆，以此来提高海上监控巡查能力。

　　5.没有总体规划

　　多数岛礁没去过

　　尽早对南海文化遗存进行规划，才是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的最佳路径，但是这么多年来，鉴于南海的“敏感”，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总体规划。王亦平坦言，做规划存在“两难”，一是规划必须要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之上，而至目前，海南水下考古队除了去年对南沙珠碧礁、美济礁、永暑礁等岛礁进行调查外，南沙海域大多数的岛礁并没有去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二是省文保部门也曾希望以立项的方式进行总体规划设计，但因经费等问题搁置了。

　　“目前三沙市开启了甘泉岛和北礁的局部岛礁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对文物保护将起到一定作用。”王亦平认为。

　　而另一方面，让丘刚焦灼的是，目前海捞瓷、砗磲等在市场上倒卖泛滥，给文保工作带来了更大难度。“按照《文物法》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和水下出土或出水的文物都归国家所有，但是当前监管力度还跟不上。”

　　【观点】

　　故宫博物院院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日前接受记者采访———

　　海南是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省

　　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列入保护的文化遗产数量太多，我们可供保护的文化遗产数量和曾经拥有的相比，太少了。

　　我们就是在冲突与发展中坚守着文化遗产，坚守着我们对于传统文物的保护，但今天我们已开始从文物保护进入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

　　过去文物保护从点到面，是一座塔，一座桥，是一栋古建筑，如今文化遗产保护的场面更大，包括大遗址群、文化线路等，比文化线路更大的是丝绸之路，作为连接着97个国家大半个地球的海上丝绸之路，海南就是其中重要的节点。三沙的北礁、甘泉岛、华光礁等遗址，是中国最南部地区的国保单位，我们还继续往南挺进。

　　对于海南，我一直强调海南是一个文化遗产大省，一开始总有人将信将疑，后来在一次论坛上，我详细论证了海南是文化遗产大省的充足依据，在这方面我们要有自信，我们的文化遗产也是独具魅力的。

　　【回顾】

　　南海文化遗产

　　申遗路坎坷

　　继2008年华光礁1号沉船发掘之后，今明两年，海南考古目光聚焦到珊瑚岛和金银岛沉船。

　　根据考古调查，珊瑚岛1号沉船遗址和金银岛1号沉船遗址遗留有大量清代石质建筑构件与石雕件，从已经掌握的材料推测，应当是当时移居海外的先民，为在移居地修建房舍、祠堂、庙宇等，在国内定制建筑材料，由于运送船只失事而遗留在该海域。

　　据透露，伴随着2014年我国第一艘水下考古船正式投入使用，可能首先选择作业环境阔，能见度较好的南海进行水下遗产保护、调查工作。

　　20年来，海南水下考古有过起伏间断，但通过调查总体上仍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认识，即从采集到的遗址标本来看，绝大多数南海水下文物是中国遗留的，也以中国货物居多，由此可以判断中国人在那些年代较为先进的航海能力。

　　凭借南海数以万计的水下遗产，海南在多年前已经酝酿提出将南海水下遗产申请纳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可这一构想，因为诸多现实因素至今尚未实现。

　　早在10年前，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问题，国际教科文组织曾有过商讨，但不了了之。

　　此间，海南岛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如何？我省考古学者通过陆地遗址与海上丝路的内在关联上不断寻求突破。

　　考古中，有学者认为，澄迈福安窑址、儋州碗窑村窑址，都带有外销瓷倾向，有着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比如，在窑址发现了不同时代根据需求不断变化的各类瓷器品种，发现绿釉、白釉、褐釉等各类品种，这很有可能是大宗贸易才产生的，那么从而推断，海南岛应该不仅是海上丝路的受益区域，也可能是产出区域，其在海上丝路上的历史地位很关键。

　　但也有专家持反对意见，认为福安窑址产生于清代中期，此时是海上丝绸之路自明代禁海以后进入的衰落时期，时间上并不契合，无法佐证其观点。

　　而也有人认为，官方禁海并不代表消灭了全部的民间海上贸易，从西沙沉船中曾发现有官方禁止出口的铜锭也代表着民间贸易中私密的一面。

　　种种推断，种种争议，而今，海南借助21世纪海上丝路新的契机，再度发出“南海声音”，并已与广东、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结成“申遗”利益共同体，谋求申遗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