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西藏篇：是普查更是保护

罗布林卡管理处，普查员在给文物拍照。

　　本报记者 杜洁芳 文/图

　　7月17日，正值盛夏的西藏林芝，因为淅淅沥沥的山雨，天气却显得异常湿润。林芝地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文物局会议室里，33岁的普查办工作人员索朗杰布坐在讲台上边操作电脑边向学员们一一讲解，台下的学员也随着他的指点在自己的电脑上认真练习着。从未当过老师的索朗杰布这次真切地感受到了教师的神圣职责，因为他所指导的学员结束了3天的培训后就会分赴各县，充当起西藏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普查员，肩负起“摸清西藏可移动文物家底”的使命。

　　培训：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场始于2013年的文物普查培训正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逐步深入到全国各地市。2013年11月，参加完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广西、厦门、成都举办的四期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骨干培训班后，19名西藏文物普查业务骨干作为授课教师，向当地可移动文物普查培训班的80名学员传授普查方法。“对西藏文物事业来说，这是一次绝无仅有的培训。不仅参与人数多，学员范围也很广，除了全区各地市县文物行政部门及重要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外，还包括海关、档案馆、图书馆和部分寺庙管理委员会的学员。”西藏自治区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洛桑扎西说。

　　据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曲珍介绍，全区文物普查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主要是普查培训和宣传，目前，这一阶段的工作已基本告一段落。除个别地区外，大多数地市已进入实质性的第二阶段，即可移动文物信息的现场采集工作。“虽然大范围培训已经结束，但是为了弥补基层普查人员专业力量的不足，自治区普查办协调全区现有的专业力量，从全区范围抽选了40名专业人员，组成专家组，以不断巡回基层普查教学和试点现场并直接参与现场工作的方式，对基层普查工作进行授课、示范、指导和审核。从去年初至今，区普查办已派出40余人次，先后对6个地区近30个普查现场进行了现场示范和工作参与。”曲珍说。

　　普查：不是查漏补缺，而是从零开始

　　与其他省份进行交流学习时，洛桑扎西有一种强烈的对比感——有的省级博物馆的藏品管理，目录清晰、介绍详细、数字翔实，即便参与此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他们也不需大费周折；而在西藏，绝大多数文物收藏单位最基础的藏品登记账目尚不健全，很多文物档案甚至是一纸空白。用洛桑扎西的话说：“西藏的可移动文物普查，不是查漏补缺，而是从零开始，从头起步。”

　　培训结束后，大多数文物点的现场采集工作已经拉开帷幕，布达拉宫是其中开始较早的一家。在堆满唐卡与丝织品的一间文物库房中，记者看到4名工作人员戴着口罩和手套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他们将一幅幅唐卡从尘封已久的箱子中取出来一一打开，轻轻地清除掉原先放进去防虫防潮的樟脑，开始了一系列的“规定动作”——断代、定名、量尺寸、测重量、拍照、电脑录入。整个过程前后用了20多分钟的时间。按照这样的速度，他们一天最多清点30件。“就算任务重，我们也不求赶时间和进度，如果不能一次性按要求建档，重新返工，对文物也会有损坏。”布达拉宫管理处副处长索南航旦说。

　　由于人手不够，此次普查分成3个组，每组有4人。看似人数不多的阵容却体现了老中青的合理搭配。洛桑珠扎算是其中的“老人”了，已有20多年工龄的他是普查小组中经验最为丰富的人，他不仅承担着普查中最重要的工作环节，还是其他后辈的现场指导老师。一直在他旁边帮忙的刚索南草是中央民族大学藏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到布达拉宫工作不满一年，就被作为骨干后备力量补充到这支普查队伍中。

　　困难：专业人员缺乏，普查成本高

　　看似简单的普查工作也会遇到一些学术性的问题。比如，如何界定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索南航旦就有这样的困惑：布达拉宫里数量众多的小型灵塔是不是可移动文物呢？

　　不过，普查工作中遇到最大的难处是文物鉴定人员的缺乏。记者在连日来的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两个字就是“缺人”。罗布林卡管理处文物科科长色莉玛说：“别看我工作了20多年，但是对有些文物的断代仍有很多拿不准的地方。”就算是拥有更多高学历人才的西藏博物馆也有这样的感触。西藏博物馆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巴桑罗布说：“比如唐卡，它就是西藏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包含的信息量非常大，有历史、医学、藏医藏药等多学科知识。要想对它做出详细的描述，对普查人员的知识储备确实是一次考验。”

　　县一级的情形就更加不容乐观。在西藏山南地区乃东县，披星戴月、晨出晚归的普查员卓玛和她的同事已经先后驻扎了5个县的几十座寺庙进行普查，不用说文物鉴定人员，就连一般的普查员他们都非常缺。山南地区文物局局长西洛苦笑着说：“现在文物局已经在唱‘空城计’了。”

　　“在西藏，一天开车上百公里是家常便饭，有的寺庙去一趟得花上三四天。”洛桑扎西说。由于西藏地域广阔、文物收藏单位分布广泛、文物博物馆工作基础空白等原因，基层普查工作的时间、经费等成本远远高于城市地区的文物收藏单位，所以经费不足也是普查工作遇到的困难之一。“不少县连普查工作所需的基本设备还未到位。”洛桑扎西说。

　　原则：“谁拥有，谁登记”

　　根据此次可移动文物普查问卷统计，目前，西藏国有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有1295处，其中90%是寺庙。为此，自治区普查办协同区统战、民宗、寺庙教育等部门联合下文，要求相关单位以“一盘棋”的观念全力支持此次普查工作。

　　自治区普查办秉持“谁拥有，谁登记”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原则，积极争取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与协作；为普查工作有效推进，组织专家编纂、印制了涉及文物法律、法规、文物鉴定知识等内容的双语版《西藏自治区可移动文物普查宣传与工作手册》向各寺庙发放，让僧人对此次普查有大致了解；将僧人纳入此次普查员队伍中，不仅弥补了宗教知识等方面人才的匮乏，也使僧人的积极性得到了有效提高。

　　在桑耶寺的一间文物库房中，记者看到了正在忙于拍照和记录的两名僧人。殊勤是桑耶寺寺庙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普布次仁弟子，为了配合普查工作，他被抽调过来担当摄像师。像他这样参与普查的僧人，寺庙中还有不少。当记者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僧人愿意参与进来，普布次仁说：“以前，僧人们对一些法器、佛像没有足够的认识，现在不同了，大家都知道这属于文物。所以此次普查，我们都很有积极性，因为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份责任。”

　　意义：是普查更是保护

　　前些年，山南地区陇子县破获了一起文物盗窃案，接到消息后，洛桑扎西和几个同事火速赶了过去。仔细察看了追缴回来的文物，他的心立马凉了半截——全是赝品。这样的结果使丢失文物的寺庙僧人无法接受，明明是寺庙建寺以来珍藏许久的怎么会是假货？经过调查查明，不少珍贵文物在背地里早被掉了包，以新换旧，上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

　　这并不是个例，由于寺庙文物档案的缺失，即使丢失或是被掉包，也很难被发现。“所以，可移动文物普查也是保证文物安全的重要手段。”洛桑扎西说。

　　这一点，在普查培训时就取得了大家的共识。所以，普查过程也是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每个文物普查点，每天全部普查人员到齐后才会从库房取出文物，收工时要将所有文物再封存；普查点用电全部使用蓄电池供电，以防着火等。

　　建档完成后的文物也会妥善地保存。推开西藏博物馆厚重的文物库房的大门，一排排整齐有序的柜子便映入记者的眼帘。柜子中一个个大小相同的囊匣叠放整齐，每个囊匣都清楚地标记所藏唐卡的详细信息。“以前很多文物都没有统一存放，这次我们把普查清点完的都做了很好的保存，比如贝叶经原先只裹了一层包经布，现在全部做了囊匣。”巴桑罗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