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坚强背后的基层文保困局

　　文峰塔所在的山西祁县，以文物资源丰富而闻名。也正因此，多年来处于半悬空的文峰塔一直排不上“保护”的队，直到它突然以“塔坚强”的名字走红于网络

　　18年来，祁县文物管理所具体负责文物管理保护工作的人员并无增加，“还是七八个人”。据介绍，“这七八个人，把祁县地上看得见的、列入县级及以上的文物转上一圈，一年时间都转不完”。而人手匮乏还仅仅是以祁县为代表的基层文保困境中的一个方面

　　法治周末记者 高 欣

　　法治周末实习生 阎俏如

　　发自山西晋中

　　7月23日，网友“爱塔传奇”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了“有可能是最后一眼”的山西祁县涧村文峰塔照片—一座孤零零的古塔立在一处土堆上，塔基一半与土坡相连，另一半完全悬空。

　　这条微博引来大量网友围观、跟帖、评论，并逐步升级为舆论热点事件。文峰塔也被戏称为“塔坚强”。

　　8月7日，来到山西晋中的法治周末记者启程寻塔。当地人说，“塔坚强”可不好找，但一旦走对路，远远就能看到，“不很大，挺可爱”。

　　在涧村，记者找到了这座突然“走红”的文峰塔。文峰塔的支护工程已在进行中。施工人员称，再有四五天即可完工。届时，专业人员便可实地勘察，从而作出具体修复方案。

　　据2011年12月底公布的中国第三次、也是最近一次文物普查结果，全国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在过去近30年中，共有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平均每年消失千余处。

　　与乔家大院相隔十几公里的“塔坚强”，无疑是幸运的。她得到了及时的关注与“拯救”。然而，这座坚强的古塔所折射出的基层文物保护困局，却是一个全国性的、更需关注与解决的难题。

　　“塔坚强”半悬空多年

　　“塔坚强”位于涧村一片略高的土地上。远远望去，青草地上小小一座塔。一日雨后，土基表面已完全被浸湿，略显松软。四周已搭起支架。支架上下，几名工人正在忙碌。

　　据勘测，“塔坚强”的土基高8米，塔高5米。

　　与网间称呼的文峰塔这个名字不同，“在我们的‘三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中，它叫做涧村塔”。祁县文物旅游局副局长杜亚刚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杜亚刚去年年底上任文物旅游局副局长，分管文保工作。不想，坦言“仍在学习中”的自己，却随着文峰塔“火”了一把。过去一段时间，他频繁接受媒体采访。

　　文峰塔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记者注：始于2007年4月，止于2011年12月)中被找到，并确定为未定级的不可移动文物。“当时塔就是这个样子。”杜亚刚说。

　　关于级别认定，杜亚刚表示，亦需修缮完毕后才能给出准确答复。

　　本着“修旧如旧”的古建修复原则，文峰塔的土基最终将被加固。“只是加固，不会改变它的面貌。”杜亚刚表示。到时，文峰塔将不再悬空。

　　修缮的第一步是支护工程，即做支架，将塔体四周固定住，以保证不会坍塌。等此工程完毕，古建专家和设计人员，才可登高做进一步勘察。

　　“我们找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来设计方案，方案经过评审后，再找有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杜亚刚说，文峰塔的修复需要一段时间，无法一蹴而就。

　　文峰塔的来历，则已难查证。祁县县委新闻中心主任刘学斌对记者说：“现在各种各样的说法太多了。我们查旧县志，没有这个记载。”

　　在涧村几位六七十岁老人的记忆里，文峰塔好像一直就是半悬空的样子。老人们称其为“风水塔”。根据口头传说，村民在村里原有的一座塔附近，相对应地建了这座“风水塔”，保佑村庄风调雨顺。

　　建文峰塔的具体年代，涧村的老人们也不清楚。土基的土质很好，但原为何用，至今谁也弄不清。“有的说是坟，有的说是烽火台，说法太多，也没有史料记载。”刘学斌说。

　　又由于塔建在坟地里，出于敬畏，村民们一般不敢轻易对其进行考察与改变。于是，文峰塔就年复一年地半悬在空地上，守护着前方不远处那座同样古老的小村庄。

　　离文峰塔五百米开外的另一座古塔，如今只剩下土基。

　　人员不足的窘境

　　文峰塔的修复设计，由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负责。刘学斌介绍说：“古建修复，要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来做。省古建所的有关专家已经来过两三次了，观察地形、照相录像，再根据现状进行商议。临时支护方案已经作出，再请有资质的施工单位来做。”

　　祁县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闻名中外的乔家大院、渠家大院都位于此。然而，祁县并没有具备资质的古建设计单位，只有一家有资质的古建施工单位。

　　这在全国已算较好的情况。“许多县连施工单位都没有。”杜亚刚说。

　　专业的文物保护人员稀缺、人才匮乏，近年来一直备受诟病，然而却鲜有实质改观。这种现象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曾有报道，四川省内江市除市中区，另三县两区整个文物保护系统，科班出身的仅一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曾坦言，动手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才相对缺乏。文物保护和修复工作需要有职业技能的人，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家专门的文物保护职业院校。传统文物修复耗时长、回报低，这成为行业人才紧缺的重要原因。

　　不仅全国范围内的专业文物修复人员不足，文物保护及其行政管理人员亦少。

　　1996年，祁县成立文物旅游局。此前，一直是当地文化局下属单位的文物管理所在这一年并入文物旅游局。当时的文物管理所，只有七八个人。18年过去了，具体负责文物管理保护工作的，人数并无变化。

　　“困难就在于人员不足，这种情况，全国都有。”刘学斌道：“这七八个人，把祁县地上看得见的、列入县级及以上的文物转上一圈，一年时间都转不完。有的古建还在村里，步行一天都到不了。”

　　为了弥补人员方面的不足，当地文物旅游局想到了一个补充办法—配备业余文物保护员。

　　“征求乡镇村委的意见，寻找离保护单位近的、或者懂点文物价值的人员。业余文物保护员必须要热爱这方面、对文物有保护愿望。”杜亚刚介绍。

　　业余文物保护员多为乡村里五六十岁的年长者，经过培训后，便可“上岗”。其主要负责附近文物保护单位的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对局里通报信息。一般每周巡查一次。

　　“年轻人不愿意干，因为给不了太多钱。”杜亚刚说，对于业余文物保护员，会“适当给点儿补助”，但县一级财政收入有限，也只能量力而行。

　　文保中的“贫富不均”

　　在那场历时近五年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祁县境内入列的文物，约有380处之多。

　　文物界向来盛传—地上看山西，地下看陕西。祁县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就有5处，县级文保单位有138处，推至整个山西，有几千处文保单位。随着时代转换，又不断有新的文物入列。

　　著名古建筑专家、原山西省文物局总工程师柴泽俊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感慨：“山西的文物数量太多，像文峰塔这样的文物，在山西排不上‘保护’的队。”

　　按照现行政策，除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能够获得国家和省级专项财政资金的支持外，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很难获得地方资金投入。

　　因此，文峰塔的修复，如无特别需要，县里一般“得自己争取”。

　　“有的村里要是条件好，自己也就保护好了。”杜亚刚道。

　　今年1月，素有“月光城”之称的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遭遇了一场严重火灾。官方数据显示，343户受灾、246栋房屋被毁。被烧毁的文物多为县级文物，保护资金缺乏。

　　对此，迪庆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副所长和冬梅在当时接受采访时表示了无奈。

　　她说：“文物保护也是‘贫富不均’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由国家专门保护，省级文保单位就是省里投钱，以此类推。县级的文物，根本就没有资金对其进行保护。这个没办法。”

　　同为历史文化古城的祁县，刘学斌称之为一个“百姓比较富，政府比较穷”的地方。他说：“祁县没有矿产资源，没有煤，没有铁。近27万人，(每年)只有5个亿的财政收入。(当地的)乔家大院一年门票收入几千万，但它不是纳税单位。祁县的主要经济支柱不是旅游。”

　　“我们平常也会争取上面的资金进行修缮。但资金总是有限，只能先抢救情况严重的、濒危倒塌的文物。”杜亚刚表示。

　　另一个文保“贫富不均”的表现，在于年代侧重。目前，由于资金有限，全国的文物保护一般对明清之前的早期建筑投入资金较大。

　　此外，有不少古建民居属于个人，如果出现建筑裂缝或倒塌，建筑的主人多半会找到政府文保部门组织修缮。而若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建筑持有者亦应承担保护和修缮义务。

　　“个人修不起，光请人来做方案就要几万元。”对此，杜亚刚表示理解。

　　尝试用民间资金“解渴”

　　如何解基层文保的资金之渴？

　　刘学斌和杜亚刚给出了相同的回答：发动民间力量，像曲沃那样。

　　2010年10月，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出台《曲沃县古建筑认领保护暂行办法》，号召民营企业家参与到古建筑保护工作中来。企业家认领古建筑期间，建筑产权不变，只可做居住、游览场所或博物馆。

　　次年6月14日，神泉村的黄帝庙、义城村的黄帝庙、西海村龙王庙3座古寺庙被4位当地企业家认领保护。由民间人士认领保护的第一批县级文物，在山西省尚属首例。截至今年6月，已有5处古建筑文物被企业家认领，据称收效不错。

　　早在2006年6月，世界文化遗产地安徽黟县就曾率先推出过“文物建筑保护爱心认领”活动。但其后反响平平，认领活动陷入困局。

　　2008年5月，浙江省金华市出台《金华市区历史建筑及遗存认养保护办法》，半个月内有7人要求认领迁建15幢(组)历史建筑。后经市文物、规划等部门专家论证筛选，3幢(组)历史建筑被列为认领迁建项目。

　　2010年7月，刚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广东省开平碉楼开始面向民间认领，根据每栋碉楼的年限和现况，以每栋30万到50万元认养30年。

　　地方陆续的尝试有成有败。但这个发动民间力量开展基层文保的方向，刘学斌认为，可以作为“文物保护的一种措施”。但他同时认为，要想让这种方式正规化、常态化，还“必须走立法程序”。

　　“光靠文物部门，力量还是相对薄弱”

　　2007年开始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距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相距达25年之久。同年，文物保护法进行修正。

　　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的第一部法律，于1982年颁布实施。2002年，该法经过全面修订，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

　　然而近几年，“文物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部分领域存在立法空白”的现象被反复提及。具体表现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流失文物的追索等方面至今尚未出台相应法规，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措施不够细致等。

　　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曾表示，现行文物保护法对文物范围的界定已经不适应文物工作实践需要，文物违法犯罪形势十分严峻；对文物犯罪的处罚力度偏弱，且缺乏必要的强制措施，难以适应文物保护的客观需要。

　　现行文物保护法亟待重新修订，这已成为多方呼吁。

　　今年2月14日，《国家文物局2014年工作要点》正式公开发布。该文件提出，2014年将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完成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并上报。

　　一面立法推进，另一面却依然面临执法形势的严峻。

　　对于网间提到的“文峰塔周围满是盗洞”，杜亚刚承认“有这个情况”，“那里以前是坟地”。

　　同时他也表示：“现在公安机关已经在调查该案(指有人在文峰塔下盗墓)。”

　　“除了人员和资金的短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法分子比较多。”杜亚刚说，“在祁县，一些文物构件，比如古建的柱子等经常被盗。”

　　在杜亚刚看来，文物保护工作需要多部门的协作。“光靠文物部门，力量还是相对薄弱，必须把乡镇村委等力量都发动起来。”他说。

　　依照前两次文物普查的间隔推算，下一次文物普查似乎时间尚早。如再发现新的文物，从事文保工作的公务员们也只能“先让村里保护好”，再等待相关审批与认定。

　　“其实，每个村都重视文物保护，因为留下来的文物保护单位，一般都是寺庙。”杜亚刚说，“但村集体的资金也有限，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

　　(法治周末记者汲东野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