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8日至30日,由南京青奥组委特别支持,南京市人民政府、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共同主办的2014南京青奥会美术大展在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对外开放。本次大展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规模艺术展览,汇集了79个国家的艺术作品,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瓷器、雕塑等500多件作品。其中,崔自默参展的作品数量和种类堪居鳌头。他创作的世界最大国画和最小国画,成为本次大展中的最大亮点,引起巨大反响。作为本次大展备受关注的热点人物,记者对崔自默先生作了专题采访。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询问世界最大国画《大好河山》的创意情况)记者:此次大展盛况如何?
崔自默: “2014南京青奥会美术大展”的很多作品,是在2008北京奥运美术大展和2012伦敦奥美大展作品基础上,又作了一些调整和增加。这次大展囊括了79个国家的500多件作品,是有史以来世界最大规模的展览。
记者:南京展馆与以往展馆有何不同之处?
崔自默:南京国际博览中心展厅与普通美术馆不同,陈设面积达12000平方米,最高处22米高,所以才得以展出包括《大好荷山》在内的超级“大块头”。顶天立地覆盖整个展馆墙面,相当震撼。为了把这些绝世之作运到南京,主办方煞费苦心,不仅为作品购买了保险,还联系了专业艺术品运输公司。每件作品都层层包装,防水防潮,集装箱后面还跟了个“押运”车队,光灭火器就备了几十个。另外,此次大展囊括了范曾、黄永玉、刘大为、杨晓阳、何家英等国内所有一流艺术大家作品,还有毕加索绘画与瓷器珍品助阵。
记者:据悉,您参展作品包括书法、人物、山水、花鸟、油画、瓷器等,是展出作品最多的艺术家,也是本次大展最受瞩目的艺术家。
崔自默:我的作品展出了人物、花鸟、山水、书法和瓷器等种类,主要是有世界最大的和世界最小的两张画。这两张画面积相差780万倍之巨,在面积上、创意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观众都非常感兴趣。《大好荷山》这张世界上最大的泼墨国画,是2013年10月我在北京水立方创作的,因为面积太大了,一般美术馆展不下,而南京场馆突破了空间局限,才使这张大画得以首次公开展出。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与前主席罗格、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董俊新等参观“2014南京青奥会美术大展”)记者:据说您的作品一经展出,引起场内观众的极大兴趣。
崔自默:是的,当听到这张世界最大作品仅用3小时后,来宾都不相信。尤其是奥委会主席巴赫还好奇地询问书法题字和画面内容。最大作品色彩瑰丽,富含视觉冲击力;最小作品《我看青山多妩媚》则需要借助现场配备的放大镜欣赏,人物、山川、草树、夕阳、落款、盖印历历在目。
记者:能否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张世界上最大的国画的创作缘起?
崔自默:大展策划白十源先生是我多年好友,他经常有一些独特的创意。他看到过我创作的世界最小的国画后,提议能不能创作一幅世界最大的画。他说如果能创作世界最大的画跟世界最小的画,将来一起展出,一定非常独特。有了创意之后呢,就考虑在哪里实施。后来就想到了北京水立方。因为水立方是是一个独特的体育场馆,奥林匹克精神在这里燃烧,艺术与科学文化之光在这里闪现。于是2013年10月在水立方我创作了这张作品。该作品由26张特制宣纸拼接而成,合计780平方米,使用墨汁颜料200公斤。与此前创作过世界最小宣纸国画(尺寸仅1平方厘米)相比,大小相差达780万倍!
记者:这么大的作品在创作的时侯会不会有难度?
崔自默:在北京水立方创作这幅世界最大的画的时候,确实有很多挑战。场地的局限、人员的协调、材料的筹备等等,都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和精力。纸张是特殊定制的,毡子就拉了两卡车,可以说工作量很巨大。驾驭这么大尺幅的作品,心里一定要有一个成熟的构架。然后创作过程中颜色、水墨,那种交融的效果都要预想到,反正很有意思!激情创作吧,两个多小时就完成了,泼了那么多颜色,身上一尘不染,在场的音乐家舒楠先生大为惊叹!这幅作品《大好荷山》整体由荷花组成“好”和“山”字型;“大”指包容性,“好”指和谐性。有色彩,有阴阳,尽精微,致广大,可以说它的好寓意传递了中国文化精神和水墨魅力。有人认为那不就是一张大画而已嘛,其实,创作的难度是很大的,不仅仅是体力劳动,不仅仅说是你泼了几百公斤的水墨和色彩,它还需要方方面面的人力物力支持。创作完之后,展出还是个事情,一般场馆展不下。这次在南京,也历经了很多考验。由于尺幅巨大,在装裱、运输、装框、布展等环节都需要克服诸多方面困难。运装卡车长达12米,布展用了数万颗螺钉。运输卡车长达十二米,保险、保安、防火设施等配套都要跟上。布展时还动用了大吊车,艺术的物质条件具备,不容易。经历重重考验之后,跟观众们首次亮相,并成为南京青奥会的亮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中央电视台在展会现场采访“2014南京青奥会美术大展”副主席崔自默博士)记者:此次画展您有什么感想或收获吗?
崔自默:艺术是个行为过程,不仅仅是个人书斋里面自娱自乐的事情,它还是一个对大众、对审美、对市场收藏、对文化导向的社会意义。《大好荷山》其实是传达一种正能量。在那么一个大空间,色彩缤纷,在视觉震撼的背后,激发一种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质。奥林匹克运动虽然以竞争为主,但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包括科学、艺术、运动等几个层面,文化文明的意义更重大。我去过希腊古奥林匹亚村,古希腊运动除了运动内容之外,有哲学家讲哲学,诗人吟诵诗,画家展示他们的艺术作品,可以说奥林匹克运动本来也是多个层面的,它也不仅仅是个文化品牌,它延续到今天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全球参与,我觉得它传达的精神应该是一种文明的,而且是不断进化的。我们的民族文化艺术,也应该不断进步。既要考虑继承,又要考虑创新,既要考虑民族性,还要考虑世界性!
记者:您除了绘画以外,还在哪些艺术门类下过苦功?
崔自默:早些年上大学的时候我大量地练书法,搞篆刻。大学毕业之后在安装工地上锻炼,没有太多时间读书,一是跟人打交道,二是跟器械打交道。那时候对钢铁雕塑、装置艺术的东西非常感兴趣,自己还拿电焊焊过。后来主要从事美学理论研究。这种研究非常有意思,理论指导实践。以理工科的积累出入于美学领域,对理论的独树一帜有好处,对中国美术史和世界美术史也会有一个综合把握。知道自己应该朝哪方面发展,能够清楚地判断哪些是风格,哪些不是风格。除了中国传统的诗书画印之外,我在大学那时候就画油画。后来瓷器、雕塑、装置艺术、摄影都有涉猎,几乎可以说是涉及了视觉艺术的方方面面。但是我总觉得视觉是一个浅层次的东西,需要思想升华。视觉只不过是我表达思想的一种方法和渠道,艺术品它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视觉形式,它更应该是有深层次哲思内容的。好的艺术家,应该具有艺术之外其他的知识储备,比如文学的、音乐的、建筑的等等。我们不可能期望每一个画家都当大师,但是我的追求可以说是不断升华,不断追求刺激,不断追求创新。他们也问我你觉得你哪些作品是好的?我会说反正都是我的作品,我都觉得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工作室,有不同工具,不同想法,我会创作不同艺术品,同时,我还把艺术创作和文化市场、创意产业等等都结合在一起,讲究品牌化、规模化、国际化。同时,我非常愿意把中国民族文化和非物质遗的产民间艺术推向国际,也为我们民族文化的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些力量。
(总政歌舞团著名歌唱家雷佳与崔自默博士在世界最大国画《大好河山》前合影留念)记者:大师中“通才”不多,您是怎么做到各个艺术领域相通的?
崔自默:艺术当然是相通的。其实,它很多内容都是一个概念的东西,存在本身也是有一个定数。宇宙是变化的,运动、能量、时间、空间是什么关系,需要一种科学的判断。当然,科学本身语言虽然很精确,它有含糊的东西。我们如何才能把握住这么多知识,需要根据个人能力和时间。宛如我们走在一个城市里面,有那么多街道,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街道都走完,即便你走完了也有可能会忘记,况且还有许多街道在改建,它也在整个城市的格局变化中。一个城市如此,何况一个国家、一个地球?人类的知识在丰富、在变化,历史传统你也很难读完它。世界各民族都有它的优秀文化,我走过很多国家,总觉得每个国家都了不起,各自的艺术风格、历史经典,伟大作品和精神高度。那么,我们要重视自己的文化,也要想办法学习别人。在继承传统上,要不断创造新文化,如果不创造新文化就是对未来的不负责。打通各学科,然后到一种“通才”和诸法圆融的境地,是很难的。超越文字智慧、观照智慧、实相智慧,循序渐进。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愿望,但不见得有精力和有能力去实现。我们只要珍惜当下,有好的寄托,也就可以了。我提出“批评学”概念,着重“同情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难处和能力,我们不能以己之长攻彼之短。艺术种类很多,能够当大师的毕竟是少数,况且大师也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自由竞争自然产生的。
记者:作为艺术巨匠,您的艺术道路上哪些前辈对您影响较深?
崔自默:老师有好几种:古代的老师,自然的老师,还有失败和曲折、痛苦经验也是你的好老师,更重要的是你的内心。自己的心才是作根本的老师。我涉猎的行业比较多,理工农医文、工农商学兵,基本都有。在不同的阶段有很多人在帮助我,尤其是那些大师前辈。比如说搞美学研究的王朝闻先生,他的《王朝闻集》,860万字、22卷本,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编辑完成。当初看来是吃亏的,他的很多学生都不愿意做这工作,可是作为“外人”,我给他编完了,学了很多东西。吃亏得益,相辅相成。还有周汝昌先生,他给我的《崔自默篆刻集》写序言,开篇说呼我为“崔子”,又说“仿佛石涛之作画,觉得他有如此丘壑在于胸次,层出不穷”,这可以说对我鼓励是很大的。还有季羡林、张中行、张岱年、华君武等老先生,非常多,我从他们身上都学到了不同方面的特长,尤其他们人生的淡泊,对文化的那种执着。当然了,一代有一代的需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我们也不可能去重复他们过去那种慢节奏的生活。当然,我崇尚“慢步主义”(Sysism),但是,知足常乐总是有一些保守,悠闲总是有一些懒惰和无能的遗憾。那么,我们要面对新现象,不断努力进步、完善。进取过程中,还会有许多非议。比如说文怀沙先生,他对我鼓励和赞誉也非常大,我对老先生对我的赞誉,只作为鼓励和鞭策,外人不理解甚至诋毁我,我能理解,并作为一种督促我上进的力量,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的老师范曾先生,他在人物画上贡献和影响很大,非议也很大。很多人也会揣测我和范先生的关系,相辅相成,他永远是我的恩师,我永远是他的骄傲。
记者:您现在也在培养艺术人才,你的教育理念是什么?
崔自默:老师的教育理念总跟个人经历与能力有关。我和别人走的道路不一样,不可复制。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说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六零后是比较复杂的。我从农村到城市,跨越不同学科,经历改革开放到现代信息时代,又从民族到国际,理论到实践,视野可以说较宽。我可从事的东西、可以干的事很多,但精力有限。君子无所不能,有所不为。古人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后”很多方面指的是学术继承人。环境创造人物。社会是真正的大学。竞争出人才。学院派博士导师有国家资源支持,但可能培养不出像样的人才。当仁不让,道义,有社会责任在里面,才能培养出好学生。我的艺术风格可以进行扩展很多,但不可能都去一一创作,所以给学生去完成。很多艺术家其实作品内容和风格非常简单,花花草草小风格,但我不喜欢那种小农经济、小本买卖的专营店作风。我需要的是百货商店、百家争鸣、百舸争流、海纳百川的大境界。学生也不一样,男女老少,有有影响的,也有一般学生,三教九流,我根据他们个人的兴趣爱好,因材施教。能够从事文化艺术工作,我觉得就知足了。
记者:您认为中国怎样才能培养出优秀艺术家?
崔自默:培养艺术家需要多方面因素。悬崖上的大树没有人去浇水施肥、没有人去呵护它,它遭遇的是狂风暴雨,在缝隙之间没有什么营养,它却能那么茁壮。大师是自由竞争出来的。我们现在教育条件非常好,国家课题项目、科研基金、艺术资金等等,艺术机构和学院给这么多艺术家提供了生存机会,使得艺术工作者这种职业衣食无忧,但是,我们不能都期望都当大师。花有花期,个人有个人的福报。艺术研究者要有社会责任感,不能拿纳税人的钱搞无用的东西,否则就是一种变相腐败。要靠艺术市场自由的竞争力来取得良性发展。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自求多福,自己发展。讲究公平公正,不仅仅适合文化艺术,更适合整个社会各个人群的发展和现状。一个社会的文明也在于它整体的秩序和法则,而不能是个体浑水摸鱼的能力。
记者:作为当代艺术界的成功人物,能否与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成功心得?
崔自默:我觉得我不能算成功。我给成功下过定义:目标即成功。也就是说,你有了目标就算成功了。目标是方向,不是距离。只要你方向明确了,朝那个方向去走;至于你走多远,只是一个距离长短的问题。朝目标前进的过程,也是享受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视野、境界随之日渐开阔。如果说你很快实现了你的目标,就说明你的目标定得太低了。其实人生的目标也是不断改变的。小时候你不可能知道很多事情,也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成功。随着经验积累,你会不断修正你的目标。我的《我们是一群智慧的鱼》一书中,提出“砺志”概念:“砺”不是鼓励的“励”,也不是站立的“立”,而是磨砺的“砺”。这个“砺”是不断磨的、不断更新、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破茧”才能“成蝶”。不断进步,支持你乐此不疲干下去的是你的心,所以,我又提出“专业即专心”——我虽然从事过很多行业,但我的心没有变,我很专心,所以说我是最专业的;那些认为自己是学什么什么专业的人,如果不专心,那么他就不是专业而是职业,职业只不过是混饭的工具。很多家长希望孩子成为艺术家,我都告诉他们只要培养一颗喜爱艺术的心,只要走下去就是成功的。“公益是新国学,爱心是新文化,慈善是新生活”——我提出这“三新主义”,其实也是对我们传统国学、对中国文化、对我们当下一些社会现象的总结和期望。包括我的“默纸”,提出“不印刷,不书写”,也是艺术寓言,是对人类文明的启示与理想。总而言之,我觉得需要学的东西很多,不断总结,与大家一起分享。近年我支持中国农民画走向世界,也是站在一个历史舞台上考虑这个问题。农民种地是本分,种文化更是一个高度。能够种出文化来,能够把民族艺术走向国际舞台,能够让中国农村农民富强起来,是“中国梦”啊。农民强则中国强,农民富则中国富,农民实现了他们的梦想,中国梦才不会遥不可及。我们正处在一个“中国梦”的伟大时代,要让我们每一个公民拥有公民意识,有社会责任感。法律保护的是守法者,而不是所谓的“弱者”;事实上,在一个文明社会里,是没有“弱者”的。
(2013年崔自默在水立方激情创作《大好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