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第一码头文物24小时监控

7月10日，通州张家湾镇，一名村民走过古老的通运桥。新京报记者 浦峰 摄

　　新京报讯 作为京杭大运河曾经的漕运终点，张家湾镇虽曾被称为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第一码头”，今年却暂未与万宁桥、东不压桥及通惠河、玉河故道等一起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不过，近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文物局相关部门了解到，现在通州区仍然通过加装摄像头、与环卫部门沟通清理环境等方式，加强了对张家湾古镇的保护整治工作。

　　漕运历史可上溯至东汉时期

　　张家湾古镇在通州城区东南5公里处，其漕运历史可上溯至东汉时期。辽金之后，随着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和运河的开挖，张家湾地区的经济也日益兴盛。特别是明朝永乐时开始大规模建造北京城后，通惠河水势的浅涩使张家湾镇成为了运河漕运的终点。

　　从运往京城的粮食物资，再到建城所需的城砖，以及紫禁城、十三陵所需的木料，都要在此处卸船暂存，再由陆路转运至京城，所以这里曾被称作京杭运大河漕运的“第一码头”，现在周边的皇木厂、砖厂村等，都曾是当年的货仓。

　　通运桥面将定期清扫

　　2012年，北京市文物局公布《大运河遗产(北京段)保护规划》时，就曾将张家湾镇及其城墙列入其中，要求进行修缮保护。

　　而今年6月，大运河首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两遗产点、两河段公布时，张家湾镇未被列入。7月，新京报记者探访张家湾镇遗址时，一切似乎如昨，有村民表示，虽然“申遗”的过程让更多人明白了城墙及通运桥的文物价值，但并未对生活产生实际影响。

　　对于“后申遗时代”张家湾镇的保护情况，近日，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州区已经对通运桥及张家湾城墙遗迹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对保护标志碑进行了维护和基础加固，并在通运桥南侧加装摄像头，对文物进行24小时间监控，确保文物本体安全。

　　同时，该负责人介绍，张家湾镇政府已与当地环卫部门协调，对通运桥周边环境进行清理，并派专人定期对桥面进行清扫，指定专人对文物及周边环境进行看护，加强管理，确保文物及周边环境整洁。对于张家湾城墙遗迹保护整治工作，目前也正在编制方案。

　　“申遗”中村民自发看护遗产

　　近日，新京报记者探访通运桥及其周边时看到，张家湾镇城墙已经被重新修葺过，桥面石板上还有深浅的车辙印，城墙内则是一片荒地，仅剩黄土杂草。

　　今年65岁的村民王理(化名)在萧太后河边长大，他还记得幼年时下河游泳、鱼群围绕在身边的场景。他很清楚这条河的由来，“不是大运河，是运粮河。”王理指着家对面的张家湾镇城墙遗址说，当年墙内是皇家仓库，称作“镇”，墙外则随着运河码头而形成了“村”，名称由来则是因为最早主持此处码头的官员姓张。

　　横跨“镇”“村”之间的，则是一座三孔石桥——通运桥，“400多年了。”王理说，这座桥一直供车辆行人通行，有几年还在桥面覆盖了沥青。

　　随着运河申遗规划的实施，通云桥的修缮也被提上日程。王理曾见证桥面的沥青再次被扒开，显露出留着车辙印的石板。“听说有开发商想投资。”王理说，投资不了了之，建设也就再无动静。

　　近年来的申遗也没对村民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除了村民真正意识到，自家门前的那座石桥真的是文物，“看到有可疑的人在附近徘徊会很警觉。”王理说，近年来，通运桥护栏石狮丢失的情况少多了，“丢了的也补上了。”新补的石狮泛着青色，与发黄的“原配”相比一眼便可辨明。

　　7月，王理在河边看到有人为桥和城墙安装了摄像头，“可能跟遗产点有关。”王理说，但愿申遗能够把这条河变得更好。

　　申遗点将分批添加

　　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孔繁峙曾回忆，为了保护运河，通州在规划城市新区开发建设方案时，都让建筑尽可能地远离河道，把绿地放在河岸边。尽管今年“落选”，但通州的诸多运河遗迹点，仍有机会今后分批申遗。

　　据北京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申遗总体原则是“整体保护，分段申遗”，即本次公布的只是第一批列入名单的遗产点段，今后根据其他遗产点的整治保护情况，还会将新的遗产点公布。

　　北京市文物局文保处处长王玉伟曾表示，随着其他申遗点或遗迹点的修缮与保护，无论北京市还是世界遗产目录，都会增加。“最重要的是转换思路。”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对于即将申遗的遗址来说，需要认识到，申遗只是目标，不是目的，“要把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古老遗产，传向未来。”

　　大运河北京段首批申遗成功后，市文物局和通州文委也均表示，将继续推动通州运河遗迹的修缮。此外，还会进一步改善朝阳、通州段的水质。运河的申遗和保护点，都将继续增加。

　　申遗成果需惠及民众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必须惠及民众。”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认为，要通过申遗、保护遗产，提高遗产地人民的生活质量，将遗产保护与遗产地人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也只有这样，人们真正认为遗产是有用的，才会更珍爱它，更保护它，“真正融入人们生活的遗产，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大运河作为典型的线型文化遗产廊道，其“线性”特征决定了遗产保护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包括河道、水系、航运、码头、船闸、历史城镇、街坊社区在内”，单霁翔认为，大运河以线状或网状格局均需串联起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族群，都作为保护和申报的范畴。

　　其中，应将文化资源的保护置于首位，同时关注经济功能的发挥和生态系统的维护，“使文化资源、经济功能和生态环境三者并举。”他说。

　　一边是高楼大厦平地起，车水马龙穿行不休；另一边是喧嚣中的古河古闸，为保原貌而提出的限行限高，文保与发展的冲突看似不可避免。而玉河故道的修复和申遗成功，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案例，“说明文保和城市发展并不矛盾。”王玉伟曾反复介绍，紧邻南锣鼓巷的玉河遗址既保留了原貌，又为附近居民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黄颖 实习生 李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