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收藏,讲究“秘藏”二字。惟有恰逢知音,才会品茗共赏,这是古代的藏家风范。当下似乎少了这种雅兴,偶尔附庸风雅玩个收藏,关注更多的却还是投资回报率。殊不知,收藏的乐趣在于“藏”,一夜暴富的故事从来都是利益者编纂的神话。
多年前,收藏尚可谓一片净土。“惟书与画犹未忘情”或“遍阅记录,又复心得,或自能画”,收藏的热情来自于寻觅、研究、感悟之后的畅快与自得。收藏,似乎有一种难以抵御的“魔力”,不论是雅好丹青的皇室贵胄,还是清高自诩的官宦大吏,都是收藏的征服者,比如宋徽宗赵佶、清高宗乾隆,从《宣和画谱》、《石渠宝笈》等宫廷著录可见一斑。有的帝王甚至对收藏嗜爱成疾,比如将《兰亭序》陪葬的唐太宗,亡国后将多年珍藏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
“每遇名迹,不惜重资购求”,这是收藏家对文化遗产的醉心。然而,除了对藏品的珍爱与保护,收藏的最高境界在于分享,而博物馆无疑是收藏的终极归宿,但这需要无私的胸怀和境界。比如将多年珍藏捐赠国家的张伯驹,他一直是“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践行者。正是他的这种超然境界,才有陆机《平复帖》、展子虔《游春图》等国宝的回归。吴湖帆也是如此,他先后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残卷《剩山图》等珍藏捐赠给国家,这才有了“富春合璧”的佳话,他捐赠的藏品大都成为各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但令人痛心的是,随着市场的发展,收藏的那种悠然自得逐渐被浮躁的逐利气氛所笼罩,那份难得的文人情调也已渐行渐远。有些所谓藏家关注的不是藏品的价值而是价格,甚至恨不得早上购入的作品晚上就能卖个好价钱,投资的欲望远远背离了收藏的初衷。市场发展了这么多年,收藏家却成了濒危物种,再未出现像张伯驹、吴湖帆、王季迁、王世襄这样的收藏大家。这是收藏的悲哀,也是这个时代的遗憾。时代呼唤真正意义上的收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