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流失海外文物

　　枫丹白露宫在中国馆被盗后，没有对媒体公开案情进展，甚至至今都不清楚，20件遭窃文物中到底有多少件是中国文物，有多少件被劫掠的圆明园珍宝。事实上，枫丹白露宫这些年一直没有正式开放中国馆，背后的原因大有文章。这些年，关于流失文物的思考、讨论、争议乃至行动，此起彼伏。每每有中国流失文物被盗、被损坏的情形发生，总会激起一番讨论和哀怨。但平静思考，在眼下没有太多对策应对这些流失文物的情况下，无端炒作和哀叹不仅无助于文物的回归，相反，只会被利益集团利用，让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成为哄抬文物价格、催生争夺动机、加剧黑市流通的釜底薪，只会更加不利于文物真正价值的表达，甚至危及它们的命运。

　　流失 盗抢骗卖流落海外

　　自清朝末年，流到海外的中国文物数不胜数。中国文物学会估算，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入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统计，流落中国境外的中国文物达164万件，分散在全球47家博物馆，而流落海外民间的文物数量恐为馆藏文物的十倍之多。

　　但理性地说，流失、流落只代表文物转移后的状态，并不代表文物转移过程的性质。通常而言，文物流失海外，或因盗窃，或因劫掠，或因骗购，或因变卖，或因其他原因。而如今最有可能被纳入追索范围，或者说存在追索后回归可能性的，仅限于那些被外国人非法获取、占有的藏品。

　　收藏家马未都认为，鸦片战争以来，因掠夺而流失的中国文物数量仅占流失总量的一部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物掠夺事件就是火烧圆明园。此外，还有一大部分流失文物都是当年被外国人“买”走的，例如北京智化寺的藻井、敦煌莫高窟的经卷等。

　　现在已没有必要讨论，如果当年智化寺住持不卖藻井、王道士不卖经卷，这些文物如今会怎样。事实是，这些文物当年被变卖时，“正值中国最动荡的时期，正值几千年来最不拿这些东西当回事儿的时期”。

　　而如今，国际地位的提高和经济体量的提升让中国文物价值凸显，同时也让流失文物的追讨、追索、捐赠、交换有了新的契机。马未都说，流失法国的两个圆明园兽首前两年得以回归就是最好的例证。

　　追索 法律背景千差万别

　　不难理解的是，并不是所有流失文物都存在追索的可能性。即便已经明确是当年被掠夺走的文物，也因转手过程和性质的不同，在追索层面存在很大差异的身份背景。

　　还以圆明园文物为例。圆明园遭劫后，其文物藏品主要流入了英国、法国和美国，但文物流入这三个国家后的命运却不完全相同，致使其在不同法律环境中的身份发生了转变。

　　一大批圆明园文物被带到英国后，一部分被英法联军中的英国军官献给了维多利亚女王，这批文物后来进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批文物1861年被阿尔弗雷德·莫里斯购得。莫里斯是19世纪英国纺织大亨詹姆斯·莫里斯的儿子，酷爱收藏各国艺术品。莫里斯家族的博物馆，由此成为收藏圆明园文物最多的私人藏馆。

　　而收藏圆明园文物最多的官方博物馆则是法国的枫丹白露宫。1860年英法联军劫毁圆明园后，法军司令孟托邦于1863年把所劫文物前后分作7大车献给了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有了这些文物，枫丹白露宫才开辟中国馆，专门用于存放这些珍品。

　　而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的圆明园文物，则主要由美国商人毕晓普捐赠。毕晓普当年在欧洲多地搜罗被英法联军变卖的文物，甚至到中国寻找圆明园劫后剩余藏品，而后全部捐赠。

　　在马未都看来，一些流失文物被进献，一些文物被捐赠，一些文物在辗转过程中存在“善意取得”的环节，它们在传世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性质转变，也给追索带来千差万别的法律背景。马未都认为，枫丹白露宫里中国文物大多由侵略者进献，因此，其“劫掠所得”的性质基本没有发生改变。

　　经验 多国设立追讨机构

　　放眼全球，不少文明古国都饱受侵略者掠夺之苦，而如今，各国追讨各自流失文物的道路也并不平坦。

　　在埃及，由专有机构“文物归还管理局”对全世界约40家主要经营文物的组织进行追踪，一旦发现有埃及文物参与拍卖、展览等，会立即联系拥有该文物的机构或个人，要求其出示拥有该文物的合法文件。埃及还把遍及世界的埃及使馆作为追查流失文物的前哨站，密切关注驻在国涉及埃及文物的拍卖和转让等活动。一旦确定某机构或个人非法拥有埃及流失文物，埃及会通过外交等途径施加压力。若所在国拒绝合作，埃及将考虑终止与该国在文物发掘、展出等方面的一切交流活动。

　　希腊则采取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追讨流失文物的方式。希腊文化部专门设立部门，从世界各地博物馆藏品目录、展览会、拍卖会等寻找源自希腊的文物。若发现有文物涉嫌从希腊非法流出，就会与国内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联系，为走私文物寻找证据。

　　马未都特别提及日本，他说，二战结束后，日本亟需资金，变卖大批文物。上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有步骤地回购流失的文物。回购行为由商社统一操作，而不是由文物商各自为战。商社代表日本文物界在海外寻找、购买日本文物。

　　马未都认为，追讨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理性看待，也需要调整心态。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全民素质的不断提高，有些问题相信会自然解决。

　　凌朔 郜婕(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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