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布勒夫：在西安收获皇冠上最大宝石

多布勒夫参观秦陵兵马俑 多布勒夫在陕西历史博物馆

　　本报记者  宋佳烜  文/图

　　5月14日至16日，在中国参加“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的前保加利亚外交部副部长、著名学者多布勒夫来到了此行的最后一站——西安。在陕西省文化厅的大力支持下，多布勒夫参访了著名文化遗产地法门寺、秦陵兵马俑，参观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探访了大兴善寺、清真大寺。先秦文化的璀璨、盛唐文化的多姿以及如今不同民族、宗教的和谐共处给多布勒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在西安，我收获了皇冠上最大的宝石。”

　　脑中的中国图景更加明晰

　　西安历史悠久，有着7000多年文明史、3100多年建城史以及11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更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想要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西安无疑是不二之选。

　　乘坐早班机飞往西安，多布勒夫不顾旅途劳累开始参访。在宝鸡法门寺，他冒着大雨紧跟导游的步伐，听得非常入神。法门寺地宫出土了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铜浮屠、八重宝函、印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等佛教至高宝物，同时馆藏2000多件大唐国宝重器，拥有1700多年历史的古刹更见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史……这些都让多布勒夫脑中的中国图景更加明晰。

　　参观兵马俑时，壮观的景象让多布勒夫感到震惊。兵马俑修建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208年，现在已经发掘出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陶马近8000件，拥有极高的考古和艺术价值，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21世纪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我很难想象，在先秦那样久远的时代，人们的艺术造诣和工艺技术就已经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平。”

　　从蓝田人使用的简单石器到1840年前社会生活中的各类器物，藏品时间跨度长达100多万年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是此行最让多布勒夫振奋的参访地。“这是我看到最棒的博物馆！”参观途中，多布勒夫对记者说。中国历史上强盛的周、秦、汉、唐都在西安附近建都，这使得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也耀眼异常。商周青铜、历代陶俑、汉唐金银器，唐墓壁画……“中华珍宝库”和“中华文明的瑰丽殿堂”之名得来不虚。

　　“佛教传入中国后有怎样的发展变化？”“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有怎样的关联？”在大慈恩寺、大兴善寺，多布勒夫的问题得到了解答。唐朝玄奘法师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在大慈恩寺内修建了大雁塔。作为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大雁塔是佛塔这种印度佛寺的建筑形式随着佛教传播进入中原并融入汉文化的典型象征。而大兴善寺作为中国佛教密宗的发源地，曾是印度来长安传教及留学的僧侣翻译佛经和传授密宗的地点，是当时长安翻译佛经的三大译场之一，也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值得纪念的一个地方。就在多布勒夫参访大慈恩寺和大兴善寺的前一天，印度总理莫迪也来到此地参访。

　　在清真大寺，多布勒夫见证了不同民族、宗教的中国人和谐生活在一起的真实场景——宁静的清真大寺坐落在繁华的市中心，带着“礼拜帽”的回民男子和披着纱巾的回民女子穿梭于清真大寺前热闹的街市，清真餐厅林立在西安的街头。“不同民族和宗教的民众在这里融合，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这是西安这座城市的魅力之一。”多布勒夫说。

　　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文化厅驻厅纪检组长金育欣得知多布勒夫来访西安，特意与他会面。金育欣表示，西安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资源，希望此次参访能够对多布勒夫的汉学研究和著述有所帮助。此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也在参访时向多布勒夫详细介绍了情况。

　　与中国必有渊源

　　多布勒夫眼中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不是单一存在的。也许是因为对量子力学等科学有所研究，事物之间的关联、变化才是他最为关注的部分。《道德经》对莱布尼茨的影响，《易经》对现代科学研究的启示，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这些问题都是多布勒夫一再向中国专家学者提出的，而他目前正在从事的研究课题，正是“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异同”。

　　除了研究之外，保加利亚与中国的联系也是多布勒夫关注的重点。“古保加利亚人居住在中亚地区，与中国曾是近邻。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是唯一两个曾经使用过中国古代历法的欧洲国家……”这是多布勒夫此行一直挂在嘴边的话，他几乎将这段往事讲给了每一个有过交谈机会的中国人。“这让我感到自己与中国必定有着一些渊源。”多布勒夫说。

　　参访全程，他都在细心地寻找中国与保加利亚、中国与西方的细微关联。宗教建筑中使用的符号、文物的纹理和造型、民居的建构、民众生活习俗……每次找到一些相似之处，他都会兴奋地拍照记录。

　　将在家乡分享中国之行

　　在多布勒夫随身携带的背包中，有一本英译《道德经》。这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道德经》已经被他翻得很旧。与专家或陪同人员交流时，谈及有关《道德经》的话题，他总会拿出这本旧书，向对方求证其中的字句。

　　虽然通过自学，多布勒夫已经认识了很多繁体汉字，尤其是《道德经》中出现的字词。但口语交流对他而言仍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参访中，他向工作人员学习汉语，不时还向刚见面的人“现学现卖”，他的发音非常标准，常常让听到他说汉语的人感到吃惊。在北京飞往西安的飞机上，多布勒夫一坐下来就拿出在北京买的汉语点读书，开始跟读，认真的样子令人感动。

　　9天的行程中，多布勒夫无论在与专家座谈还是参访时都表现得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我不是来演说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来求证一些问题。”多布勒夫说。在博物馆、遗产地参访，他是腿脚最快的模范“游客”，总是紧跟解说人员，不落下任何一件展品或细节；在旅途中，他是最勤学好问的专家，不顾舟车劳顿，永远带着兴奋劲，与周围的陪同人员进行交流，谈到感兴趣的话题，还拿出随身携带的平板电脑进行记录……“我想问一个问题”几乎已成为他的口头禅。

　　5月17日，多布勒夫结束“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的全部行程，满载收获地离开了中国。他表示，要细心梳理此行获得的海量信息，将中国之行的成果分享给尽可能多的保加利亚人，并将以此行的收获为基础，对中国文化做出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正是‘东方文化研究计划’所要达到的目的，通过参访、座谈，让外国专家们更加主动地去研究、分享和传播中国文化。”陪同多布勒夫参访的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局级参赞迟润林表示。据记者了解，去年参加“东方文化研究计划”的荷兰著名汉学家伊维德已将在甘肃参访时获赠的《酒泉宝卷》部分章节翻译成了英文，将在年内出版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