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民居成危房 村委会：为保护文物拒绝修理

　　灵水村举人刘懋恒宅，门外的石墙上写着“过往行人，危房远离”的标语。采写/摄影 新京报记者 贾世煜 　　5月22日中午，90多岁的杨文忠坐在大院门槛上，倚着门边的雕花石鼓，低头打盹。门前的道路空无一人。

　　5月22日中午，90多岁的杨文忠坐在大院门槛上，倚着门边的雕花石鼓，低头打盹。门前的道路空无一人。

　　他的身后，是北京市房山区水峪村的杨家大院。这处四进四合院是杨玉堂父子靠经营八座煤窑发家后建的，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被视为村里最具代表性的古宅。根据记载，杨家大院按阴阳五行设计，宅院共四套，房三十六间，门楼内壁和山墙前脸有各种石刻砖雕。

　　如今，大院里只住着几位耄耋老人。不少房间门窗都已破落，其中一间房子墙身出现1米长的裂缝，屋檐一侧甚至支上几根木棍。石墙一隅，“房上危险，走路请注意安全”的标语已经模糊。

　　在这个小山村中，明清时期的四合院民居还保留着100多套、600余间。

　　杨文忠曾试图花钱请人修缮房屋，被村里拒绝，理由是保护文物。他说村里也一直说修，但迟迟没有动工。

　　不像灵水村等古村落，这里没在村口设点收售门票，可不时会有城里人慕名而来。

　　随着很多村民外出谋生，“空心化”难以阻挡，多数院落都已关门闭户。古村落在古民居保护与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窘境，并非只存在于水峪村。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京郊水峪村、爨底下、灵水村、黄岭西等多个古村落发现，多个村子的古民居都正在或已遭到不同程度破坏。

　　多位村民和村干部向新京报记者表示，多数村子对古民居的保护存在困境。一方面，产权属于村民，面对村民自发修缮或破坏，村里难以管控。另一方面，作为文物，村里若要进行修缮需向多个部门打报告审批，费时费力。

　　多处古民居已成危房

　　5月25日下午，站在自家古宅门内，北京市门头沟区灵水村村民张翠花指着院内仅存的一处古屋(其他房屋在抗战时期被烧毁)说，这房子现在是危房了。“每天游客过来参观时，我都提心吊胆的。”

　　张翠花的家，是灵水村颇为有名的一处“举人宅院”—刘懋恒宅。这座古宅于清朝康熙年间刘懋恒中举为官后重修，是山区乡村极少见的五进大宅院。因走出了刘懋恒等众多举人，灵水村又被称为举人村。

　　从2013年下半年，灵水村在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热播下走红后，张翠花家的游客成倍增加。人来多了，她开始担心，那栋古屋房顶已开始塌陷，如果伤到人怎么办？

　　古屋一侧，数根2米多高的木棍搭起木棚，支撑在屋檐下，防止险情发生。在《爸爸去哪儿》剧组选址时，这栋古屋，成为张亮父子住了数天的四号院。

　　张翠花不愿看到古屋的衰颓。她一直有个心愿，想花钱翻修屋子，但终因财力不济作罢。村里也曾说过要出钱修缮，却迟迟不见动作。

　　“这是我自己的房子，我也不能埋怨说村里不给修。”张翠花叹了口气，她和儿子正在攒钱，打算明年翻修房屋。

　　相形之下，爨底下村的诸多始建于清朝末年的四合院少有危房。但与之相反，村民在自家房屋上的私搭乱建，正在破坏古民居风貌。

　　在北京古村落中，发展较早的要数从1995年便走上开发之路的爨底下村。目前，爨底下村共有50家接待户，几乎家家户户迎客。

　　周成得家便是50户之一。最近他发现，一些村民在自家屋顶搭起彩钢板棚子，“这样可以多容纳几十人吃饭。”

　　在包括周成得在内的多位村民看来，这样的私搭乱建长此以往，很可能导致爨底下村失去原有的韵味。

　　就连游客，也有此类担心。5月25日，一位游客来到周成得家。听到游客询问客房内是否有卫生间，周成得下意识回答，“就准备修一个呢。”

　　这位游客并不买账，“千万别修，你一修这房子的味道变了，大家就都不愿意来了！”

　　村委会的有心无力

　　在享受着古民居带来利润的同时，周成得们也对村子未来的面貌充满担忧。

　　走在爨底下村主干道上，沿街不乏叫卖特产的商贩，村口还开有专门售卖纪念品的商店。游客在村中来来往往，农家乐的招牌随处可见。而且，几乎每家接待户都与携程网等网站建有合作关系，游客可在网上预订客房。

　　“爨底下的商业化色彩越来越浓了。”周成得抽了口烟。

　　事实上，村委会也注意到古民居被破坏和村子过度商业化的问题。爨底下村支书韩波对新京报记者说，旅游发展和文物保护肯定是矛盾性的东西。

　　韩波表示，现在村里的古民居保护，主要依靠村民自觉。村里，包括上级政府，并没提出明确要求。随着客流量增加，村民家中的空间不够，私自进行扩大再生产，从情理上说无可厚非，但对村子整体景观已造成破坏。

　　那么，村里是否应下力气整治？韩波的回答有些无力，他说，还是得尽量引起上面重视。因为村里没有执法权，不能直接进行管理。

　　记者走访发现，在其他古村落中，这个问题普遍存在。

　　危机四伏的古村落

　　与爨底下村相比，水峪村和门头沟区的黄岭西村则走向另一个极端。

　　仅从收入上来看，这些村子间的区域差异已经拉开。多位爨底下村村民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每年纯收入在8万元到10万元左右，个别的能更多。而水峪村和黄岭西村村民则表示，村里没什么可以赚钱的活儿，大部分村民都选择外出打工。

　　收入问题，只是古村落发展中的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古村落的发展与保护备受关注。相应的，发展中出现的同质化、空心化等问题也屡遭诟病。

　　5月22日下午，水峪村的古商道两侧，放眼望去，尽是落上门锁的古民居。“经常是半天见不着一个人”，坐在大院门槛上，杨文忠喃喃说道。

　　“这些老房子啊，越是没人住，就破败得越快。”水峪村的一位村民说。

　　北京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房山区水峪村古民居院落的空置率高达95%，黄岭西村外出务工人数超过50%。

　　除了空心化，古村落的发展模式也成为古村落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问题。目前，依托古民居吸引游客前来参观，通过收售门票和接待游客获得利润，已成为多个古村落发展的共同模式。

　　灵水村村支书廖振昌坦言，以前并没明确发展思路。但近年来，灵水村依托举人文化，按旅游观光的思路来发展。

　　在张翠花看来，来到她家观光的游客，很大一部分是冲着《爸爸去哪儿》而来。但她觉得还是应该保护好古民居，因为“说不定哪天《爸爸去哪儿》就不火了。”

　　亟待出台“一村一规划”

　　近日，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传统村落保护指导意见》正在制定中，今后每个村落的保护将有“一村一规划”。目前，农委正在联合相关部门和各区县制定保护规划，要根据每个村不同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文化传承等特点制定不同规划。

　　从顶层设计的视角来看，在民俗领域专家的多次呼吁下，古村落的发展之路将驶入正轨。但其背后隐藏的问题，仍值得关注。

　　谈到未来发展，多个古村落干部均向新京报记者表示，不管是古民居保护，还是古村落的发展规划，都要与农委、文物局等多个单位打交道。

　　有村干部直言，“具体谁管古村落的事儿，说不清楚。”

　　“多龙治水”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拖慢了古村落保护和发展的进程。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万建中表示，目前古村落发展中的一个问题在于管理机制不健全，没有专门部门管理。每个部门都站在各自角度考虑，分别投钱给古村落，没一个总体规划。

　　他建议，可成立一个新部门来协调古村落的发展。这并不需要额外增加编制，可从各部门抽调人来做这个事。

　　村干部们也有打算。一直以来，韩波就有个构想。他希望在爨底下附近建设新村，将老村的人迁过去。

　　他设想，村民们像上班一样，每天从新村到老村，继续开农家乐接待游客。这样一来，可尽量避免对老村的破坏，还能进行统一规划管理。

　　尽管这个构想有了规划，但还没获得上级政府的支持。

　　“光靠自己的这点力量，肯定不够。”韩波说。

　　(文中杨文忠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