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见证国与家的土司城

飞龙关 考古工作者对出土青花瓷片进行修复​

　　孙行之 邱俣晗(实习生)

　　贵州播州海龙囤土司城、湖南永顺老司城、湖北唐崖土司城，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土司制度遗迹，正共同申报今年的世界遗产。

　　6月28日于德国波恩召开的世界遗产大会，正在对来自世界各国的申报项目进行讨论。据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海龙囤考古项目负责人李飞估计，“具体结果应该在7月3日下午或4日上午公布。”“成功的希望很大。因为土司城是国家文物局从几十处文化遗产中选择出来的，选择时会考虑研究、保护现状等各方面的问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王巍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说道。

　　“土司城相当于一个地区的首府，是土司生活、办公的地方，其中还包括各级官员所在的处所。”王巍说。土司制是一项中原王朝治理边地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中央政府不直接派遣官吏，而是请当地首领作为地方长官。在政治上要求其臣服中央政府，在经济上仅需征收纳贡。这项制度的前身是唐代的“羁縻制度”。“中原王朝的力量，在初期还不能完全掌控边境地区，所以他们要认同和鼓励土司掌管少数民族。同时，地方民族酋长集团也需要更强大的力量的扶植和认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杨伟兵说。

　　“土司”制度始于元朝，官名则在明嘉靖年间才正式出现，其余绪一直绵延至20世纪初叶。在清中期“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之前，这项制度一直是中原政府管理西南少数民族的重要制度。

　　据统计，中国现存101处与土司制度相关的遗存，包括土司城遗址、军事遗址、官寨、衙署建筑群、庄园、土司家族墓葬。其中，海龙囤遗址、永顺老司城以及唐崖土司城，是最具代表性的土司遗址。“目前考古发掘中，最为完整，也最具代表性的土司遗址都已经包含于申遗名单之内。”王巍说。“尤其是近5年中，围绕土司各领域研究达到了数量上的高峰。”研究领域则涉及颇广：“包括城址的年代、墓葬的布局、经济发展的情况、遗址所反映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各个方面”。

　　三座遗址的差别

　　“申遗的三座遗址均为土司制度的遗存。湖南老司城与湖北唐崖土司城均是土司治所(衙门)所在地，海龙囤则是土司囤积军队与粮草的地方。”李飞说。

　　“掌权贵州播州达700余年的杨家，在依山傍水之处建造了一座军事堡垒，而将治所放在了遵义城内。”在李飞看来，杨氏土司之所以传29代才于明代倾覆，在于“这些家族在朝代更迭的过程中，总结了一套方式处理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比如，宋代，杨家参与了抗击蒙古的战役，并在那时建造了海龙囤；到了明代，他们也参加了抗倭战争”。明朝末年，杨氏29代土司杨应龙与川、渝地方发生矛盾，后激化为军事冲突，演化为叛乱。1600年，国力衰竭的明朝廷倾全力调8省24万军队分8路发动“平播之役”。杨氏土司自此改土归流，纳入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海龙囤也自此被废弃，军事上的作用消失殆尽。

　　与杨家在与中原王朝的惨烈战争中倾覆不同，永顺老司城的彭氏土司在雍正年间接受了“改土归流”，相对和平地移交了权力。在长达800余年的区域自治中，彭氏土司经历9个朝代，世袭28代35位土司。鼎盛时期辖12州，范围涉及湘、鄂、川、黔、渝、滇等省市边区，曾呈现出“红灯万盏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繁华景象。

　　位于湖北的唐崖土司城遗址，位于咸丰县尖山乡东3公里处，是湘鄂川黔少数民族地区最典型的遗址，始建于元代初期，历时470余年。

　　发掘与开发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历史文献都是中原王朝的历史文献，对边疆少数民族记录不多，而当地本身又缺乏详细记录的传统。”王巍说。而单就海龙囤的杨家土司而言，李飞认为，“资料还是比较充分的，有传记性的材料。《二十四史》《明史》《元史》中都有有关土司的人物传记。此外，还有考古发现中得到的神道碑、墓志铭的文字对土司的方方面面也有记载。”同时，关于明代中央政府评定杨家的“平播之战”，民间亦有关于这场战役的章回体小说。

　　史料终究有限，考古实物或能够补上这个缺口。在杨伟兵看来，西南地区土司文化的特点，在建筑上能够得到显著体现。“土司庄园、衙门，因为民族文化(的差别)，有非常明显的有别于中原的建筑，但其中也能看到中原王朝影响的诸多痕迹。”

　　关于土司遗址的考古，其实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进入了考古界视野。“上世纪90年代，考古队曾经对海龙囤进行一次试掘。”李飞告诉记者，“但集中发掘则始于2012年。”那一年，海龙囤与湖南永顺老司城、唐崖土司城一起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通过3年的考古工作，“目前，已经理清了城址的格局以及海龙囤与周围城池的关系；同时，对囤内交通系统、建筑材料来源与建筑过程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李飞说。

　　李飞透露，在考古的过程中，专家已经对海龙囤的地面建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海龙囤将由“有实力的公司开发，并将于本月20日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