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厂里展出古琉璃

　　王隽

　　隆冬的北京，琉璃厂西街的头一间宏宝堂，正在展出200多件古琉璃。它们都是收藏家陈大刚这十来年的阶段性“成果”。

　　宏宝堂的二楼面积不大，这200多件最远至战国时期的古琉璃亦在拥挤的参观者中以静默之态呈现它们独有的气韵。有仿玉的半透明的耳鼓，也有仿金属质地的不透明的兵器形的残片，也不乏充满西亚符号性颜色和纹饰的藏品，例如水波纹珠，这也是陈大刚收藏它们的乐趣之一，考证这些纹饰，得来与他的收藏主业大不相同的体会。

　　作为资深的丝织品收藏家，古琉璃是他后来发现的有趣的门道，“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有人说高古玉要火，我那时候偶然得到一条古琉璃的手钏，一个搞玉器的藏家看见了，就问我，你不是不玩玉吗？我跟他说这是古琉璃，他不信，说汉代哪儿有琉璃，不可能。我一想，这么大的藏家他都不知道，这一块还是个洼地，不只是价格，还包括人们对它的认知。我慢慢就有了兴趣，进入了这个领域。”

　　“有色同寒冰，无物隔纤玉，象筵看不见，堪将对玉人。”这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咏琉璃》，它大概能表达古人对琉璃的最直观感受——琉璃通过光的折射，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就有不同的色泽。我们能想到的和琉璃有关的文字，大概是《西游记》中沙僧因打破一只琉璃盏而获罪被贬下凡，还要受每七日百剑穿心之苦。那时候不懂，打破一只碗而已，何故受这么重的罚，该不会在吴承恩所处的年代琉璃仍然非常贵重——这是玩笑了。

　　“琉璃产生的年代，从中国来说，三千年左右，商代；从全球来看呢，四千多年前，在西亚，苏格拉底河和伊拉克这一代。各种说法不一样，有的说琉璃就是舶来品，但是从纹饰上我们可以看到，西亚包括欧洲的与我们中国的其实不太一样。琉璃到底是中国人发明的，还是受西亚的影响，从那边传来的，没有定论。在乾隆之前，琉璃都比玉要珍贵。和田玉是品质最好的玉，皇家对和田玉的运用规范是最严格的，但是对地方玉的规范没有这么严格，所以士大夫贵族用玉，民间上有钱的也能用玉。我们说的通俗一些，有些老百姓住在产玉的地区，他甚至可以捡到或者挖到玉，雕琢一下自己戴上。但是琉璃上用不了。因为自从张骞出西域以来，琉璃大部分都是进口的，国内生产极少。最铁证的越王勾践剑的剑柄上两面镶的琉璃，在春秋战国是中国玉器第二高峰，他为什么不用玉而用琉璃，这两块琉璃中一块气泡很大，按照我们现在的眼光属于残次品，但是勾践能用在自己的剑上，这是多么珍贵，做的不是很好的琉璃放在中国第一剑的剑柄上。”

　　但情况到了清朝就颠倒过来了，玉的价值因皇家的喜爱一路上涨，一直到现在也是高过琉璃许多倍的。我们在现在的艺术市场上，大约能在邦瀚斯的鼻烟壶专场拍卖中看到一些琉璃质地的鼻烟壶，就很少能在大拍卖公司的名录上看到古琉璃的身影。陈大刚也很清楚，他认为这一块的洼地迟早会被大家发现，只是这个时间段并不好把握，毕竟这需要非常好的契机，但他依然在研究古琉璃的过程里梳理了自己收藏丝织品多年来的一些经验。

　　“我几乎不研究古琉璃的具体的工艺和技法，这一块我们很难获得一些可靠的信息。现在有一些检验成分的机器非常厉害，你把古琉璃放下面，它能判断出来里头的成分是什么，但这没有用，因为这是烧制完成后的一个成分，你并不知道它烧之前的比例是多少，所以我放弃用技法来断代。而我在多年来收藏丝织品的过程里积攒的那些信息，在给琉璃断代时派上了用场，唐代是盛世，珠子饱满，颗粒大，宋代文人气息浓，它会克制，会有一点拘谨，元代是侵略性的，受到统治者对蓝天白云的热爱的影响，清代是繁复的，甚至混搭……我其实说不出来太具体的判断方式，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大的特征上是统一的。”

　　国内关于古琉璃的许多说法都没有定论，陈大刚也是和藏友们、和博物馆的专家们例如原首都博物馆[微博]的副馆长姚安老师一起摸索着确认各种信息。

　　他要给初入门者的提示就是：“千万别从网上找入门信息，给自己一年半载的时间去博物馆，去看出土的实物，尤其是台湾地区和日本、欧洲的博物馆收藏的琉璃。而后从明清琉璃入手——如果将琉璃与玉器相对应，明清琉璃相当于现代玉器，而春秋琉璃相当于高古玉，人们依然对殉葬的东西有避讳，所以现代玉的价值高于高古玉，明清琉璃价格现在还不高，但它的样子现代工艺是做不出来的，这个时候入手还比较合适。”

　　(本文图片由陈大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