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明代官窑瓷器展出

明景泰、天顺青花双龙纹盏托，景德镇戴家弄窑址采集。 明正统蓝地留白龙纹梅瓶（一对之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展品，为港藏家藏品。 明景泰、天顺青花地留白海水行龙纹碗，景德镇戴家弄窑址采集。

　　12月1日，“填空补白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官窑瓷器特展”在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开幕，与此同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也举办了“填空补白景德镇明代十五世纪中叶官窑瓷器展”，展品更为丰富。深港两地此次考古学术交流，充分证明明三代“空白期”并不空白，两地展出的实物标本及其他学者、藏家提供的藏品为这个“空白”狠狠填补了一笔。

　　“空白期”不空白

　　所谓“空白期”，指的是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公元1436—1464年)。在这近三十年时间里，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处于非常时期，致使瓷器烧造情况不清，面貌不明，此时未见有明确纪年的官窑瓷器，因而东方学术界习惯上称这一时间段为“空白期”、“黑暗期”。

　　其实“空白期”并不空白，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有关学者即开始从最新出土的文物及有关藏品分析“空白期”瓷器的特点，并指出这个时期瓷器生产低落的原因。这一次由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共同策划的三代官窑瓷器特展，和其他文物单位、研究机构、私人藏家提供的研究资料，让与会专家学者眼前一亮，他们一致认为，“空白期”并不空白已成不争事实。

　　给这一观点提供佐证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标本和藏品：近年来景德镇戴家弄澡堂工地、斗富弄工地和第一人民医院工地出土的瓷器标本；湖北省博物馆[微博]及武汉市博物馆馆藏湖北地区明代藩王墓多次出土同类风格的器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同类风格器物。

　　湮没的辉煌

　　深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黄清华从2006年起即致力于研究发掘这一段“空白期”的瓷器。他在一篇题为《湮没的辉煌》的学术报告中，列举了景德镇戴家弄澡堂工地出土瓷器、斗富弄工地出土瓷器和第一人民医院工地出土瓷器的情况，以说明“空白期”并不空白。

　　当年的戴家弄澡堂现在已崛起一片高层建筑，但当年这一带出土的瓷器令人瞩目。这批瓷器包括碗、盘、盏、高足杯，类型有青花、青花地留白和斗彩(半成品)，纹饰有龙纹和凤纹。其龙、凤纹饰即说明这批产品不可能为民窑所出。

　　黄清华在报告中指出，这批瓷器成套组合，特征鲜明，以纹饰画法不同为区分，组合形式为：精致型器皿、粗放型器皿、侧面立龙器皿和青花地留白行龙器皿。比如精致型号团龙盘有13.0厘米、15.7厘米和17.7厘米(均为直径，下同)三种，精致型团龙碗有敛腹式和丰腹式，精致型团龙高足杯有低柄式和高柄式；粗放型团龙盘包括12.9厘米、15.9厘米、17.7厘米和21.5厘米四种，粗放型团龙碗则包括15.2厘米、17.2厘米、和20.0厘米三种；侧面立龙器皿有13.3厘米、15.5厘米和17.6厘米三种盘，侧面漏彩立龙器皿有13.3厘米和17.6厘米两种盘；青花地留白行龙器皿有15.8厘米、17.1厘米、18.1厘米和21.2厘米四种盘。

　　黄清华指出，这批器物被发现时呈有序堆放状态，发现地为窑砖砌堆而成，类似储物间，且所有器物皆有明显的品质缺陷，如发色不正、窑裂、变形、落渣、错画等等。他分析认为，这是一批经过细心严格挑拣而落选的瓷器。

　　他说，这批瓷器以纹饰绘画特点展开，涵括不同器形的成套设计，纹饰绘画体现强烈的统一性，反映瓷器制作之时有一个明确的稿本要求。纹饰题材仅局限于龙和凤纹，以龙纹居多。龙分五爪、四爪，体现出浓郁的官窑气息。伴生出土有“官”字款青花火照，说明与官府关系密切。

　　他因此得出结论，这批瓷器的组织者是官方，肯定不是民间窑业主；与永宣官窑瓷器相比，由于品质存在较大的差异，肯定制作工人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模式均有异于以前。他同时指出，发现地戴家弄一带属于景德镇元明时期窑业的中心区域，这批瓷器的承造者应是当时技术水平较好的民窑。

　　历史考察及旁证

　　《明英宗实录》卷四十八载：正统三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样青花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馈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戍口外”。黄清华指出，查两岸故宫[微博]均没有同类收藏，目前传世品几乎未见同类器皿，但不能据此推断正统、景德和天顺三朝官窑生产完全中断，戴家弄出土的这批器物就是明证。

　　此外，黄清华还举湖北省境内明代藩王墓多次出土同类风格的器物为证，这些器物现多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博物馆、江夏区博物馆等处。比如武汉江夏区二妃山明景陵朱孟炤夫妻合葬墓，正统十二年下葬，其出土瓷器就属这种风格。武汉江夏区流芳岭藩王墓地出土的龙纹盘，现藏湖北省博物馆，也是同类风格。

　　黄清华查对了故宫博物院藏明天顺三年的谕旨，其边龙纹与这批瓷器风格类似，另外，明英宗裕陵龙纹石刻也属同样情况，比如龙的腹部轨道式处理画法，都是一致的。这批瓷器所依的制作稿本肯定来自当时宫廷的相关部门，不是随便而为。生产烧造的组织者肯定是官方，而且是受到中央朝廷的指令进行生产。他认为，这符合当时官府烧造瓷器的历史背景，可与当时官府实录的权威记载相呼应。

　　黄清华还对戴家弄澡堂工地出土物年代进行了推测。

　　特别类型器皿和其他佐证

　　黄清华展示的标本中，还有戴家弄一带工地出土特别品类器皿，如低温绿彩、孔雀蓝彩、霁蓝釉、蓝地留白等，专家们认为，这些器皿对认定“空白期”瓷器特别重要。

　　其中的低温翠绿釉青花苍龙出海图标本，为戴家弄工地2007年4月出土，黄清华拿它与武汉流芳岭明藩王墓出土的低温绿彩留白双龙纹碗比照，风格完全一致。后者现藏江夏区博物馆。戴家弄工地2007年4月出土的孔雀蓝彩暗刻龙纹标本，与湖北蕲春出土的青花龙凤梅瓶风格一致，前者为黄松荣先生所藏，后者现藏湖北省博物馆。

　　关于霁蓝和蓝地留白类型，武汉市江夏区流芳岭二妃山明楚昭王朱桢孙子朱季口墓，曾出土有梅瓶，此墓下葬时间为明成化七年(1471)，器物由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而南京市2011年考古发掘出土徐达孙子墓(传)，也出土有蓝釉梅瓶。黄清华又列举了武汉市博物馆藏一只梅瓶及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一对梅瓶。以上器物均与2009年景德镇戴家弄澡堂工地出土的器物同类。

　　黄清华说，景德镇斗富弄和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土情况与戴家弄相类似。他举出了黄松荣藏正统青花岁寒三友图大碗，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藏的一件器物、中华北路第一人民医院工地出土的一件器物。有趣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青花群仙贺寿图大罐与这批器物风格类似。专家们指出，随着明三朝“空白期”研究的深入，现有器物的年代也有重新界定和推翻再来的可能。(图片由展览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