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即将开幕新展“杜尚 与/或/在 中国”,呈现马塞尔·杜尚的经典原作和曾深受其启发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此次展览以杜尚的《手提箱里的盒子》(Boîte-en-valise)系列为核心,这一“便携美术馆”里收藏了他自己最重要作品的微型复制版,在北京是首次展出;杜尚的其它复制品和印刷品创作,以及中国艺术家的相关作品将作为参照语境。展览标题取自《手提箱里的盒子》作品本身的副标题——“由马塞尔·杜尚或罗丝·瑟拉薇(Rrose Selavy,杜尚的虚拟女性身份)创作和提供”。此次展览既是迄今为止在中国举办的最全面的一次杜尚作品展,藉此探测和讨论杜尚对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持续影响。
UCCA长廊内,《手提箱里的盒子》占据着“舞台中心”,展厅两侧为杜尚的另外30余件作品,以及包括黄永砯、吴山专、王鲁炎、宋冬+尹秀珍、李杰在内的逾15位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展览由弗朗西斯·瑙曼与唐冠科策划,这两位驻纽约的学者兼策展人对杜尚具有深刻的认识,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有独到的了解。关于艺术家的选择,唐冠科写道,参加展览的艺术家们“明确表现出了对杜尚的兴趣,或是他们的创作与杜尚的艺术宗旨和创作方法基本一致”。杜尚的遗产是如此多样广泛,以至于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呈现他对中国艺术的影响。此次展览试图就20世纪以来由杜尚的作品所提出的,处于现代性与观念艺术的概念核心的某些问题的传播及转译的方式与途径提供新的认识。
展览“杜尚 与/或/在中国”由UCCA与北京法国文化中心(IFC)联合举办,并作为2013中法文化之春的重点项目。本展体现了其核心概念:创造力、 新观念、 交互性和当代性。
《手提箱里的盒子》
杜尚从1935年开始创作《手提箱里的盒子》系列,于1941年完成,总共制有300个,在杜尚余生中,它们以不同的版式面世,1968年杜尚辞世以后,此作品由其遗孀阿蕾柯西娜(Alexina)最终制作完毕。最先制作的20个盒子都装在皮质手提箱内,故此称为《手提箱里的盒子》,由于其中各自装有一件原作,故被视作“豪华版”。在UCCA呈现的版本最显著的特点是盒子由大红色皮革制成,其中装有80件杜尚的各种作品的重制品。若干件从盒子这件作品派生而来的重制品也将在此次展览中以不同形式展出,其中既有镂刻凹版的杜尚的《新娘》(Bride),也包括镂刻模板印刷的《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这幅画曾在1 913年的首届纽约军械库展中激起巨大争议,时至今日恰好是一个世纪。镂刻模板印刷法被用于制作盒子所需的重制品,但为筹集这个项目所需资金,也曾产生过其他以销售为目的的手工上色版。
此次总共将展出31件杜尚的作品,从绘画重制品到印有独特字体与瞩目图像的杂志封面,种类多样。为了充实他的“博物馆”,杜尚在设计文学艺术杂志时经常会要求出版商为他额外加印相关作品。而曾经出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展览中的蚀刻与海报作品使得此次UCCA杜尚作品展臻于完整。
“与/或/在”?
无论就杜尚的艺术所提出的具体观念被艺术家采用和发展而言,还是从一些当代艺术家的实践中有迹可寻的、对杜尚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的应和方面而言,他给予中国的“观念遗产”都清晰可见。
在1980年代,一系列西方二十世纪艺术史译著进入中国开始,诸如吴山专和黄永砯这样的艺术家便受到了杜尚的直接激发。在移居巴黎之前的1980年代中期曾创办过一个杜尚式的团体“厦门达达”的黄永砯,在1987年回想道,“我现在才能真正体会杜象所说那种心境——‘用画笔、调色板、松节油的观念已经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这一转变对个人来说是革命性的和不可逆转的。”
在创作中反刍杜尚观念的另一位艺术家是艾未未。旅居纽约长达十年并大量接触了杜尚作品的艾未未曾说:“任何现代艺术作品,所具有的价值,都是观念性的。在杜尚之后所有的艺术的存在、和其价值都是观念性的,杜尚为现代艺术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
1990年代及2000年代初,包括宋冬和郑国谷在内的中国后一代艺术家继续发扬杜尚的影响。郑国谷的作品是在上个世纪之交将一系列常见的塑料瓶转换成金属物,这既是回应杜尚著名的现成品“瓶架”,其标题《再锈两千年》也体现了他的双关语感。
杜尚的遗产还成为了行为艺术的“酵母”,其中一些作品直接介入他的作品。2000年,艺术家蔡元和奚建军在泰特现代美术馆上演了一场行为,他们向杜尚标志性的现成物《泉》小便,从而还原了此物的日常用途。对吴山专而言,八年前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他曾实施了与此相似的行为。而在2004年的上海,一群艺术家包括徐震、杨振忠和施勇在内策划了《62761232快递展》,参展者创作了尺寸小到可以将整个展览全部塞进一只手提箱并交给快递员运往上海各处展览的作品,这是当代版的《手提箱里的盒子》。
近期,包括赵赵、李杰和塔可在内的更年轻的艺术家们也对杜尚进行了思考,将其影响纳入了更加引人沉思的作品中。在距离杜尚的作品最早以西方艺术史大部头译著的形式引入中国的三十年后的今天,这里的艺术家及知识分子对于他的生活和工作的兴趣依然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