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伯纳德·雷威在玛格基金会美术馆跨界组织了一场“野心勃勃”的艺术展览,闪现着绘画与哲学对撞的火花
李润玉/编译
[ 经由此次展览,伯纳德·雷威不仅嘲笑了艺术史的虔诚面貌,也向哲学中的伪装发起了攻击 ]
法国最著名的哲学家能够拯救法国最负盛名的当代艺术博物馆吗?在以往任何一个时候,这种尝试似乎都无人敢于触碰。而就在今夏,一场令人惊奇的原创展览在玛格基金会美术馆举办,素来以哲学家、作家和旅行家的身份为人所熟知的伯纳德·雷威,首次以展览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玛格基金会美术馆坐落在圣保罗·旺斯那松林覆盖的小山上,由艾蒙·玛格于1964年创立,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现代艺术的圣殿。而近些年来,随着继承者间矛盾的公开化,以及展会魅力的衰弱,昔日辉煌的艺术殿堂正渐渐丢失它独有的神韵。进入21世纪,现代主义已经走入历史,玛格博物馆也在寻找它更富活力的展现方式。
提及伯纳德·雷威,作为知识界名流的他似乎常常因虚荣心而遭受嘲笑,例如那著名的绰号:上帝死了而我的长发正飘逸。但他与艺术世界的紧密联系是不容辩驳的,伯纳德用独有的艺术品位,将当代艺术名作荟萃于玛格博物馆。例如,印度艺术家库普塔那外观狰狞而久负盛名的青铜雕塑便展出其中。在吉亚柯梅蒂那些细腻精致的作品之间,摆放着由查普曼兄弟制作的新版“地狱”模型。2013年新问世的《楼上楼下》也现身于展览之中,在它对面那闪闪发光夺人眼球的,是马克·罗斯科的早期作品。还有格雷森·佩里的陶艺作品,其轻快和抽象的风格特征借鉴自米罗的名作《两位哲学家》。值得注意的是,展会中也不乏中国艺术家的作品,黄永砯那巨大的树脂石窟作品《柏拉图的洞穴》便颇具代表性。
经由此次展览,伯纳德·雷威不仅嘲笑了艺术史的虔诚面貌,也向哲学中的伪装发起了攻击。在他眼中,哲学家的范畴内充斥了他们自鸣得意的精神游戏。1968年法国爆发的那场学生和工人的对抗运动,就因为被政治集团所左右,而成为伯纳德·雷威主要的攻击目标。
此次展会的明星展品是一件名为“La Datcha”的画作,它由五位不起眼的艺术讽刺作家合作完成,接近于苏联的现实主义风格。在1969年的首次展出中,它饱受诟病,随即消失,伯纳德·雷威通过调查,在许多备受嘲笑的作品中发现了它。艺术和哲学的不相容由来已久,源头可以追溯至柏拉图拒绝艺术进入他的理想国,而伯纳德·雷威想要发现的,正是这二者究竟是如何对立的。
伯纳德·雷威断言,绘画从一开始就是一项难以捉摸的艺术形式。皮埃尔在《飞跃》中有一个可爱的描绘:朦胧的蓝色身影跑过金色的地面,这也就暗示着原始的岩洞绘画,以及画像那个传奇性的开端——一个女孩追随着她离开爱人的影子。
宗教以及哲学总是怀疑艺术在表现移动性、说服力、藐视缺席,以及追求不朽内涵方面的能力。而几个世纪以来,根据伯纳德·雷威不拘一格的评判,绘画胜利了。基督教最伟大的故事是通过图像来传达的,卢卡斯·克拉纳赫的《亚当和夏娃》给了哲学家乔治·巴塔耶以灵感。许许多多的画作都展现了跨越时代、地理以及文化的力量。
此次伯纳德·雷威组织的展览中,就连一些古老的作品都展现出超现实和当代性的特征,诸如科姆·图拉的《圣殇》以及布龙齐诺的《受难》。伯纳德·雷威启发我们,如果回到柏拉图时代,我们会不知现实,而只看到岩洞中的火光影像,那又怎能分辨真相和虚幻、事实和表征呢?艺术使得他自身摆脱了19世纪以来的争论,在巴塔耶看来,马奈的油画拒绝了“任何与画作无关的附加价值”,它只针对它自身。
抽象性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绘画渐渐趋向于“完全肯定自身的纯粹存在”。据约瑟夫·科苏斯1969年那宣言式的概念——“哲学之后的艺术”来看,哲学的知识系统已经定格,剩余的空白要靠艺术来填充,哲学离场的地方就是艺术开始之处。
但如果概念艺术是插图式的思考,绘画就只有被击败,去接受哲学的法则。一场交织哲学与艺术的展览需要得出一个强有力的结论,这其中必须包含杜尚的《泉》或《大玻璃(1359,2.00,0.15%)》,达米安·赫斯特的鲨鱼(即《生者对死者无动于衷》),还要有概念性或者历史性的吕克·图伊曼斯的作品,也就是那幅画在巨大白色帆布上用以纪念9·11的画作,现已失踪的《静物》。
尽管玛格基金会美术馆规模较小,以法国艺术的特征为主,没有办法争取到这样的作品,伯纳德·雷威却为之提供了一个终结历史的收场。由丹尼尔·布伦所设计的两扇门,瓦莱里奥·阿达米的《雅克·德里达的肖像》,让·米歇尔·阿尔贝罗拉的青铜马,还有雅克·马丁内斯的《凯旋哲学》等。
在普遍崇信古典艺术的法国南部地区看到这样一场展览,可谓耳目一新。而在《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杰基·伍施拉格看来,这并非尽善尽美。在展厅的最后一个房间中,所有的展品被代之以两幅简单的画作,即马蒂斯的《祝福波德莱尔》和贾科梅蒂的《赫拉克利特》。这两幅属于玛格家族的藏品又将我们带回了玛格的语境之中,也成为这个刺激的展览最矛盾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