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大自在的乾隆帝：超级收藏发烧友

粉彩花纹“斋戒”牌 乾隆时期的粉彩八宝纹双耳鼎炉 乾隆御笔风朝图卷

　　深圳商报记者 聂灿 实习生 魏沛娜/文 韩墨/图

　　“得大自在——乾隆时代的皇家风采”文物展正在深博新馆展出。记者发现，随着近年来“清宫戏”的热播，民间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清宫文化热”，尤其是对于清代的皇室生活，不少市民充满好奇。

　　乾隆在世时全力搜罗天下奇珍异宝，对于乾隆的文物收藏，外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对其收藏态度啧啧称赞，亦有人直指其审美趣味庸俗。为此，本报记者就乾隆的收藏状况和审美趣味等问题，采访了业内人士。

　　皇帝的趣味是时代的反映

　　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认为，皇帝的收藏审美趣味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是紧密相关的。他说：“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会孕育什么样的文化，反过来，文化对收藏环境也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收藏和审美趣味，这是值得肯定的。比如宋代受禅宗理学的影响，其审美风格属于自然朴实一类，就像宋徽宗的‘瘦金体’直劲挺拔，宋瓷淡雅，宋代家具结构很简洁瘦挺，宋代人物塑像也是很秀美，可见这种环境氛围都会影响到其工艺品和收藏鉴赏的审美趣味。”

　　郭学雷认为，“到了金代，女真族进入中原以后，就把金人那种粗犷豪放的审美趣味都带到中原地区，待到民族逐渐融合以后，文化艺术和陶瓷工艺创新的特点在一些器物上也有所表现，像金代流行‘浓红艳绿’的风格，以及‘磁州窑’的‘白地黑花’，还有‘青窑’肆意挥洒的‘红斑’，这些都属于‘金人’的审美趣味，突显了北方的豪放传统。”

　　清代的审美，比如彩瓷和青花瓷，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满族的特点，较之于明代，稍微还是有点差别，郭学雷说，“明代的东西可能还是带有点唐宋的风格，毕竟都属于汉族主导的社会，所以说整个社会环境对书画艺术以及各类器物的制造都有影响。而皇帝的收藏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时代的，但是从具体某个时代来看，有的皇帝稍微‘俗’一点，有的皇帝是稍微‘雅’一点，这种情况也属于个性差异使然，时代共性下可能存在一些个性差异。”在郭学雷看来，乾隆的鉴藏趣味属于“庸俗”一类，但这并不是要“抹杀”他的成就贡献。郭学雷说：“清代的工艺追求繁复，且发挥得淋漓尽致，最终达到一种极致水平，其实艺术性已经在走向没落。比如较之于清式家具追求左雕右刻的复杂，明式家具的简洁反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审美。”

　　“康雍乾”推崇汉文化

　　“在清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对汉文化都是非常推崇的。”深圳收藏家刘东认为，康熙比较喜欢天文、地理和数学，同时喜欢一些西洋仪器，这样的兴趣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是有益处的，故而康熙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很快，科技也相当发达，“至于雍正则是一个比较勤勉的皇帝，在位时间也不长，生活趣味比较少，所以收藏方面并没有多大的建树。到了乾隆时期，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经过康熙、雍正两朝的治理，国力强盛，财政充足，因此比较有时间把玩文物。然而。乾隆并不像康熙一样喜欢西洋玩意，他喜好一些偏文化的东西，诸如字画、瓷器类。”

　　刘东说：“整体上来讲，乾隆比较喜欢浓艳华丽的东西，格调并不是特别高。无论是玉器还是瓷器，一看就知道这是‘乾隆风’。所谓‘乾隆风’就是纹饰非常繁复，非常华丽，表面满是花纹，几乎多到无缝可钻的地步。在收藏界，大家认为这种艳丽嗜好的品位不算是特别高。尤其到后期，乾隆对文物的爱好也达到一种玩物丧志的程度，致使国力渐渐发生很大变化。他喜欢书画，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国事的判断。同时因为这一爱好，身边容易出现较多的昏官佞臣。”

　　郭学雷也认为，康熙时期的工艺品还带有一些明代遗风，其自身的风格在慢慢形成，但还没有达到一种具有时代气息的代表。“康熙朝代处于承上启下的时期，但值得称道的是，那时期‘粉彩’和‘珐琅彩’进入中国，经过自身改造以后，成了中国独特的‘彩瓷’，这是中外文化交流产生的结果。”郭学雷说，“雍正有了自己的追求和想法，他对瓷器作画有要求，往往要求工匠把瓷器上的纹饰尽最大可能画得再雅致一点，以致于构图上很多地方留有空白，这些细节恰恰体现出雍正追求‘雅趣’的特点。”

　　“乾隆处于一个‘集大成’的时代，而他也是一个集大成的皇帝，但是工艺上集大成，美学上不一定达到最高境界。阅读清宫档案可知，乾隆在作画方面不懂得取舍，要求工匠把碗或者瓷器的纹饰画得‘满一些，再满一些’，这是一个恨不得把世间所有东西都搜罗堆积起来的皇帝，所以一些文物反而没了品位。”郭学雷强调，工艺品的制造受皇帝趣味的影响，“客观而言，乾隆作为一个文物‘发烧友’，有时也亲自参与图案设计，对花纹、形状和款式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另外他还会把古代一些画、瓷器或青铜器发给工部，让工部模仿制作，所以乾隆时期有很多仿制品，这也属于乾隆的一个成就。”

　　乾隆的收藏鉴赏力

　　“乾隆在世时收罗天下历代传世珍品，收藏兴趣非常广泛，品位特别庞杂，至今也无法统计出具体数量有多少。应该说他的鉴赏水平中等偏上，不算太差，但也高不到哪里去。”刘东介绍，乾隆的收藏有玉器、陶瓷、雕刻、字画及其他杂项。尤其在书画方面，卷帙浩繁，蔚为壮观，“基本上宋代以后大部分名家书画都被乾隆收藏了，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乾隆对这三件稀世珍品爱不释手，专藏于一室，还命此书房为‘三希堂’，可见他对书画是非常喜欢的。”然而，在酷爱书画收藏过程中，乾隆为人诟病的地方却在于他对藏品常有过于热情的举止——往往喜欢在画上题跋，加盖鉴藏印章，上刻“乾隆御览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之类。

　　“《快雪时晴帖》这幅作品本来不长，乾隆题跋的篇幅却比原文长得多。”郭学雷认为，乾隆对文物的爱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破坏”。他说：“比如他在某些字画上的题跋印章，将其空白处题得满满的，把原有作品的意境和美感都破坏了，要知道北宋‘宣和’时期的钤印数量是按作品档次区分多寡，印章钤盖位置也有规范化定位，而乾隆随意性很强，只要自己觉得好就题跋盖印，这也体现了他在审美观上的不足之处，以及对历史文物的不尊重。”

　　对于乾隆的藏品中的赝品情况，刘东认为乾隆的收藏鉴赏能力“不高，也不算差”。“乾隆第一次拿到的《富春山居图》是赝品，但他没有看出来，以为是黄公望的真迹，就在上面多处题跋，后世将此幅假的《富春山居图》称之为‘子明卷’。多年以后，他终于见到真迹，却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并没有正式宣布哪一幅才是真的，而是悄悄将真迹藏起来，没事就自己拿出来看。”刘东说，“其实我们也不能就因此事说明乾隆的鉴赏能力太差，因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作为皇帝，乾隆每天主要处理国家大事，闲暇之余能抽出一些时间把玩文物，有时还能写出中肯意见，或提出值得关注的问题，或作一些基本鉴别，这样已经很难能可贵了。而且彼时不同今日，现在各地有图书馆和博物馆，文物图片能够比较容易看到，有时还可以与人交流探讨。而那时黄公望的画作本身并没有相关具体的解说，研究资料不是很充实，偶尔看走眼是会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无可厚非，属于正常现象。或者可以说，乾隆比起今天一些鉴宝专家，水平已经高很多了。”

　　喜欢收藏的帝王

　　文物收藏是一个雅致的兴趣爱好，通过收藏，不仅可以观察辨别一个人的审美趣味，还可以从中认识社会发展状况，了解历史文化特点。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雷认为，在历朝历代中，不乏爱好收藏的帝王及其宗亲贵族，其收藏审美趣味在一定程度上是时代的反映，“尤其是‘宋徽宗’、‘明宪宗’和‘清乾隆’，三位皇帝在帝王收藏史上都有其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时他们的审美趣味各有千秋。”

　　●宋徽宗：“不爱江山爱艺术”

　　郭学雷认为，作为一个在书画艺术上天赋极高，造诣极深的皇帝，宋徽宗的艺术审美趣味非常独特，“‘不爱江山爱艺术’，他所创造的‘瘦金体’楷书瘦劲锋利，屈铁断金，给人以仙风道骨、鹤形梅态之印象，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在绘画上，宋徽宗崇尚写实作风与诗意传达结合的细腻工致的典雅风貌，世称‘宣和体’。在他的推动下，宋代的工笔花鸟画、山水画皆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据了解，2005年，宋徽宗画作《桃竹黄莺卷》在北京一次拍卖会上经过多轮竞拍，以6116万元的高价落槌。此价格一举打破了2002年另一画作《写生珍禽图》所创造的2530万元的成交纪录。2012年，宋徽宗的书法《临唐怀素圣母帖》在香港一次春拍会上以1.28亿港元成交，由欧洲的私人收藏家拍得，创下中国书画作品在全球拍卖市场上的最高成交纪录。

　　●明宪宗：因爱成就“成化斗彩”

　　“不爱江山爱美人”，明宪宗成化皇帝终其一生只爱一位年长他17岁的宫女万贵妃。为了讨取爱人欢心，他命景德镇烧造了许多杯、盘、碗、碟、瓶、盖罐等一次性烧成的形制小巧的日常生活用品，因此亦成就了中国瓷器史上的一段美缘。

　　“这些‘成化瓷器’多为杯盘碗盏之类，体型小巧，花样简洁，素有‘成化无大器’之说，更因其瓷胎洁白细腻，润泽晶莹，画纹青花淡雅，历来被历代藏家誉为明代瓷器之冠。”深圳荣峰拍卖行董事长张京表示，“成化斗彩”瓷器不但存世数量极少，而且保存不易，愈显其稀贵。1994年在香港苏富比举办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保存品相完好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了2917万港元，创下当时中国古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成交最高纪录。

　　●清乾隆：超级收藏“发烧友”

　　号称“古稀天子”、“十全老人”的乾隆在世时极力搜藏历代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是一位“收藏家皇帝”。然而，他对书画的收藏态度，尤其是喜欢在书画上随意题跋作诗，胡乱加盖印章，破坏了原来画作美感而历来备受质疑。据了解，在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中，藏品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

　　张京认为，现今海内外各地博物馆所展示的历代书画珍品，不少均是来自乾隆的收藏。诸如北京故宫收藏的“三希堂”中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隋代画家展子虔款的名画《游春图》；台北故宫镇馆三宝：范宽《溪山行旅图》、郭熙《早春图》和李唐《万壑松风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米芾《吴江舟中诗》卷；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宋徽宗《五色鹦鹉图》卷；日本京都有邻博物馆收藏的黄庭坚书李白诗《忆旧游诗》卷、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等，“皆见证了乾隆一生对书画珍品的收藏贡献。”

　　(深圳商报记者 聂灿 实习生 魏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