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馆里的敦煌

女供养人、比丘尼(榆林第 29 窟南壁西侧)。

　　文：韩见

　　通常看展览，都讲求“真迹”、“原作”，但是看敦煌壁画，复原和临摹的反而更清楚。不仅因为开放参观的敦煌石窟只是极少数，而且进去之后两眼一抹黑，知识储备有限的人只能感受一下气氛，看不到什么细节。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长、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段文杰与敦煌的缘分，就始于 1944 年在四川举办的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

　　当年的展览轰动一时，据说购票队伍超过一里长。段文杰当时还是重庆国立艺专的学生，跑了 30 里山路来看展，第一天没有买到门票，只好第二天再去。这一看，把一辈子都看去了敦煌。毕业后，他与三个同窗好友义无反顾地离开繁华的陪都重庆，向心目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进发，那时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刚成立不久，常书鸿是第一任所长。段文杰在敦煌一待十年，十年后才第一次回老家探亲。

　　正在浙江美术馆展出的“煌煌大观——敦煌艺术展”，可以说汇集了几十年来的敦煌研究成果，不仅有张大千于 1941 年临摹的壁画，还包括后人临摹的作品 59 幅，复原洞窟 7 个，彩塑复制品 10 尊，花砖真品 10 件，藏经洞出土经卷真迹 10 件及藏经洞文献资料等。美术馆几乎把所有展厅和公共空间用于此次展览，而且将室内空间也做了相应装饰，观展盛况虽未必及得上 40 年前，人流也是络绎不绝。

　　走过介绍丝绸之路历史的狭长序厅，一尊以 4/5 比例复制的涅卧佛赫然横陈在面前，该佛体量巨大、神情安详，被置于空旷的中心大厅，效果非常震撼，真有“即于是夜，右胁而卧，汩然大寂”的气象。佛像螺髻规整、面部丰满、微含笑意，正所谓“寂灭为乐”。佛像复制自莫高窟第 158 窟，是中唐时所凿著名的涅窟，横长方形的窟内后壁有通长大台，大台上又有形如睡榻的小台。走近细看，涅像的左右侧面各有一尊小佛，分别是过去世迦叶佛和未来世弥勒佛，与主尊共同组成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涅像身后的壁面上，则彩绘有菩萨、罗汉、梵释天人、天龙八部、佛弟子及散花飞天，弥勒佛像周围还有十大弟子举哀图和各国王子举哀图。举哀图总是最生动夸张的，弟子举哀图中，阿难见迦叶来，投地啼哭，迦叶则举臂嚎啕，悲不自胜，不得不由众弟子扶持；各国王子似乎更加悲痛，除嚎啕悲泣外，甚至到了割耳、挖心、剖腹，痛不欲生的程度。各国王子中，除了身穿大袖裙襦的汉族帝王，还有吐蕃、突厥、回鹘各族及南亚、中亚的王子，他们的长相、肤色和服饰各不相同，显示出唐朝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

　　7 个复原窟中，唯一一个不是莫高窟的来自榆林石窟，建于西夏乾佑 24 年(1193 年)，除了窟顶壁画为元代补绘，其余皆为西夏甘州画师高崇德(小名那征)所作。这一窟的特别之处在于前壁门两侧绘有供养人像，从中能略微了解西夏贵族的面貌特征和衣冠发式。比如左侧跟着西夏国师(西夏最高佛教僧职)的三个男供养人，头戴云缕冠，身穿圆领窄袖袍，腰束护髀革带，脚蹬乌靴，是西夏武官的服饰。跟在第二身后面的儿童，头发呈环状，头顶没有头发，体现了西夏人秃发的习俗。而右侧跟在比丘尼身后的女供养人也与汉族女性有明显区别，她们头戴四冠，脚踏圆口尖钩鞋，虽丰腴但又挺拔健美。

　　在壁画临本中，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经变画。比如出自莫高窟第 254 窟(北魏)的萨王子本生故事“舍身饲虎”。很久以前大国摩诃罗檀囊国王有三个儿子，一次国王全家和群臣一同出游，三个太子在山洞里发现一只生完幼崽后饿得奄奄一息的老虎，母虎盯住依偎在身边的小老虎，露出凶残的样子。三太子萨为了救它们，支走了两个哥哥，让母老虎把自己吃了。情节说起来简单，但要一个不熟悉佛教故事的人，在布局紧凑且褪了色的壁画上辨认出所有人物，组织起情节，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幅“舍身饲虎”图又更特别，情节从画面正中开始，转向右上，再往下横向塔基，是横向的“8”字发展，这种结构在敦煌众多壁画中十分罕见。

　　据说此次敦煌展是浙江美术馆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每天都迎来数千观众。然而这一宝藏数量如此之大，信息量如此丰富，真配得上“煌煌大观”四个字，作为一个对佛教及其艺术所知不多的一般观众，说实话仔细看完一两个展厅就已经累得看不下去了。不光是体力被消耗得差不多，更重要的是心理上被这庞大的、此生无法穷尽的成就所击溃，观展也从充满求知欲地吸收学习，变成走马观花匆匆了结。但是想到这么难得的展览，展期不过三个月，一口吃不成胖子，我还是打算多去几次，每次少看一点，反正现在的美术馆已和 70 年前不同，都不用买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