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美术馆把莫高窟搬到西湖

把莫高窟搬到西湖边

　　文/陈小扁 图/由浙江美术馆提供

　　王道士的藏经洞、张大千的敦煌画学、常书鸿的敦煌研究所，将敦煌呈现在中国人面前。

　　日均5000人次参观，2014年年初，杭州最热门的景点是“莫高窟”。

　　从公元4—14世纪，古人花了1000多年才开凿出南北长1680米的石窟群；从1944—2014年，敦煌研究所花了70年才把中古时代的旺角再现于世人面前。

　　浙江美术馆举办“煌煌大观”敦煌大展，展出的是敦煌研究所70年的研究成果，把莫高窟搬到了西湖边。敦煌石窟原本在很远的地方，将其“移动”、再现，倾注了常书鸿、段文杰等敦煌研究者的毕生心血。

　　敦煌的故事要从1900年5月26日说起，这一天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编第16窟的积沙时，偶然发现一个尘封千年，有近5万件文物的藏经洞。这个洞窟使许多人一头扎进敦煌，罗振玉、王国维、张大千、常书鸿……学者为之疯狂，艺术家不能自拔。其中，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是敦煌研究所首任所长，他的女儿常沙娜也继承父亲衣钵，一生临摹敦煌壁画。

　　余下的文物被贪官抢夺，不知所终，目前仅有8697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时间倒退至王道士走进藏经洞前的8年。王道士本来是湖北人，家贫，为衣食计，逃生四方，后来受戒为道士。1900年，他将近不惑之年时来到莫高窟。当时这座神圣的宝窟无人管护，受到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破坏，一片残破。王道士省吃俭用，四处奔波筹集钱财修葺洞窟。

　　据记载，王道士仅清理藏经洞第16窟的淤沙就花费了近两年时间。他的墓志铭上描述了他初见藏经洞的经过：“沙出壁裂一孔，仿佛有光，破壁，则有小洞，豁然开朗，内藏唐经万卷，古物多名，见者多为奇观，闻者传为神物。”他口中的古物，涉及古代中国公元4—14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5万余件，是研究中古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1907年，英藉匈牙利人、中亚考古探险家斯坦因抵达敦煌，他知道王道士喜欢谈佛论道，便通过宗教交流来赢得他的信任。“王道士很敬奉玄奘，我便用有限的中国话向他述说自己也很崇奉玄奘，还说自己循着玄奘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来到这里的历程……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斯坦因曾在公开出版物上透露他们打交道的经过。

　　之后，斯坦因先后两次以很低的价格向王道士购买藏经洞的出土经卷、文书24箱，佛画、织绣品、敦煌写本等，总数约两万件(现分藏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等地)。王道士则拿着这些钱修葺洞窟。

　　斯坦因之后，更多外国人觊觎敦煌，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这批文化遗产。1908年3月，伯希和率法国中亚探险队到莫高窟，对洞窟编号、抄录题记并拍摄大量壁画照片。他精通汉语， 同样以廉价骗购的方式，运走了约一万余件佛画、文献精品(现分藏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一年后，伯希和带部分敦煌写本到北京展示，中国学者才知道藏经洞的事。他们极力督促清政府查封石室，将藏经洞余下的文物押送到北京。没想到，运京途中遭到盗窃；到京后又遭官吏窃夺。

　　有人认为，如果不是王道士“出卖”，文物就不至于流落海外；也有人认为，他卖出文物是为了筹集经费，一片好心。这些文物在各国博物馆都得到了妥善保存，余下的文物被贪官抢夺，不知所终，目前仅有8697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常书鸿放弃法国优越生活，回国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王道士打开敦煌大门之后的40多年，敦煌就像一个巨大的旋涡，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人的到来。上虞人罗振玉，是中国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海宁人王国维，最早对敦煌俗文学作品进行研究；浙大教授姜亮夫，撰写了第一部系统介绍敦煌文献及艺术的著作；杭州人常书鸿放弃法国优越生活，回国担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这批有识之士呼吁保护并致力于敦煌学的研究，形成了一门新兴学科——敦煌学。

　　常书鸿早年留学法国里昂与巴黎，出于法兰西学院美术院院士、巴黎美术学院新古典主义画家保罗·阿尔伯特·劳朗斯门下。1935年，他在法国学习油画期间，无意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上看到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为敦煌艺术的高度成就感到惊异。他在回忆文章《铁马叮咚》中写道，当时“倾倒于西洋文化，而且曾非常有自豪感地以蒙巴那斯的画家自居……现在面对祖国的如此悠久的文化历史，真是惭愧之极”。

　　在常书鸿眼里，敦煌艺术，不仅反映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和隋唐盛世的佛教美术以及当时的社会生活，还记录了中国历代的装饰图案、色彩运用和工艺技术。但是，敦煌藏经洞重现于世的40余年间，由于地域偏远加之没有专人细心看护与整理，使得大量敦煌文书、彩色绢画、彩塑造像等稀世文物流失于英、法、德、俄、日、美等国。

　　1936年，常书鸿从法国回到北平，在国立北平专科学校教书。“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随学校一路南迁，辗转几个地方后，和妻子陈芝秀、女儿常沙娜安家在重庆。上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成立国立敦煌研究所，在好友梁思成的举荐下，常书鸿担任了筹委会副主任，在当年冬天先去兰州“招兵买马”，于次年2月奔赴敦煌。

　　初到敦煌时，石窟的惨象令常书鸿感到辛酸：许多洞窟已被曾住在里面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成漆黑一片，一些珍贵壁画被华尔纳用胶布粘走，个别彩塑也被偷去；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王道士随意打穿，以便在窟间穿行；许多洞窟的前室都已坍塌；几乎全部栈道都已毁损，大多数洞窟无法登临。

　　常书鸿与第一批成员只有十来人，张民权、董希文、张琳英、潘絜兹、李浴、乌密风、周绍淼等，常书鸿任所长，下设考古、总务两个组。很快地，来了第二批成员郭世清、范文藻、段文杰、霍熙亮、李承仙、欧阳琳等，他们完成了清理洞窟积沙、修筑保护围墙、测绘记录石窟全景(内景)、编排区位号码等工作。

　　“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一去就是一辈子。”

　　有人来了敦煌，忍受不住恶劣环境一走了之，有人一待就是几十年甚至一辈子。比如常书鸿之后的第二任敦煌研究所所长段文杰(1917—2011)，他受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展览的启发，才来到这里。

　　张大千是第一个到敦煌临摹壁画的中国画家，敦煌成就了他。1941年春，张大千携家人弟子在人迹罕至的戈壁沙域工作，临摹了276幅壁画。他从敦煌艺术宝库中汲取营养，形成独具特色的画风。

　　张大千同时对石窟的结构、彩塑与壁画的内容、多少、大小做了文字说明和年代考证，对中国绘画艺术渊源进行分析和论证，创立了“敦煌画学”。1944年，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在四川展览。一时轰动山城，观者如潮。

　　段文杰当时还是一名重庆国立艺专的学生，他跑了30里山路来看。“看到张大千先生的临摹作品后，我着了魔。一去就是一辈子。”段文杰说。1945年国立艺专毕业后，段文杰和三个同窗好友离开重庆，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进发，这一去跟家人离别长达十年。

　　敦煌研究所的工作陆续展开之后，常书鸿回到重庆，把妻女也接过来。常沙娜回忆道：“1943年的秋天，我们开着卡车离开重庆，向兰州前进。母亲抱着两岁的弟弟嘉陵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我就待在卡车后面，上方有个毡布的篷子。我没有觉得苦，只是好玩，沿途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色。母亲不习惯一路的颠簸和越走越寒凉的天气，父亲不断安抚着母亲的情绪。”

　　常沙娜还提到，母亲笃信天主教，为了安抚她的情绪，常书鸿带她到教堂做祷告，又花心思让她改变之前在法国的生活方式，比如不再描眉化妆，把高跟鞋换成毡靴，原先款式时髦的旗袍也改换成朴素的棉袍。常沙娜还记得那时生活很艰苦，吃饭的筷子是河滩上折的红柳枝制成的，配一碗厚面片、一碗颗粒很大的盐，还有一碗醋，原因是“那里的水碱很大，倒在玻璃杯里都能留下一层白垢，每顿饭都要喝醋来中和”。

　　1945年，常书鸿的妻子离开了他和两个孩子。所幸的是，1931年出生的常沙娜乖巧听话，她中断学业回到中寺照料年幼的弟弟常嘉陵，同时协助父亲临摹壁画。

　　如今80多岁的常沙娜清楚记得她在敦煌临摹壁画的情形：“太阳每天挂在天空有17个小时。那时的石窟都没有安装铝合金的保护门，壁画前也没有玻璃屏障，借助烈日在石壁上的反光，不用电灯也能看清壁画和塑像。白天我们会在洞窟里，尽量多地用笔在开本上勾勒出图案的线条，旁边标注出颜色，晚上在屋子里上色，在大多数的图案旁都完整绘制了身着此图案衣着的人像或神像。”

　　1948年，常沙娜离开敦煌去美国留学。这一年，常书鸿筹备“敦煌艺术展览”，常书鸿的好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来了。常沙娜记得，林徽因当时已经身患肺结核，但他们看了很久，“林徽因看到那些历代壁画的摹本很是兴奋”。

　　1954年文化部专款为研究所购置了一台发电机，使得美术组在夜晚也可以工作。1959年，经过常书鸿带领工作人员的整理和保护，莫高窟呈现出新的面貌：张大千的编号有不便之处，重新按照“之”字形来编排洞窟；统计出莫高窟共有塑像2415尊；把王道士之前为了洞窟之间穿行方便而打通的甬道陆续封死。

　　1994年，常书鸿去世，他的骨灰就埋在黄土飞扬的莫高窟，他是敦煌的守护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