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汉志回望中国当代艺术史

“戴汉志： 5000个名字”宣传海报

　　■本报记者 王俊宁

　　在荷兰人戴汉志离开这个世界12年后，戴汉志这个名字又在中国的艺术圈里掀起了一层波澜。让戴汉志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是今年5月23日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的展览“戴汉志：5000个名字”。

　　展览标题“戴汉志：5000个名字”来自戴汉志生前未能完成的开创性项目——一部收录了5000个生于1880年至1980年之间的中国艺术家名字和介绍的词典。艺术史学家，同时也是展览策展人之一的玛丽安娜·布劳沃认为，“因为这5000个名字，中国艺术家、中国当代艺术应该记住戴汉志这个名字，只不过他要被遗忘了。”

　　未曾料想的中国情

　　戴汉志，1946年出生于荷兰，1962年进入阿纳姆艺术学院，之后戴汉志又学习过工业设计。在那时，戴汉志艺术家的身份在荷兰并没有被充分认可。一次偶然的机会，戴汉志接触到一本20世纪早期传教士论述中国明代家具的书，一下子就着了迷。1986年，年近40岁的戴汉志怀揣着满腔热情来到中国，正式在南京大学注册学习汉语及写作。

　　“在中国，他痴迷于中国当代艺术家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组织展览和艺术交流是他最感兴趣的事情。”从1994年春开始担任戴汉志助手的张离回忆到，“当时以汉语为专业的戴汉志，却碰到了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重要标志的‘八五新潮’。南京城里活跃的艺术氛围让他再次回归了艺术本行，学习之余，戴汉志热情地拜访南京、杭州等地的艺术家，并与他们写信、交流、讨论……”

　　1987年至1989年期间，戴汉志游历了中国各地，今天人们耳熟能详的当代艺术家张培力、丁乙、颜磊、唐宋、吴山专等，就是在那时与戴汉志成为了终生朋友。

　　未完成的艺术词典

　　1993年，戴汉志来到北京。为了与当时的艺术家打成一片，戴汉志拒绝住在当时外国人都会居住的友谊宾馆或外交公寓。他选择了与许多艺术家一样，像北漂似的不停地租房、搬家。因为只持有访问签证，他必须每隔一段时间就到香港或其他地方办理签证，再回到北京继续生活、工作。

　　虽然有困难，戴汉志并未忘记他最喜欢的艺术交流。“1993年1月，戴汉志在柏林做了‘中国前卫艺术展’，这是最早的大展之一，由此西方公众开始认识中国前卫艺术，展览还曾经在欧洲进行巡回展出。这个展览与栗宪庭策划、张颂仁参与组织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几乎同时开幕。”张离告诉记者，“那次展览是在欧洲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此后，欧洲和国际上很多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展览，都会找到戴汉志帮忙，他成了联系中国当代艺术与欧洲的重要纽带之一。”

　　从1993年直到2002年在北京离世，戴汉志策划展览、组织活动共60余次。他是活跃于上世纪90年代的一代中国艺术家的精神引路人。但长期以来，并没有人对他的工作进行过实际的历史研究，关于他在中国当代艺术史里扮演的角色，也没有任何“正式的”论述。

　　也正因为如此，很长时间以来，包括玛丽安娜·布劳沃、施岸迪、傅郎克在内的很多人都一直想“为戴汉志做点儿什么”。由于戴汉志精通荷兰语、德语、英语、中文四种语言，光是翻译他留下的多语种资料就花费了很长时间。所幸展览最终还是得以进行。

　　展览中最让人期待的，便是戴汉志为之倾注一生心血的艺术词典。这部词典收录了几乎所有出生在1880年至1980年之间的中国艺术家的名字和介绍，每个艺术家参与的展览、发表的文章、出版的画册等，都被整理成了详细的索引目录，转化为PDF格式之后的词典，足足有5000多页。

　　“我们在戴汉志的信件中偶尔会看到‘5000个名字’的提法，但一直没有找到这本词典，也无法证实。直到去年，词典才被玛丽安娜从戴汉志家人提供的两个光盘里发现。”张离说，“从他留下的序言可以发现，戴汉志从1986年就开始了这项繁杂的工作，去世之前他其实已经在准备出版，但很遗憾没有来得及，如果不是这次展览，很可能这部词典就被永远遗落了。”

　　目前，玛丽安娜和他的团队正在筹建一个基金会，旨在维护戴汉志的遗产，初衷之一即在于研究这部词典并列入出版计划。

　　未被忘却的纪念

　　“戴汉志：5000个名字”基于大量的访谈和文献等研究资料，遵循时间顺序将戴汉志一生中的各个标志性阶段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同时展出一系列曾与戴汉志密切合作或在其研究范畴内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

　　“在中国艺术体系尚未成型的年代，戴汉志几乎同时扮演了导师、策展人、经纪人和学者的多重角色。”玛丽安娜·布劳沃认为，“他教会艺术家如何在艺术界中经营自己的职业生涯：从策展和参展到包装作品、填写款项合同，再到向本土和国际藏家展示。尤为重要的是，他是最早将这些艺术家置于其大环境中去量度的人之一，以中国艺术史的延续和国际当代艺术实践这两条线索建立坐标轴。”

　　新阿姆斯特丹艺术咨询公司(NAAC)是戴汉志定居北京之后创立的公司，这就是“艺术文件仓库”的前身，公司的成立让戴汉志在北京立足，也让他的工作有了依托。“在之前例如他在柏林策划的展览，都是以个人或者学者的身份在推广中国当代艺术；而依托在一个机构之下，做事可能会避免一些随意性，也会有更正式的名义。”张离说道。

　　“挺艰苦的，一切都是白手起家。”回忆当时的情境，张离告诉记者，“戴汉志的工作方法极为严谨和细致。他对当代艺术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全景似的扫描。通过在数据库中组建不同类别的分类方式，如按照艺术家的性别、年龄、出生地、媒介、内容倾向等，可以进行多种方式的组合分类查询。这个数据库对应和关联着编目清晰的画册、杂志、资料夹、图片、手稿、信件、笔记等等，具体到存放的位置和页码，通过查询可以迅速地找到某一位艺术家或者某一范畴的丰富全面的信息。戴汉志非常认真地对待这种资料工作，他常说，‘一个数据库就是一个天堂’。”

　　至今，虽然展览5000个名字里也没有戴汉志。但他留下的历史文献和艺术作品是我们进入这位关键人物的入口。重新开启关于戴汉志丰富贡献的探讨，是我们回望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环境和那些被遗忘的片段的路径。

　　《中国科学报》 (2014-07-25 第20版 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