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当代艺术由三个世界叠加而成

　　陆琦：1925年5月，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行。蔡元培等人从巴黎专程赶来参加开幕典礼。蔡元培认为林风眠展出的大幅油画《摸索》最富于哲理，非常欣赏。蔡、林从此成为忘年交。 　　何红舟：1937年抗战爆发，林风眠带着师生向内地转移。师生们颠沛流离，在兵荒马乱中边赶路，边教学，还搞抗日宣传活动。从诸暨、贵溪、长沙再到沅陵，才安顿下来。此时杭州艺专与北平艺专合并，成为国立艺专。 　　雕塑 龙翔等。1923年2月，林风眠结束了巴黎美术学院的学业。应留学德国的同乡熊君锐的邀请，林风眠与林文铮、李金发同赴德国旅行学习。这三位同乡、同学后来回国分别任国立艺术院首任院长、教务长、雕塑系主任。

　　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回望大师，不仅是致敬历史与纪念先贤，更是从他们身上寻找思考当下现实问题的坐标，寻找再度前行的力量。

　　2015年4月9日，“世纪风眠——林风眠生平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时值中国美术学院建校87周年纪念日，这座中国第一所高等美术学校选择在这样一个有意义的日子举行展览以纪念自己的首任院长，追溯自己的学术之源。更多的人关心的则是，在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林风眠？又应该如何重新认识林风眠？林风眠所提出的中西调和论，对于中国美术的20世纪、当下以及未来发展，有何种现实意义？

　　一号展厅正中是一张由许江、孙景刚、邬大勇所作的长8米、高1.2米的巨幅油画：《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蔡元培、林风眠等十八位20世纪教育界、美术界先驱在画面之中或坐或立，仿佛穿过时空凝视着今人。说起林风眠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术的影响，最明显的当然是他受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委托，筹办并创立了中国第一座也是最重要的高等美术院校。而人们往往忽略的是，他不但参与创办了中国现代教育系统，同时也参与创办了最早的现代展示系统。

　　高士明告诉我，最早的全国美展，中国最早的博览会，以及中国艺术家早期参加世界博览会如巴黎万国博览会等事件，实际上都是与林风眠有关的。“他们这一代人有着充分的现代美术制度的经验，这一点他们与他们的前辈文人画家们是很不同的，跟同代的其他画家也很不一样，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制度经验比他们更复杂——在今天我们谈起艺术的时候，其实是有三个艺术世界的。”

　　在高士明看来，这三个“当下艺术实践”中的第一个是中国书画，“好像保持在文人的世界里面，它现在慢慢成为一种文化姿态。”第二个世界，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由全国美协、美展、画院等等构成的体系，“我本人认为这个世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士明说，最近三十年，国际艺术界都在讨论社会参与、社会性互动等重要概念，但很大程度上，最重要最彻底的实践就是当年我们的群众艺术馆。第三个艺术世界，是所谓的当代艺术，由双年展、798等等构成。这里任何一个世界，都是历史性建构，都有它的历史脉络。

　　于是在我们讨论中国的当代时，必须认知到中国的当代是由以上三个世界叠加而成的，而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单一构成。“这不是说我们要把今天的艺术一分为三，它们之间是互相穿越的。恰恰是那些最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是这三个世界之间的穿越者。那些最优秀的艺术家，比如说王广义，穿越在第二和第三个世界之间，邱志杰就穿越在第一和第三个世界之间，谷文达也是这样。非常多的当代艺术家都是穿越者，我们的院长许江教授，三个世界他都在，最优秀的艺术家往往是三个世界之间的穿越者，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中国当代的历史性建构是复杂的，是漫长的20世纪不同的历史力量交错形成的。这些都是我们迎接林风眠先生来到当代的一些前提。我们要用今天语境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去回应或者说向林先生致敬。身处艺术史的下游，我们和身处上游的那一代艺术家之间的对话关系其实是彼此在后果、效应、想象、应答之中反复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今天对林先生的致敬，其实是应该带有今天的问题意识。”

　　专访

　　信息时报：今年是85美术新潮三十周年，我们知道林风眠先生是最早将现代派美术观念带进中国的代表性艺术家，而85新潮的星星之火能够最初在中国美术学院燃起，其中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高士明：当我们在梳理这八十多年来发生在中国美院的事件与思潮时，发现无论是油画还是国画，无论是社会的担当——历史画的传统、为时代造像的传统，还是先锋的思考——开头都是林风眠，他的批判艺术运动，为艺术战，表现主义和救赎精神，都在这条脉络中有所表现。先锋艺术脉络里一个重要的篇章就是八五新潮，80年代初全国流行伤痕美术，浙美却没有跟风。黄永砯那一届的毕业创作只有一个人画伤痕美术，是被大家鄙视的。他们完全不同，对语言本体有所反思和自觉，大量的超级写实、零度绘画，个人面貌非常强烈。当时为了那次毕业答辩，《美术》杂志专门派了一个团队来采访，做了个专题，叫《发生在浙江美院的一场辩论》，很快形成全国性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张培力、耿建翌、宋陵等人的“85新空间展”，黄永砯的“厦门达达”，王广义的“北方理性”……新潮美术的星星之火迅速在全国点燃。这种与当时全国其他美术院校不同的传承、不同的氛围、不同的精神资源，真的是跟林风眠他们创办这所学校时倡导的中西调和的方法是有关系的。

　　信息时报：广东的读者可能会对林风眠“调和中西”那四句话的艺术主张与岭南画派几乎产生于同一年代的“融汇中西”之间的区别感到好奇，您可以简单辨析一下吗？

　　高士明：林风眠先生提出的四句话之间有递进关系，他提出“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是互相承接和递进的，最终的目的是“创造时代艺术”。整理和调和其实是方法。而对高剑父先生及其同事们来说，“调和”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美学诉求。这是根本的差异。当然，我是很景仰高剑父、高奇峰两位先生的，他们除了是艺术家之外更是伟大的革命者，和我们学校的黄宾虹先生一起，在上海创办了《真相画报》。从林风眠那一代人开始，艺术家就不是单纯的匠人，而是思想家、哲学家、社会运动家。那一批人，无论今天我们把他们说成是国学大师，还是调和派，还是西画传播者，实际上当时都有一种风骨，也就是志士的气质，这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