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兰性德手札与夏衍旧藏珍邮展钩沉

1989年4月25日，夏衍致信方行 1989年8月14日，夏衍致信方行

　　清明过后，看到“方寸钩沉”夏衍旧藏珍邮展即将在上海博物馆举办，不久后同是夏衍捐赠的纳兰性德手札也在上海博物馆历代书法馆首次展出(《东方早报·艺术评论》4月8日推出了夏衍藏邮专稿)。

　　夏衍捐赠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并与我父亲方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二十多年来文物一直珍藏在上海博物馆，如今首次亮相时两位老人都已不在人世，与捐赠有关的故事也已鲜为人知。

　　父亲与夏衍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不仅有在上海文化战线上革命工作与职务上的交集而且友情甚笃。1955年夏衍离沪去北京工作，尽管后来又都经历了“文革”大难，但只要环境松动他们之间的探视与通信立即恢复如往。1988年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刚刚恢复，父亲复出任顾问。那是20世纪快要谢幕的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是十年浩劫后非常珍贵的几年，那时劫后余生的世纪老人虽已垂暮，但是尚能以他们的良知主事，身受牢狱之灾后尚能迈开双腿秉公受托。1989年4月夏衍写信给我父亲，有心要将自己多年来收拢珍藏的一批文化珍品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他觉得由我父亲主管的上海文博工作，这些珍品能在上海得到悉心保管和发挥作用。几经通信联系，于1989年9月与1992年3月间我父亲两次从北京夏衍家中把他捐赠的一大批珍贵文物带回上海博物馆，这些文物有纳兰性德手札和清代大龙小龙邮票等几十件。

　　二十多年前在北京家中亲历捐赠过程的夏衍的孙女沈芸对我说，她爷爷捐赠给上博的文物都是要交给方行，都不是交给专家，而是方行亲赴北京来接手卷的。她还记得我父亲临离开北京前在昆仑饭店请夏衍家人吃了一顿上海菜，还特地请了赵朴初和李一氓夫妇作陪，为此还特地给赵朴老准备了全素宴。开席前赵李二老先鉴赏手札。当时沈芸与她的姑姑沈宁在场。沈芸说对历史一定要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所以寄希望于我这里能有当年的旧信。当我告诉她我找到了1989年4月至9月间她爷爷写给我父亲的信，内容包括夏衍提出要把纳兰性德手札捐赠给上海博物馆，以及确定我父亲赴京大概时间等来龙去脉，沈芸非常高兴。

　　两次捐赠带回上海博物馆的后续故事我找到了1996年3月21日的上海《解放日报》第九版“朝花”上刊文《回忆夏公》(作者陈诏)。在此将有关段落原文摘录如下：

　　1989年9月23日，我突然接到夏公好友、原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方行先生的电话，嘱我下午三时去上海博物馆参加重要会议。当我按时到达方老办公室时，只见王元化、柯灵、顾廷龙、谢稚柳、唐云等十余位文学艺术界的学者专家已先我到达，知道夏公把珍藏的纳兰性德书翰手卷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夏公是杭州人，但他曾在上海长期工作，对上海有深厚感情，加上方老是他的至交，所以这手卷是方老亲赴北京，由夏公面交的。

　　纳兰性德是清初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的长子，以词闻名，卓然大家，但他的墨迹却绝少传世，所以此手卷珍贵非同一般。当方老把手卷徐徐打开时，只见书翰字迹娟秀而有风致，书卷气喷薄欲出，可与《纳兰词》交相辉映，在座学者专家无不啧啧赞叹。……1992年2月13日下午，方老又电召我去上海博物馆，到后才知道夏公又有邮票珍品捐赠给“上博”。我对集邮是十足的外行，只见两厚册邮票簿很考究，花花绿绿的邮票很多。一册是外国邮票，据说价值不太高，另一册是中国邮票，有清代的、民国时期的、解放区的、新中国的，特别是清代红印花小肆分四方连、红印花大壹圆六方连、大龙光齿四方连全套和小龙毛齿四方连等邮票都是稀世珍宝，曾在1983年全国集邮展览时获得荣誉奖牌。

　　夏衍与我父亲之间有关捐赠珍稀文物的通信真迹在此面世，是珍邮展和纳兰性德行书手札这些国家之宝首次公开展出的重要补充，而借此机会向公众讲出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也是作为知情者的责任。我期待后来者睹物思人勿忘曾经为今日繁荣开创坦途的前辈。

　　作者：方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