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翔
1月22日至3月3日,东京国立博物馆将与日本放送协会(NHK)、每日新闻社共同举办“书圣王羲之”特别展,其中一件被日本媒体称为“世纪新发现”的王羲之唐代精摹本将首次公开展出,而这件摹本的出现也成为了近日业界最为关注的新闻之一。
双钩填墨“下真迹一等”
在中国书法史上,就影响力而言,绝对无人能与王羲之比肩。这位被后世尊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几千年来一直是帝王将相和文人墨客心慕手追的对象。正是“最爱”他的唐太宗以“一字千金”遍搜天下之后又以其作品陪葬,使得后世再无得见其真迹的机会。目前,世界各大博物馆所藏的王羲之作品其实都是高古(唐宋为主)精摹本,但即便是高古摹本,存世的数量也只不过十几件。
此次露面的王羲之摹本是日本私人收藏品,去年秋天由中国书法史专家、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品管理课长富田淳对其进行了鉴定,因起首有“大报”二字,此帖也被称为《大报帖》。这件摹本是采用双钩填墨方式临摹的,写在长25.7厘米、宽10.1厘米的纸上,共3行24字。据了解,我国古时候书法的复制法主要有四种,即响搨、临写、拓本(石刻)及刻本(木刻),其中以响搨最接近原作。所谓响搨,也称双钩廓填或双钩填墨,始于唐朝,主要是宫廷用作为一些重要的藏品保存副本,也有记载皇帝会命人制作一些珍贵藏品的副本赏赐给大臣。双钩填墨非常耗时耗工,不仅技术要求很高,失败率也很高,所以非一般百姓能够进行,只在皇宫中才有。其方法主要是将原作向光放置,如贴在窗户上,然后用很薄的油纸(不透墨,防止污损原作)覆盖在原作上将其摹搨下来,然后再以油纸作为中介,转搨到普通的纸上。
虽然是一种摹本,但是在双钩填墨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其中非常细小的笔触,有的比头发丝还要细。正因为是这样一点点描出来的,所以书法中的很多飞白和藕断丝连,双钩填墨都可以表现出来。它并不是许多人想象的仿制品、赝品,而完全是古人的一种再创作,所以自古双钩填墨就有“下真迹一等”的赞誉。
传世摹本受关注
王羲之作品在古代就已经价值连城,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历代帝王的推崇也有很大关系。据统计,现存的王羲之唐摹本不到20帖,且多为馆藏,《快雪时晴帖》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丧乱帖》等藏于日本,《姨母帖》、《初月帖》(合装于《万岁通天帖》中)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寒切帖》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行穰帖》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附属美术馆。
至于在市场上流通的王羲之摹本,特别是双钩填墨摹本则是少之又少。由于王羲之的高古精良摹本十分珍贵,所以常常会被切割,这样可以售出更高价格。在中国嘉德2010秋季拍卖会“秋光万华——清代宫廷艺术集粹”专场中,王羲之草书《平安帖》以3.08亿元成交。该贴最早见于宋代的《宣和书谱》,最早图像记载则是在宋代潘师旦摹刻的名帖《绛帖》上,当时还是9行,但是到明代文征明手中就已经变为现在的4行41个字了,应该是原帖被一分为二了,而现在的是前半部分。时晴帖”(可以与时晴帖相媲美)。
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最受关注的拍品莫过于长年在日本流传的唐摹王羲之书法《妹至帖》。《妹至帖》长25.3厘米、宽5.3厘米,共17字,为唐代摹本,1973年发现于日本某名家流传下来的手鉴中。2006年,《妹至帖》与《丧乱帖》、《孔侍中帖》一起先后在中国上海博物馆及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
摹本鉴定并非易事
即使是摹本,要想鉴定出真伪也并非易事,一个收藏界常说的例子,就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王羲之《上虞帖》。最初,专家认为该件作品为赝品,将其打入冷宫。但古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在将其与唐宋的多件作品进行比较并做了大量细致的考证之后,肯定了《上虞帖》的艺术价值。随后,通过同位素钴60照射,显出“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两个印章,就基本上确定了《上虞帖》是唐代摹本的说法。后来,经过上海博物馆裱画师的努力,这两个印章又清晰再现出来了。
这次日本新发现的《大报帖》,拥有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的古代书法鉴定大家古笔了仲写有“小野道风朝臣”的鉴定书。位于东京台东区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也对其进行了鉴定。从运笔和书写内容来看,该作品为7世纪至8世纪唐代宫廷书法作品的一部分。同时,其使用的画有竖线的纵帘纸,这与王羲之《丧乱帖》和光明皇后的《乐毅论》是一致的,也是当时最珍贵的纸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