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海外艺术品经销商的日记

两个海外艺术品经销商的日记

　　在世界上许多城市和时区里不断扩张的艺博会已经在我观看艺术的方式中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以至于我对所处位置的感知——这星期我是在布鲁塞尔还是在科隆？——变得有点混乱，尽管我承认比起伦敦那些分布广泛的画廊和拍卖行我还是更喜欢艺博会。

　　Frieze艺博会在5月10日如期亮相兰德尔岛。我此次前往展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要去见一个潜在的客户——他此前购买过一件当代艺术品，而近期打算开办一间博物馆。可就在我起飞前，他打电话来取消了我们的预约——欢迎来到我的世界，一个你必须服从于这种肆无忌惮和反复无常的地方。以下是我为这四天的旅程写下的日记。

　　DAY 1：5月8日 星期三

　　与参加巴塞尔的展会的情况不同，我的航班上并没有我可以与之攀谈、闲聊的成群的艺术圈人士，这有点令人失望。在飞行的某个时刻我突然在窗外见到了闪光，听到了隆隆声；我惊得大叫，但飞机上其他的乘客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当对死亡的恐惧平息下来之后，我开始好奇这一不详的“命运噪音”究竟预示着什么——后来被证实那不过是雷声和闪电。

　　在我抵达入住酒店的门口时，我发现了纽约一名声名狼藉的律师——几年前我和他有过一次戏剧性的冲突。尽管我和他共同拥有三幅画，但我们这几年来一直没有说过话。这么说吧，由于艺术界里的“拒绝作证”准则，很少会有人谈及关于艺术交易的内部运作——除了那些在拉里·高古轩最新的诉讼中呈现的口供之外。

　　我立刻镇定地安排了一次对一位半私人经销商的仓促拜访，他近日刚成为独立的拍卖行专家。尽管我并不热衷于拍卖行本身，但毕竟他们的员工掌握着一系列主要的内部信息。我正在策划一场将于今年10月在苏富比[微博]伦敦的新销售空间里进行的展览，而与其他专业人士的对话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别的意识对于信息的挖掘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当我到达那人的门外时，我又偶遇了另一位来自伦敦的经销商。我想到了艺术家罗斯玛丽·特洛柯尔(Rosemarie Trockel)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当时她正因为我在一场展览中提供和售出的某些画作感到有些生气。她说：“这个世界很小，而艺术界更是小到极致。”尽管艺术界自90年代早期以来就开始呈指数级地迅猛发展，但罗斯玛丽·特洛柯尔(Rosemarie Trockel)的话却仍然这么真实。

　　接着我去参观了许多画廊——Blain DiDonna画廊正在举办一场作品几乎不用于出售的保罗·德尔沃(Paul Delvaux)的展览。画廊里穿着制服的保安与在画布上作画的人一样多。比超现实主义更不真实是在一间又一间的画廊里出现的新趋势。

　　杰夫·昆斯(Jeff Koons)是无所不在的，而与他相关的作品也是一样——包括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此次在Frieze纽约艺博会中展出的作品。David Zwirner画廊的门外排起了长队，这些人都等着去看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新展览。一旦他们被允许进入，一大批准摄影师们就聚集在尺寸最大的作品前，用手机来体验艺术已经是这个时代屡见不鲜的情况了。展出作品看起来像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里的石膏像的缩小版，而每个雕像的手中或是身上都平衡地放置着一个足球大小、反射出蓝光的球体。据悉，在开幕当天就已经有一些作品以200万到600万美元不等的价格售出了。

　　接下来我去新美术馆参观了那场关于1993年的展览。这让我想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没有资源。这场大型展览与过去那种DIY的心态的区别在于相当一部分的年轻艺术家现在已然是位于头等舱了——他们还有非常棒的拍卖记录。而与我那时的展览相似，大部分的艺术都糟糕透了。

　　晚上我与Alexander and Bonin画廊的Ted Bonin一起吃了晚饭，他是艺术家Paul Thek的作品的代理人。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以便在伦敦佩斯画廊为Paul Thek举办一场作品展。尽管我已经有途径接触这位艺术家足够多的作品，但毕竟人际关系的维护是艺术界里的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

　　注：Kenny Schachter是一位在伦敦工作的撰稿人、策展人兼经销商，目前他在伦敦佩斯画廊、苏富比S2及Fred Mann画廊策划展览。另外，他还是一系列关于建筑师Zaha Hadid与Vito Acconci的书籍的作者。以上是Kenny Schachter在第二届Frieze纽约艺博会期间撰写的日记。

　　DAY 2：5月9日 星期四

　　在Frieze纽约艺博会——或是其它任何一场艺博会——开幕日当天，不同的人在什么时段被允许进入展会实际上就是高校政治里的一次排他性质的练习：被允许在上午11点时进入展会的都是人们能够意识到的VIP，而之后的时段则留给了那些不那么重要的人。我计划首先与Rachel Corbett——也就是《Artspace》的新任编辑见面，然后再赶到展会现场。

　　我之前为Frieze的所有者写过一些坦率的文章，比如我认为他们表现得像是在治愈癌症而不是经营一场销售会一样。在那篇文章发表之后，我曾和他们一起参加过一场慈善午宴；午宴上我们肩并肩地坐着，但是整个过程没有说一句话。(我想我这场展会的通行证大概是来自我碰巧参加过的另一场艺术慈善活动。)

　　尽管展会是在兰德尔岛上举行——这似乎标榜着地点并不总是那么重要——但总的来说人们对来到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还是感到很愉快的。通风、明亮的帐篷下呈现出来的场景让人联想到某种混合了赌场、科学论派研讨会与速配约会的东西。现场弥漫着一种异常的社群感——尽管其中的99.9%都是富有的白人——这证实了艺术界在过去10年的时间里比在之前的100年中扩张得还要快。

　　展会入口处“站着”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80英尺高的作品“Balloon Dog”——他似乎每十年就会取笑一次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作品。而这件作品的缩小版还可以在帐篷内见到：它们共有40件，每件的颜色都不相同，每件的定价都为2.5万美元，而且很快就被售光了。

　　在一场艺博会的过道里的艰难穿行为发现视觉乐趣提供了机会，不过我的问题在于当我辗转于展位之间时，我似乎失去了所有的判断力，不加选择地爱上每一件我看到的作品。也许我应该开一间康复中心来取代画廊，而且位置要选在巴塞尔某个艺术基地的附近。

　　午餐我选择了一间定价过高而又特别拥挤的餐馆，和我同坐一张桌子的是一批很有意思的艺术圈人士：各种赞助人、撰稿人，甚至还有一位声称自己是艺术家的可爱的小老太太。事实上她是Palm Beach画廊的所有者兼经销商，纽约某著名律师的前妻，某个同样著名的电影导演的母亲。我想也许我应该在咖啡厅里度过余下的时间，因为这里上演的事件对收集收藏家与收集艺术品关注得同样多。

　　兰德尔岛的麻烦之一在于你需要想好一个离开的策略，因为除了坐渡船好像没有其它的办法。而你肯定也不会想陷入我所陷入的困境：拖着疼痛的双脚和陌生人闲聊，抱着他们可能会顺便载你一程的希望。

　　注：Kenny Schachter是一位在伦敦工作的撰稿人、策展人兼经销商，目前他在伦敦佩斯画廊、苏富比S2及Fred Mann画廊策划展览。另外，他还是一系列关于建筑师Zaha Hadid与Vito Acconci的书籍的作者。以上是Kenny Schachter在第二届Frieze纽约艺博会期间撰写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