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苏 坚
足球是一项体育运动,或者叫做一门体育专业,但它有时也更宽泛地被称为“足球文化”,另有“足球艺术”之称。一扯上文化、艺术,值得说的地方就多了:国家或民间、历史或现实、传统或现代、民族或个人、土著或外来……制度、道德、情感、性格,等等。所以,每一届世界杯,都是举办国经历的一次全方位“露真容运动”。有的国家举办期间但知“掩饰公关”,掩盖不同声音,美化自我,但在到访的客人眼里,未必如是。运动员既然是来踢球的就必会带上自己的双脚,客人到访这个国家自然会带上“自己的眼睛”。
身为球迷,恰好又以艺术为业,我确实一直喜欢巴西足球——“艺术足球”的代表。抛去输赢的利益、荣誉等考量,赛球实际就是“玩”,自由发挥、依性尽兴就是所有“玩”的本质及值得欣赏之处。这也正是跟“艺术”共通的地方,一如狂欢节的激情、桑巴舞的率性、内马尔的炫技、土著们的随意。
检阅巴西世界杯的新闻、舆论,果真也有诸多跟艺术有关的信息。比如,本届世界杯受到巴西国民的广泛反对,在抗议浪潮中,“涂鸦艺术”非常出位,社会作用见效甚巨,成为代言民众、批判现实、监督权力的重要载体。据国内外媒体报道,巴西世界杯开赛,“巴西街头涂鸦狂热与愤怒并存,出现在里约市和圣保罗市高楼或墙壁上的丰富街头艺术,在展现世界杯惊人魅力的同时,也表达出民众的不满”,涂鸦艺术家保罗·伊藤那幅借本届世界杯在网上被转发近6万次的著名涂鸦,画里那位餐盘前以“足球”为食料的饥饿儿童绝望哭泣的脸,很容易让人想起解海龙那张《我要读书》上有着“渴望大眼睛”的脸。
“涂鸦艺术”是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街头文化”中以“绘制方式”体现之一种,因其创作主体多为边缘青年,天然带着反主流霸权、反权力压抑、反体制权威的“基因”,成为抗议、反对、监督的常用“文化手段”。狭义艺术历史里,它贡献了哈斯·哈林、让·米歇尔·巴斯奎特等代表艺术家,丰富了艺术历史的面貌。我认为,从艺术传承看,如果将“涂鸦艺术”暂且可视为一种更方便、小型的“壁画”,民族认同运动中著名的“美洲壁画三杰”就是巴西涂鸦青年们的师承,何塞·克莱蒙特·奥罗斯科、迭戈·里维拉和大卫·阿尔法罗·希克罗斯三位大师所认为的社会责任对一位艺术家的重要性、要让建筑物成为艺术家向大众发表意见的舞台的观点,也会是涂鸦艺术家们普遍认同的。
从文化的角度,艺术和足球,都可视为观察国家、社会开放和现代程度的窗口,其民众素质也与此关联紧密。现在巴西街头艺术家的涂鸦,一般不会收到来自政府的警告,相反,被保留跟世界杯共同亮相,艺术家的行动和民众的抗议,还促成了一些改变——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答应了抵抗者们的部分请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西政府还是一个宽容的政府”。这一点,从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因民众抗议压力“低调”出席开幕式、不在开幕式发表讲话、直播不给画面的妥协可见一斑。
给这样的“政治态度”以依托的,巴西绝不仅此“涂鸦方式”。比如,巴西于1950年代初就承袭威尼斯双年展的组织模式创立“圣保罗双年展”,成为国际上推介现、当代艺术的主要展会之一,为双年展设计展馆的巴西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数年后再设计的新都巴西利亚建筑群,同样成为为数仅有的以现代建筑为表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就像巴西利亚那组闻名建筑的“ H ”字母造型的人文含义和“开合半碗”造型的民主/集中、开放/收合象征,巴西能在经历不算太长的军人威权统治时期之后快速民主化转型,成为拉美民主国家的经典案例,证明艺术、足球跟某种政治的关联不是偶然的。
在巴西,除了总统、政府,世界杯开幕式因为“艺术表现”也广受观众无穷吐槽,如果接着巴西队不能完美地在本土捧杯,全民都是教练的巴西也不会平湖无声。尽管如此,足球抑或艺术,都只不过是民众“玩”的权利之一种,尽可自由表达、尽情发挥,一个自信的社会不应该惧怕批评、监督:巴西,您仍然会出品贝利、罗纳尔多、内马尔们,巴西,您仍然那么可爱、热情、充满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