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瑾
从资金来源上看,美国博物馆主要依靠政府资助、社会各种公益性基金会捐助、门票收入、会费(个人、公司及博物馆之友等各种协会)、捐赠(社会机构和个人)、基金投资收益,以及商店、特展和其他经营活动的收益来维持运转。其中筹资是博物馆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因为这是一个建立包括个人、企业、基金会、各级政府在内的多层次网络的长期系统工程。博物馆一般设有专门筹资部门,称“发展部”,该部门针对不同的赞助者制定出不同的筹资策略。
博物馆面临的筹资危机
近年来,由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博物馆面临着筹资方面的极大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口变化对筹资基础带来的影响。在过去40年中,美国的慈善捐助一直保持稳定态势,其中很大原因在于婴儿潮一代(1946年初至1964年底出生的人,人数大约有7800万)的支持与贡献。根据美国博物馆联盟(AAM)的调查数据,婴儿潮一代如今控制着全国70%的可支配收入。多年来他们一直是个人捐助和董事会领导力的主心骨。但我们尚不清楚婴儿潮一代的子女们是否准备复制父辈们的慈善足迹,因为随着财富越来越集中和税法的改变,更年轻一代发展出新的慈善优先领域,他们似乎更愿意将资金投进社会事业,而非艺术领域。博物馆,像其他非盈利组织一样,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就会面临生存危机。
二是慈善捐献观念的变化。新老交替所产生的代际之间变化对博物馆产生着持续影响。在当今美国社会,关于不同类型慈善给予价值的争论甚嚣尘上,很多人认为捐助社会事业和医疗事业比捐助艺术机构更有价值。有人认为捐献一笔钱防治沙眼的价值至少是捐献给博物馆的10倍多。20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对教育、环境和国际援助的兴趣要大于艺术。由于人口变化,现在能写支票的富裕的年轻捐献者数量越来越少。收入分配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中产阶级规模在缩减,财富和慈善能力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
三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导致捐助者的不稳定。近年来,工作、职业和财富越来越多地集中于城市地区,使得小地区的机构步履蹒跚。例如,沃克尔艺术中心曾有一个特别好的年轻捐助人,工作于明尼苏达矿业公司,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博物馆工作。但几年后,他接受乐百氏的工作,搬到纽约去了。这种现象在混合社区尤为明显,有很多变化。人们很难再在一个地方呆上20年了。
争取新一代捐献者是一种有效措施
为了应对代际变化,博物馆竞相追寻更年轻的捐献者和委托人。包括古根海姆在内的很多博物馆,把这类活动看做是其公共项目计划的中心部分。
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年度“年轻收藏家晚会”和年轻捐献者晚宴,吸引年轻的、神采奕奕的、多金的纽约人,这些人将来可能成为博物馆董事。有的博物馆通过让年轻一代参与博物馆活动,例如定期发送馆务新闻、有事征求他们的意见、让他们对博物馆事务产生参与感,有了难处,博物馆便请他们帮忙,最终邀请他们加入董事会。
美国博物馆的董事会成员不仅需由特别提名委员会推荐,还必须为博物馆提供相当数额的捐助。随着代际变化,董事会的构成与功能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首先是年轻化趋势。在过去7年中,明尼阿波利斯的沃克尔艺术中心75%的董事会席位出现变化。50岁到60岁的董事已经升至高级领导地位,40岁左右的年轻一代也已经加入董事会。
其次是文化权力屋的构建。为了吸引年轻捐献者和董事,很多大都市的艺术博物馆利用优势资源的影响力积攒人气。纽约现代艺术馆在培养年轻捐赠者并将其中的佼佼者变成本馆或分馆董事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该馆1990年成立了向40岁以下人士开放的会员团体“少年协会”。最近的活动是为50多名年轻赞助人举办的小规模专场参观。在这群人中间,28岁的大卫·斯奈德(David Snider)加入董事会后将10位朋友也带入了该组织,他认为学习型体验能引起共鸣。
三是董事会领导力建设。为了维持博物馆正常运转,一些博物馆特别注重董事会的领导作用。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资深董事会成员、盖璞(Gap)服饰最新的联合创始人多纳德·费舍尔(Donald Fisher)很早就建议,不再提名50岁以上的人进董事会。后来该馆定期为潜在的年轻董事会成员举办晚宴,将他们介绍给资深董事们。该馆董事室的新面孔有雅虎首席执行官玛丽莎·梅耶尔(Marissa Mayer)和著名企业家大卫·莫林(Dave Morin)。波士顿当代艺术研究所新董事会半数为50岁以下的人,其中就有阿卡米科技公司(Akami Technologies )的联合创始人乔纳森·赛里格(Jonathan Seelig)、安卓系统联合创始人里奇·米耐尔(Rich Miner)、美国之塔手机公司执行官哈尔·海斯(Hal Hess)。
四是鼓励董事会新老成员交流切磋。为了避免任何疏离感,很多博物馆鼓励新董事加入委员会,作为一种与其他董事会成员工作的方式,学习一些技巧。富国银行(Wells Fargo)前首席执行官理查德·柯瓦希维奇(Richard Kovacevich)是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财政委员会主席,他让年轻的董事从前任那里获得精神辅导,学习如何思考、行动、与员工互动。
发挥新一代捐助者承上启下作用
目前,新一代捐献者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为了展示费舍尔家族藏品,旧金山博物馆关闭现有建筑,开始一项巨大的扩建工程。当提议递交到董事会征询过渡期如何安排时,董事会决定参与一系列将藏品带到社区的公共项目,而不是租一个地方作为临时的家。年轻的设计师伊夫斯·贝哈尔(Yves Béhar)当时也在董事会,他开始参与这个过程,帮助博物馆在硅谷的洛斯-阿尔托思市发展出一个项目,在那里博物馆现在有10个展览在展出,盘活博物馆资源。
当博物馆看到其资助结构逐渐改变时,所有这些变化都到了危急关头。一些博物馆不再依靠一小撮主要捐献者的年度捐献,很多正尝试培育一种“奥巴马筹资模式”(即小额捐赠人捐款)——来自数量巨大的更广大人群。
也许,最终博物馆还得接受,正进入权力位置的下一代人在资助博物馆方面可能不如婴儿潮一代慷慨。但是,35岁左右的人不会捐助,当他们50岁以后可能会这样做。争取新一代博物馆捐助人,需要耐心和乐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