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讨埃及流失的文物

　　摘自《流失国宝争夺战》，【美】莎朗·韦克斯曼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拉美西斯二世坐像、奈芙蒂蒂胸像、埃尔金大理石雕、美索不达米亚的精美珠宝……它们原来属于谁，现在又在哪里？围绕这些流失文物的争端从未停 息，显然，这些争端也仍将持续下去，因为背后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而本书作者莎朗·韦克斯曼正是抓住了这些在世界各地都极富争议的问题，以记者的老练笔法成功地剖析了上述热点。

　　以租借的名义追讨文物

　　哈瓦斯是当代最令人惊讶的埃及人之一。他口齿伶俐，接受西方教育(他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了一个博士学位)，并且懂得如何对付媒体。这在他的研究领域里和 成长的文化氛围中是极为少见的；同时，他也总能够给敌人甚至盟友制造麻烦。他是埃及政府中的一口“人型加农炮”。埃及文化部中从来没有人能预料到哈瓦斯将 会说出什么话来。但他靠着自己一个人就唤醒了埃及人对本国法老文化的兴趣，甚至将这种对古埃及文化的狂热散布到了国外。哈瓦斯成功地促使国会通过了一项法 案，让图坦卡门王的宝藏在二十六年后终于又一次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巡回展览。与此同时，与多个展出城市的协商为埃及带来了数千万美元的进账。在此之 前，这种事从来没有发生过。

　　扎希·哈瓦斯所做的一切都是源自他与生俱来的自我激励能力与寻找新闻切入点的敏锐直觉，这能帮助他成为世界性的封面人物。哈瓦斯敏锐地察觉到，西方人对古 埃及法老的浪漫情愫是源于他们根本不了解古董这个行业以及埃及极为复杂的历史，特别是在探索频道的节目探索到这些文明的奥秘之前。

　　无论是不是一个善于作秀的人，哈瓦斯都将埃及送到了世界文化意识觉醒的前沿，让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因为腐败、贫穷和激进分子而受人瞩目。这样做也给他带来了 众多敌人，包括那些声称哈瓦斯将别人的成就都据为己有的人，抱怨他不公平地否决了挖掘许可的人，以及将他称为“美国人的工具”的人。在此之后，哈瓦斯找到 了另一种方法来加快他宣传埃及的进程—要求收回那些流失在外的国宝。这个项目在之后的日子里一直激励着他，而潜在地将埃及看作是一个文化大国的情绪也让他 的尊严得到了满足。2007年4月，哈瓦斯开始用强力的手段来寻回五件从埃及流失的重要文物：大英博物馆的罗塞塔石碑、柏林埃及博物馆的奈芙蒂蒂胸像、卢 浮宫的丹德拉星座石板、德国希尔德斯海姆的赫米乌努雕像，以及波士顿博物馆中的安卡哈夫王子胸像。每一件文物都在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环境下被带离埃及。罗 塞塔石碑的流失可以追溯到1799年拿破仑的入侵，而当法国在战争中输给了英国之后，它又被送往了英国。奈芙蒂蒂胸像则是在1920年被德国考古学家博尔 夏特带回了德国。赫米乌努雕像是在1912年被探险家赫尔曼·容克发现的，被德国收藏家威尔汉·普利兹乌斯合法地购得。安卡哈夫王子胸像由考古学家乔治· 赖斯纳在吉萨金字塔附近的棺木中发现；　乔治为哈佛大学和波士顿博物馆工作，最终波士顿博物馆分得了这座雕像。而卢浮宫的丹德拉星座石板则是欧洲强国在 19世纪时从一座大神殿的穹顶上取下来的。

　　这些迥然不同的历史并没有难倒哈瓦斯。他认为，在这五件文物的流失过程中不存在任何国际协议，也不能因为它们是合法的交易而受到保护。它们是埃及文化遗产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应当被归还给埃及。哈瓦斯写信给这五家博物馆，希望能够在埃及国家大博物馆建成后的三个月内租借这五件文物。埃及国家大博物馆耗 资三亿五千万美金，并将在2012年竣工。哈瓦斯期待那些博物馆能够拒绝他的请求，这样他就能在国际上严厉地斥责他们，但遗憾的是那些博物馆并没有愚蠢到 吃下这个诱饵。

　　哈瓦斯作为嘉宾为大英博物馆的庆祝晚宴致词时，大胆地提出了归还罗塞塔石碑的要求。他是这样说的：伟大的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托梦给他，要求他将罗塞塔石碑 带回埃及。而在2006年穆巴拉克会见德国总统霍斯特·科勒的新闻发布会上，哈瓦斯突然提出了归还奈芙蒂蒂胸像的要求。

　　同样的，哈瓦斯威胁欧洲和美洲的国家，如果他们不听从他的要求，那么他将发布挖掘禁令，同时终止埃及与这些国家的博物馆的合作关系。

　　在这个时期，博物馆开始变得异常保守。博物馆认为哈瓦斯租借文物的请求只是一个噱头，这点他们猜对了。这一切都只是哈瓦斯为了永久取回那些文物的策略而已，这一点他们也猜对了。

　　指出西方世界掠夺文物所犯下的罪

　　许多埃及学家站在哈瓦斯这一边，但他们认为，哈瓦斯的惩罚措施是自我毁灭式的。难道他真的希望暂停法国与埃及的学术交流与资金援助？难道他不需要紧紧抓住 自己所能抓到的每一分钱吗？对此哈瓦斯表现得相当不耐烦，他在接起电话前只用了几分钟来关注这些意见。“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他充满自信地说道，“我 让埃及对探索者和学者开放，并让他们著书立说。我将我们最好的艺术品送到他们的博物馆中展出，而现在他们对我说不，这是不公平的。”

　　无论如何，哈瓦斯不能对过度挖掘的行为熟视无睹：“这对我们不好。保存我们的文物才是好的选择，我们必须管理好自己的文物。挖掘行为帮不上我们的忙。唯一 能帮得上的是保存好我们现在拥有的那些古董。埃及并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探索者。他们最好远离我们的土地。克里斯蒂安·齐格勒(卢浮宫的馆长)在塞加拉发现了 一些木乃伊，并将它们藏在枯井里。我觉得那些木乃伊还是呆在地下比较好些。这种发掘行为与其说是埃及的荣耀，不如说是齐格勒自己的荣耀。”

　　贝茨·布莱恩是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考古学家，也是哈瓦斯的朋友，她认为“哈瓦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以及这么做的理由。这是最根本的核心”。她说： “哈瓦斯知道，提升现代埃及的形象必须借由控制本国的艺术品来达到。”对她来说，哈瓦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方世界在过去所犯下的罪。埃及忍受着西方世界入 侵所带来的伤痛，那些人在十九世纪侵略了这个国家，任意地拿走里面的物品，就好像埃及是他们的后花园。“如果我处在哈瓦斯这个位置，我也会做一样的事 情”，她说：“这是一个极为有效的策略。他让人们知道十九世纪的民族冲突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那导致了西方巨型博物馆的出现。当你旅行到丹德拉神庙， 你会看见那里少了一块巨大的天花板。而在赛特神庙，一整面墙都消失了。我的意思是，那很奇怪，甚至是很反常的。欧洲列强在侵略战争中拿走的都是最巨大最显 眼的东西，所以你很难不注意到它们。而哈瓦斯让民众意识到这种缺失的古怪。我很赞同这样一个观点：当你让别人觉得羞愧了，他们才会停止那些错误的行为。”

　　还有另一个因素让哈瓦斯不断做那些吸引公众眼球的事。他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一直是一个让人欲哭无泪的考古学家，这一点意外让他十分开心。从这方面来讲，他无 法抗拒让埃及像意大利一样，可以在国内起诉国外的组织，并得以取回那些被非法运出埃及的文物。他不在意埃及法制不够透明；也不在乎埃及的法律体系不够健 全；更不去理会国际特赦组织关于诉讼问题的报告。因为对哈瓦斯来说，效仿意大利实在是太棒了。爱德·约翰逊是一个洛杉矶的律师，并且是一个业余的考古学 家，他为了在新埃及法律中添加进这样的诉讼程序而努力(在旧的法案中，起诉不在埃及的人是不被允许的)。对他来说，埃及无法完全保护自己本国的文物与埃及 希望起诉国外的收藏者之间是不矛盾的。“如果我能更安全地保护某些东西，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就有权力从你手中偷走那些东西呢？”他不耐烦地说道：“我对那些 不在我手里的东西不放心。”约翰逊渴望在这件事上取得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