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艺术政策：不遗余力使其融入生活

正在建设中的新加坡国立美术馆，预计2015年正式对外开放。

　　朱洁树 

　　新加坡政府对于艺术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新加坡建国以来，艺术始终被作为国家、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对于视觉艺术的关注则是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渐展开，新加坡政府对于艺术的资助逐渐深入以后，艺术也变得更有活力，艺术团体数量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不少艺术家和艺术团体逐渐从半职业转为职业。

　　新加坡政府对于艺术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建立于1991年的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National Arts Council，NAC)旨在“培养文化艺术使其成为新加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00年展开的“文艺复兴城市计划”(RCP)更强调通过打造城市的“文化创新氛围”，吸引富裕和具创意的专业人士。

　　在政府推动支持下，新加坡的视觉艺术在过去20年中获得了迅猛发展。艺术市场开花结果，新加坡当地的艺术展览和艺术组织增加了2倍。特别是最近几年，涌现出多个艺术平台性盛事，例如“艺术登陆新加坡”(Art Stage Singapore)、买得起艺博会(Affordable Art Fair)，以及新加坡双年展，还有新加坡自由港(提供艺术品仓储服务)。

　　博物馆景观也更为丰富多彩，创立于1996年的新加坡美术馆(Singapore Art Museum)重新定位为展现当代艺术的舞台，即将于2015年开馆的新加坡国立美术馆(National Art Gallery Singapore)则将专注于19世纪以来的新加坡艺术和东南亚艺术。

　　近些年，新加坡依然在不懈地开发当地艺术景观。2012年，吉尔曼兵营(Gillman Barracks)开始运营。吉尔曼兵营原本是殖民地时代的兵营，而今，在新加坡经济发展局(Singapor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EDB)、JTC公司和NAC的运作下，它成为当代艺术的园区。园区内，在一群国际性画廊之间，进驻其中的新加坡当代艺术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Art，CCA)由EDB支持，是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学的研究机构，其涉足面包括展览、研究和国际艺术家的驻留项目(这也是新加坡首个国际孵化项目)。

　　新加坡自1965年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之后，作为一个小小的城市国家，以高效的商业理性政策立足于世界。新加坡也着力将自己打造为国际艺术市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平台。相对于商业的发展和基础性建设的进行，一些媒体认为，新加坡国内的艺术教育和研究仍显欠缺。另一方面，政府针对艺术的审查也常常成为争议性话题。

　　不遗余力支持艺术

　　新加坡建国以来，艺术始终被作为国家、社区发展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起先，政府希望通过文化、艺术塑造起国家身份形象。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新加坡政府首选在草根组织中扶植不同民族的表演团体，在国家庆典时可以代表国家形象亮相。对于视觉艺术的关注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才逐渐展开。

　　1991年，新加坡文化基金会、社区发展文化部、艺术节秘书处、国家剧院信托合并为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NAC)。目前的NAC下设表演艺术、视觉艺术、 文学艺术、艺术和社区、艺术和青年、艺术教育等不同部门。NAC旨在“培养艺术使其成为新加坡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根据NAC最新的年报(2012/2013)显示，2012年，政府对于文化艺术的资助金额达到6180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3.05亿元)，其中3000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1.48亿元)通过赠款、奖学金、驻留项目、培训项目、艺术房屋计划等方式直接对艺术家进行支持，其他资金被用于国家艺术机构的运营、艺术倡导和艺术教育等。在3000万新加坡元中，40%被用于扶植文艺组织发展和创作， 20%被用于项目赞助，17%以奖学金、驻留项目赞助等方式为艺术家发展提供支持，还有23%作为艺术家的房屋补贴。据统计，NAC总共提供了1039项奖励(包括组织资助、项目资助、房屋支持和奖学金)，这其中对项目提供的款项资助达到了69%，对于视觉艺术项目的资助达到25%。从资金数量上来说，视觉艺术获得的资助达到510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513万元)。

　　为艺术家的创作、展示、演出提供场地，政府早在1985年就启动了“艺术房屋计划”(Arts Housing Scheme)，将空置的公共建筑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租给艺术团体。而今，NAC贴补其租赁费用，团体只需要支付公用事业费和维护费用。

　　加入这个计划的空间大多是战前的老建筑，例如废弃的仓库，旧的临街店铺。这些空间为艺术团体提供了重要支持，艺术也带给这些地区以重新发展的希望和活力。通过规划，目前新加坡已经形成了滑铁卢街、唐人街、小印度三个艺术带，共有60多个艺术团体和个人，包括摄影、书法、雕塑等多个视觉艺术团体，也包括不少表演艺术团体。

　　为了给艺术社区提供更好支持，为艺术家提供可以多元合作的创作环境，增进艺术家和社区交流，2010年起，NAC在新开发的古德曼艺术中心(Goodman Arts Centre)引入了新的“艺术空间框架”。该框架将逐渐取代实施了近30年的“艺术房屋计划”。

　　“艺术登陆新加坡”艺博会创立于2011年，受到新加坡旅游局、经济发展局等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从2013年开始，NAC在艺博会期间组织“新加坡舞台”(Singapore platform)，为新加坡艺术家、策展人提供展示、交流的机会。作为“艺术登陆新加坡”的平行项目，“新加坡舞台”在古德曼艺术中心举办，届时，艺术家工作室会在周末向公众开放，古德曼艺术中心曾资助过参与驻留项目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也会相聚进行演讲和对话。

　　政府始终积极鼓励企业和个人对于艺术进行赞助。艺术赞助人奖(Patron of the Arts，POA)诞生于1983年，奖励那些在过去一年中以金钱或实物支持艺术创作和发展的团体和个人。2012财年，265个团体及88位个人共为艺术捐赠了3530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1.74亿元)财物，其中2530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1.24亿元)为资金，1000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4919万元)为等值物品。这个数字比2011年增长了13%。而参与捐赠的个人团体总数也从2011年的278位增长到本次的353位。NAC同时积极寻求与企业的合作，在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中增添艺术的部分。

　　艺术景观的发展有目共睹。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媒体认为，新加坡政府的艺术政策偏向于商业考量，忽视学术体系发展。

　　对此，政府也有意识进行推进。2009年创设的艺术创作基金完全致力于资助创意过程，标志着决策者们认识到投资过程的重要性，不再单纯地针对国际市场大规模炮制商品化的形象。此外，位于吉尔曼军营艺术区的当代艺术中心(CCA)意在打造一个推广当代艺术研究、教育与学术讨论的中心，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与此同时，始于2006年新加坡双年展的600万新加坡元(约合3000万元人民币)也大多依靠政府资助。

　　通过NAC的调研发现，政府对于艺术的资助逐渐深入以后，艺术也变得更有活力，艺术团体数量大量增加，与此同时，不少艺术家和艺术团体逐渐从半职业的转为职业的。自此，对于专业性的要求也增加了。

　　“拥有死刑的迪士尼”

　　小说家威廉·吉布森曾在1993年文章中称新加坡为“拥有死刑的迪士尼”。

　　政府对于艺术大力支持使得创作和商业景观都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场面，与此同时，新加坡是发达国家之中对于表达自由审查最严厉的国家，对于艺术的审查也经常引发争议。

　　今年上半年，新加坡舆论又激起了关于艺术审查的热烈讨论。事情始于5月12日，新加坡媒体发展管理局(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MDA)公示了即将起效的《公共娱乐和集会法案》(Public Entertainment and Meeting Act)。当局认为这条法案的颁布将是对公众的“赋权”，但法案中伴随的无数的惩罚性措施和警告让艺术家担心。

　　在该法案下，艺术从业者需对于MDA的“内容评估”标准了若指掌，以确保遵守权威的分类准则。

　　问题是，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认同政府颁布的指导方针，也不是全都认同其分类标准。其分类包括“不适合年轻观众”，或者R18，即仅限于18岁及以上人士。最严格的分类是“不允许评级”，实际上等同于禁令。

　　艺术家认为这迫使他们站在官方角度去看待问题。没有得到合适分类的艺术作品将会招致5000新加坡元罚款，甚至有可能被吊销执照。

　　《海峡时报》艺术记者Corrie Tan认为：尽管人们相信其良好本意，但这一法案落入了审查的固定思维，即由当局者仲裁何谓“公共利益”，不信任艺术家的责任感，同样不信任观众的判断力。

　　关于艺术的审查，最著名的案例发生在1994年。艺术家Josef Ng 在当时的5th Passage画廊表演了行为艺术作品“Brother Cane”，对12名男同性恋者的权利受到侵犯进行“细腻而美丽的抗议”。在当时的新加坡，某些同性恋行为被视为刑事犯罪，可能会受到鞭刑。艺术家和画廊双双受到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接下来的10年里，NAC等艺术机构不再对行为艺术提供资金支持，任何行为艺术展出前需缴纳一笔令人却步的高额现金保证金。5th Passage被列入黑名单。随后的时光里，在经过了媒体发展管理局、艺术家和学术团体之间多年的沟通与交流后，新加坡政府考虑到艺术实践中特殊的情景，终于为艺术表演定下了一个稍有差别的许可证。不过艺术场域之外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依然是高悬在艺术家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艺术家可以探索任何主题，”iPreciation画廊经理Helina Chan表示，“但如果他们希望在公开场合展示，那就是另一回事情了。”

　　随着新加坡面向国际的艺术舞台一一建起，有关的审查案例也经常引发国际媒体关注。

　　关于新加坡对于艺术的审查，前新加坡美术馆馆长、策展人郭建超介绍说，“一般宗教、种族问题属于敏感区。政治、同性恋等课题则较多争议。”

　　今年的5月30日，就在MDA法案公示大半个月之后，45个艺术团体联合署名对MDA的法案表达强烈反对。意见书表明：“艺术家和艺术实践者……也是公民、父母、宗教团体成员，生活在‘核心地带’，我们付税，和其他人一样。将艺术家利益和社区利益分列开来，这是一种误导。”

　　艺术家重申，他们并未不负责任地进行创作。表演和展现当然必须遵循法律规范，那些违反法律、煽动叛乱、煽动不同群体之间矛盾的，必须追究责任。但是，艺术家的作用是建立新途径，处理新想法。其中一些可能与现实制度不符，但艺术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平台，在想象的领域，富有争议的问题也可以被讨论和应对。

　　艺术不应该总是安慰性的，让人愉快的。《卫报》戏剧评论员Lyn Gardner在近日一篇专栏中写道：“我喜欢在剧院里被逗乐，但是我不希望艺术家的好意害死了我。我同样希望被挑衅，有机会以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如果这意味着有时候我会感到无聊，我会受到冒犯，甚至被残忍对待，但我不会为此抱怨。伟大的作品很少是简单而善意的。”

　　“艺术之镜忠于生活，它并不总是展现美，同样可能展现出人性的丑陋，或是缺乏美德。”《海峡时报》艺术记者Corrie Tan评论说，“但好的艺术作品会在任何怪异、奇妙的状态下质问人类状况，展现在观众面前，让世人洞察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