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与杜尚以及悄然转变的艺术风向

英国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约翰·纳什创作于1918年的作品《夜》。 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 杜尚作品《下楼梯的裸女》 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作品《季节》 罗伯特·劳生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作品《资产》 德国艺术家沃尔特·特里尔（Walter Trier）1914年创作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欧洲地图

　　姜岑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百年，世界各地的相关活动络绎不绝。“一战”与艺术史的演进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于其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许可以从马歇尔·杜尚离开欧洲走向美国说起，随着他的脚步，西方乃至世界艺术的中心开始从巴黎向纽约转移，而现代主义艺术向“观念艺术”、“当代艺术”的转变也随之被悄然植入了突变的“基因”。

　　20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涉及的国家之多，伤亡的数量之大，促使人类不得不重新思考自身的命运。两次战争的进程，及其后分别形成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不仅从军事政经的角度直接重组着世界格局，也在社会、人文、艺术等方面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逢“一战”百年，英国的大英博物馆举办了“纪念章的另一面：德国眼中的‘一战’”主题展，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早在2月就推出了“肖像中的世界大战”，英国国家图书馆则设身处地从参战艺术家的视角重温了那段历史，从尘封已久的一张张海报、一篇篇诗歌、一本本书册、一份份传单中感受战争中的悲痛、勇气与幽默；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利奥波德美术馆举办了“那里还有艺术！”特展，看看经历战火的艺术家进行了怎样的艺术创作；在大西洋另一岸，渥太华的加拿大战争博物馆推出了“见证：‘一战’中的加拿大艺术”；而美国的辛辛那提美术馆则以“夜半哭嚎”为题，将关注焦点对准“‘一战’时期的德国表现主义版画”……这些展览既是对“一战”的纪念，更是对这段历史的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艺术史的演进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对于其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或许可以从一个人说起——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

　　“一战”期间杜尚的出走，是身体也是精神

　　1905年，18岁的马歇尔·杜尚为了逃避服兵役，装模作样地学起了版画，从此成了一名艺术家。12年以后，这个法国小伙将一个从商店买来的男用小便池起名为《泉》，匿名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协会举办的展览上，要求作为艺术品展出。他只在上面签了一个名字，不料，这个小便池竟成了现代艺术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里程碑。

　　杜尚早期的作品其实并未显露出任何名震艺术史的迹象，像“《布兰维尔的风景》那样印象主义的画作丝毫看不出作为一个艺术大家的深沉慧根”。而当他开始创作一些立体主义作品，如《下楼梯的裸女》时，他的思想已经对传统静物美学产生怀疑，一扇朝向另一些事物的窗户悄然打开。然而，就是这幅《下楼梯的裸女》在1912年巴黎送展的时候，还是被无情地拒之门外。那是巴黎一个立体派组织主办的展览，送展的这幅画被指带有未来主义思想而惨遭淘汰。这导致了杜尚和传统艺术的彻底决裂。有意思的是，同一系列的作品在美国的军械库却引起轰动。1913年，纽约第69团军械库举办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际现代艺术展”，展出了包括塞尚、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德洛内、布朗库西和毕卡比亚等人在内的大量欧洲现代艺术家的作品。虽然杜尚并未亲自出席展览，但他的《下楼梯的裸女之二》却是整个展览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且参展的四幅作品全部被美国人购藏。

　　而那一年，也是杜尚与美国缘分的开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15年，杜尚为躲避战乱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广受欢迎。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杜尚基本上一直住在美国。是的，杜尚一到美国，就发现自己已经是一个名人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画《下楼梯的裸女》的那个画家，“原来你就是那个画家！”他的画在法国被拒，到美国却红得发紫；他喜欢美国，美国也以他为骄傲。于是1954年，杜尚终于在星条旗前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如愿以偿。

　　杜尚终究离开了欧洲，他的出走，是身体的，也是精神的。也许，当时的杜尚并没有意识到，他这一走颇具象征意味：一方面，随着他的脚步，西方、乃至世界艺术的中心开始从巴黎向纽约转移，而另一方面，也悄然为现代主义艺术向“观念艺术”、“当代艺术”的转变植入了突变的“基因”。这两条线并非孤立，它们实则相互交织，互相促进，且都在二战结束后完成转变，而究其源头又都和“一战”脱不开干系。

　　“一战”：“达达”的绝望和契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全球范围内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战，卷入这场战争的有13亿人。残酷的堑壕战在西线战场造成了惨烈的伤亡，而飞机、坦克、重炮、潜艇、毒气等新式武器的运用，使交战火力增强，随之也使更多的生命在炮火中涂炭。资料显示，“一战”造成的死伤人数高达3000多万。而战争所造成的文化艺术损失也极为惨重。著名古典音乐评论人、专栏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在撰文中悲痛地记述道：“西班牙最著名的作曲家恩里克·格拉纳多斯(Enrique Granados)在美国大都会歌剧院首演后，回家途中遭潜艇袭击，殒命大海；以画蓝色马著称的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朗茨·马克在凡尔登遇难；法国雕塑家亨利·戈蒂耶-布尔泽斯卡死于诺伊维尔；英国短篇小说家萨基倒在德国狙击手的枪口下。”陨灭的艺术之星远远不止于此。英国《卫报》也列举了多位与世界擦身而过的艺术才俊，比如，极富艺术才情的奥地利表现主义艺术家埃贡·席勒，来自意大利未来主义的天赋旗手翁贝托·波丘尼，还有法国立体派雕塑家雷蒙·杜尚-维庸，而雷蒙正是马歇尔·杜尚的兄长。要不是因为“一战”，他们本可以创造更多杰作。

　　面对如此史无前例的暴力和毁灭，茨威格在自传中怀着“绝望的心情”写下了《昨日的世界》，充满深情地追忆那“逝去的美好岁月”；海明威发出了“永别了，武器”的呐喊，在空虚、忧郁和迷惘中希冀“太阳照常升起”；雷马克则在《西线无战事》中感叹“我们这群抱着爱国热心的年轻人，怀着对英雄精神的崇拜走出校门，经过短期训练就被送上了战场。然而一到前线，我们原先对人生乃至战争的理想以及那一层浪漫主义色彩全都破灭了”。

　　的确，“一战”的残酷严重挑战着原有的传统和道德，冲击着人们固有的思想观念。诺曼·莱布雷希特戏谑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瓦解了社会关系的规范。1914-1918年的那代人失去了道德基点，艺术既是避难所，也是指路灯。下一个十年被证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紧张也最高产的时代，其孕育能力得益于外部受精”。而“现代主义在停顿中转型。它不再是对旧秩序的直白反叛，而是获得了逻辑、尊严，一步一个脚印。战争中出现的现代主义更为散漫，但也更为强大，它代替了主流的晚期浪漫主义，预告了一个实验性的、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的时代。1919 年，蒙娜丽莎长了一撇小胡子。”

　　而对杜尚而言，“一战”中的血腥屠杀，兄长在战争中的不幸罹难，都让他感到绝望。在这种人类文明遭受空前质疑的情况下，“达达主义”的诞生、“达达”风云人物杜尚的走红并非偶然。特里斯唐·查拉在1918年的“达达宣言”中说：“用全身心举行抗议，进行摧毁性的行动：达达；……取消逻辑，即无能力创造者的舞蹈：达达；取消一切由我们的奴仆制定的社会等级和差别：达达；……取消记忆是达达；取消语言是达达；取消未来是达达；对自发直接产生的每一个上帝的绝对的、不容争辩的信仰是达达；……自由：达达、达达、达达，……”《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一书中这样概括达达：“彻底的革命精神、叛逆心态、绝对自由的行为方式、相对性、自发性、原始性是达达主义者信奉的教条”。达达主义也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它本身的目标就是让世人明白，所有的既定价值、道理或者美感标准，都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摧残下，变得毫无意义。杜尚的《泉》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脚。杜尚之所以把小便池命名为《泉》，除了它确实是水淋淋的外表之外，也是对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安格尔的名作《泉》的尖酸讽刺。安格尔是一个追求唯美的画者，倾其一生反复尝试探索各种优美和完善的艺术形式，他笔下的《泉》，是理想美的典范，也代表着其艺术创作的最高峰。而杜尚的《泉》，一个小便池，丑陋地、愣愣地放在那里，充满着挑衅，更有意思的是，它也成了杜尚的代表作，甚至变成后起的现当代艺术家们竞相“朝拜”的对象。

　　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战争对于杜尚，有时反倒成了一个契机。当初，杜尚的立体派作品被巴黎的独立沙龙展拒之门外，有观点认为，杜尚因此而对艺术派系之争的狭隘和龌龊大失所望，不再相信艺术是一片净土，用杜尚自己的话说：“我觉得从那以后，我不太会再对那些画派感兴趣了”。但事实上，杜尚的名字仍旧出现在了1912年最早介绍立体主义的书中；他在独立沙龙受挫几个月后，仍旧加入了“立体派之家”；1912年秋天，他还接受了立体派艺术团体Section d'Or的邀请，参加了该团体举办的秋季展出。根据艺术史家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e)的论述：“这分明显示杜尚依旧想要留在这个曾经要求他撤画的画派(立体派)中”。也许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他的叛逆、他的非主流终于得到最充分的释放，而他抛弃一切旧“窠臼”、打倒一切的“厥词”不是因为战争或许也根本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战”为杜尚提供了一片反叛的土壤和理由。不管怎么说，历史选择了杜尚，而杜尚开启了一个时代。

　　基因“突变”，美国梦圆

　　其实现代主义的大门在杜尚之前早已开启。1910年德国著名艺术史家迈尔-格拉菲(Julius Meier-Graefe)的《现代艺术》一书出版，书中将马奈看作现代主义的源头，因为马奈“认为绘画就是平面装饰；因为他对老大师们所运用的、通过造型幻觉来欺骗眼睛的所有其他元素的无情贬抑；还因为他对别的绘画元素的有意坚持”。也有观点认为塞尚是“现代艺术之父”。因为塞尚的结构主义舍弃了传统意义上再现客观对象的绘画理念，而是通过概括和取舍，从结构的视角来描绘对象，忠于画面的“形式”需要，忠于自己的主观感受，这对整个西方的艺术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浙江大学教授沈语冰在《罗杰·弗莱之后的塞尚研究管窥》一文中也指出：“现代主义的两位殿堂级人物马蒂斯和毕加索均视塞尚为‘我们大家的父亲’。布拉克则直接追随塞尚的脚步，重画塞尚的母题。”而和众多受塞尚启发的现代主义艺术流派如：野兽派、表现主义、立体主义不同的是，杜尚和他的“达达”好似是一个“突变”的基因，改变了之后，尤其是“二战”后的艺术风向。如果说塞尚所开创的艺术只是“艺术语言和表现形式的更新”，那么杜尚则“从根本上颠覆了艺术的固有概念和既定标准”。他将西方艺术引上了一条“观念主义”艺术之路。杜尚告诉世人，当艺术家“不必画画、不必做雕塑，因为世界和生活本身就是艺术”。的确，达达精神，无论是其政治文化性质，还是作为艺术创作流派和方法，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对西方艺术，如后来在美国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流派之一的波普艺术、装置艺术等有着直接影响，又进而由美国辐射至全世界，余波至今。美国艺术史学家施达瑞尔在回答女儿关于“达达主义对于后现代艺术的影响”时，这样比喻：“达达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就好像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与我们坐飞机飞回欧洲的比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艺术评论家易英则将杜尚直接称为“后现代主义之父”。

　　易英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有具体根据的。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大本营在美国，而美国的波普艺术大佬罗伯特·劳生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贾斯培·琼斯(Jasper Johns)等人却都曾是杜尚的“马仔”。他们对杜尚的艺术极为推崇，并与他密切交往，深得启迪。在他们眼中，这位已在纽约艺术圈定居多年的法国人就是他们的“教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外国美术研究室主任王端廷直言：“波普艺术是杜尚的现成品艺术的直接延伸，因此又被称作新达达主义(Neo-Dadaism)……波普艺术虽然有平面的绘画，也有立体的雕塑，但都是现成品乃至日用废品的复制、聚集和重组。”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一战”在不经意间竟为美国输送了一名艺术“教父”。更为讽刺的是，在这位法国人的“帮助”下，巴黎艺术中心的地位开始渐渐被纽约取代。世界的艺术格局也随之改变。

　　当然在这个巨大的变革中，杜尚只是一位“使者”，战争及欧美社会历史的变迁才是主因。一方面，美国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使得“一战”的炮火并未让美国本土蒙受多少损失。相反，因为战争反而刺激了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战争增加了军需的直接订货，美国也有一套运送体系能够将军需品运至交战双方。此外，战争还刺激了粮食和食品生产，加上由于战时对外投资的增加，美国由过去的债务国成功转变为债权国。据史料记载：美国人均收入“1900年时仅有480美元，到1929年已增加到681美元，增长了28.9%。1929年时，美国工业产值占全世界工业总产值的48.5%，超过了当时世界3个主要工业国家英、法、德的总和”。另一方面，由于欧洲的战乱，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带来了无穷的财富、智力和新的思潮。《嬉皮的历史》一书的作者约翰·利兰(John Leland)表示：“战前，一些文化没有存在的空间。1910年至1920年是移民集中的时代，欧洲很多活跃的思想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并在这里为我们所用。”就美国国内而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在政治选举、打击垄断、环境保护等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也从根本上为美国日后的快速崛起铺平道路。当然，以“观念艺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在美国的真正发迹还要到二战之后，那时美国的综合国力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真正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除了政治军事上的强大外，经济上有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保驾护航，文化上有摇滚乐、好莱坞、迪士尼、肯德基、可口可乐和后现代主义艺术的全方位推广。在美国国家政策的有力扶持、民间资本的策略运用、市场营销的成功开展等一系列“组合拳”的完美配合下，“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新兴的艺术形式和观念不仅在美国大受追捧，也对全世界形成辐射。它们不仅在与苏联的抗衡中占据优势，在苏联解体后依然保持着持久的影响力。而回头望去，变局的种子似乎在“一战”时就早已悄悄埋下。

　　当年，杜尚扭头离开了令他感到绝望的欧洲，他在思想上与传统西方艺术的彻底决裂，态度之坚决、形式之怪诞让人瞠目。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当时的欧洲艺术家们满可以烂水果砸之而后快，却无力阻挡“观念艺术”汹涌而至的浪潮，也无法改变一直被视为“文化沙漠”的美国接棒欧洲成为新的艺术中心的残酷现实。这也是杜尚的“小便池”至今在美国被奉为珍宝的原因。

　　“观念”有了，艺术去哪了？

　　不能不说，“小便池”也好、“小胡子”也罢，在艺术史上确实具有先锋性和革命性，杜尚这个经过“一战”洗礼的“疯狂”叛逆者也因此被很多人誉为“思想家”。他的“反艺术”、“反美学”、“人人都是艺术家”、生活就是艺术、现成品就是艺术的激进观念，激发了艺术思潮的空前活跃，不仅是之后的“观念艺术”的先驱，也对现当代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徐晴认为：“如果说毕加索对设计的形式做出了贡献，那么杜尚的艺术思想和表现方式对后现代主义设计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当然，说到现代设计，就不能不提到现代主义设计的奠基者包豪斯。包豪斯关于“艺术家天成”、打破“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界线的理念与杜尚的主张构成某种平行，而包豪斯的兴起同样和“一战”不无关联：它成立于1919年，那时，战争刚刚结束，无数城市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一战”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再来谈论杜尚或许会有新的思考。审视今天的艺坛，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自称“观念艺术”的稀奇大作铺天盖地，辞藻华丽实则空洞的“皇帝新衣”比比皆是。它们竭力打着“革命”、“创新”的旗号，实际却是在重复着别人几十年前早已玩过的花样。的确，后现代艺术的起源有着“一战”“二战”的深刻背景，但发展到今天的时代，“小便池”的革命性似乎已经成了某种审美疲劳，当观念艺术的拍卖价格不再稳固，亚文化的癫狂、叛逆闹了几十年，无厘头也有点走投无路的时候，艺术发展的潮流该去向何方？“娱乐至死”以后是否也应该有理性的回归？重新审视杜尚所“反”的美学，它在今天的环境下还是那么“不堪”吗？以德国古典美学大家康德的美学观点为例，他认为假若一个人得到了良好的审美教育，那么就可以期待他“做出一个不是基于利害关系，而是基于对象形式的纯粹的趣味判断，或者说纯粹的审美判断”，这样的审美判断具有普遍有效性，无关于知识，无关乎利害关系，无关乎意识形态，而是建立在“共通感”的人性基础之上。这样的审美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在当今艺术已经被太多“观念”裹挟，太多“主义”挟持的生态下，康德这种“无功利”的审美难道不应该让人怀念吗？当然从今天的角度看，这里的“美”未必是一个让人赏心悦目的对象，它可以引起不安和思考，但它的第一属性是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应该有内涵和思想，需要对当下的精神现象作出回应，但毕竟，当我们拨开层层“思想”的外衣之后，还期望看到艺术本身的价值。

　　另外，现成品和波普艺术之类的海量复制本身也是对工业化的致意。第一个吃螃蟹者固然是种创意，但之后的跟风行为却恰恰是对创意的嘲讽。对于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工业品复制和“文化工业”现象，“一战”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早有反思。除了看到工业复制和媒介技术给大众文化带来的一些福利外，更多的是对这一现象的担忧。“他们认为文化工业被满足‘大众’需要的商业力量所操纵，以娱乐消遣为目的，它所制造出来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丧失了艺术作品作为艺术本质的否定与超越精神。同时，这种艺术创造的方式依赖于机械技术，作品内容和风格千篇一律，缺少艺术价值”，另一方面，“凭借对媒体的垄断，文化工业控制了大众日常生活直至内心欲望，取消了个体的批判精神和否定意识，使之成为‘单向度’的人。”“后现代”之后：艺术家应该对传统充满敬意

　　法兰西学院院士、曾长期担任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馆长的法国著名艺术评论家让·克莱尔(Jean Clair)也在很多年前就对这股刮遍全球的“后现代”艺术“叛变”之风提出异议，进而呼吁：“艺术、艺术家应该对传统充满敬意”、“艺术家首先应当基于本民族文化性，反映文化个性、文化多样性，而不是自觉成为国际风格的艺术产品的代工商”。近年来反思的声音愈发高涨。尽管美国极少主义雕塑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在1965年干脆宣布“绘画已死”，但这个观点如今已不再卖座。就在去年下半年，英国和德国等地就举办了多个大展，旨在重新审视绘画这一传统的艺术媒介。例如，泰特英国美术馆举办了名为“今日绘画”的大展；而德国柏林市政府和几个艺术机构则共同推出了“永远的绘画”艺术项目，这一庞大的艺术项目涵盖了四个不同的展览，展区从鼎鼎有名的国家美术馆到柏林双年展所在地KW当代艺术研究所。“今日绘画”的联合策展人安德鲁·威尔森(Andrew Wilson)表示：“‘绘画已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中央美院副教授邵亦杨从“后现代之后”的视野，提出了具象绘画与“前卫经典”的观点。美国重要的艺术理论家库斯比特(Donald Kuspit)则对“艺术终结论”做了全面反击。他认为“自杜尚以来后现代艺术过分强调观念，而忽略了艺术形式，混淆了日常生活与艺术的界限，造成审美经验的丧失并最终导致了艺术的死亡”，要改变“后艺术”的空洞无聊，“艺术需要重新重视技艺”，“艺术家应该以卢西安·弗洛伊德和珍妮· 萨维尔为榜样，走向工作室，而非市场，做新一代的大师，继承古代大师们的人道主义精神和现代大师的创新精神”，如此才能拯救视觉艺术的未来。

　　反思同样发生在其他领域。在文学界，曾为耶鲁四大批评家之一的哈罗德·布鲁姆教授不为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新历史主义论等各种新潮理论所动，坚定地呼吁经典的回归。在之前《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对布鲁姆的访谈中，年迈体弱的教授口中念叨最多的一个名字就是“威廉·莎士比亚”。当然，经典是不是莎士比亚可以公开讨论。至少，在杜尚出走以后，在“一战”“二战”所引发的狂热叛逆过后，冷静的反思本身就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