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兵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布列松在1949年前后走进中国,用35毫米的莱卡相机见证了中国命运的“转折年”,其摄影作品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忠实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前人民生活的苦难。1959年,作为首位走进新中国的摄影记者,布列松再次来华,用镜头为西方观察一个新生的东方大国打开了一扇窗。
法国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是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被誉为现代新闻摄影的创始人。他的摄影作品曾登上过全世界最著名的杂志和报纸,他让拍摄新闻照片成为了一种艺术。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摄影师们来说,布列松就是一道“槛”。似乎只有读懂了他的作品,才能一窥摄影的究竟。
布列松出生在法国巴黎附近的香特鲁小镇,父亲是著名的纺织品制造商,母亲的家族是棉花种植主,叔叔路易是一个极具天赋的画家,也是布列松艺术道路上的启蒙者和最重要的影响者。“1913年的圣诞节,我第一次走进叔叔的画室,当时我只有5岁,但马上就被画布和画室的味道迷住了。”布列松由此开始跟随叔叔学习油画。
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英国艺术与文学两年后,22岁的布列松应征入伍,度过了一段让他“很难适应”的军旅生涯。也许是被匈牙利摄影师马丁·芒卡西的作品《三个黑人少年奔向浪涛》吸引,退伍的布列松出人意料地去了当时法国的非洲殖民地科特迪瓦,成为一名猎人。很多人都钦佩布列松的冷静。法国导演路易·马勒曾回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时的布列松,当时巴黎学生暴动已经达到最高峰,到处一片混乱,但布列松仍能冷静地面对事态,一小时只拍了4张照片。这应该得益于他在打猎中练就的技巧——准备,等待,等待,等待,最后扣动扳机……
布列松在科特迪瓦感染了一种可怕的传染病,病情的严重曾一度让他筹划自己的葬礼。但最后,他还是挣脱了死神。从此,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退缩了。
1940年,再次入伍的布列松被德军俘虏,在熬过了集中营35个月的非人生活后,终于成功逃脱了纳粹的魔爪,加入了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用他的莱卡相机记录了纳粹铁蹄下的法国,直至战争结束。
布列松和他小巧的35毫米莱卡照相机见证了几乎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以及一些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和人物。他曾亲历1948年甘地被暗杀事件和甘地的葬礼,也曾记录过西班牙内战和巴黎解放,以及印度的分裂和1968年法国学生运动。作为西方记者,他还曾分别首次获准进入新中国和苏联拍摄。
在研究1949年前后的中国历史时,可资借鉴的影像资料比之其他年代明显要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布列松。1948年12月初,作为著名的美国《生活》杂志特派摄影记者,此前一直在东南亚采访的布列松乘飞机从缅甸仰光飞抵北平(现在的北京)。在北平停留的12天,他的镜头忠实地揭示了政局剧烈动荡给人民带来的悲惨和苦难。出版于1954年的摄影作品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封面就拍摄于北京街头——一名来城里贩卖蔬菜的农民正在吃饭,背后是一脸茫然的店主和空荡荡的店面。
1949年初,布列松赶在解放军包围北平之前飞赴上海,此后一直在江浙沪一带拍摄,直至9月份乘船去香港采访。当时的通货膨胀使百姓手中的纸币几乎成为废纸,在一幅照片中,一名携带着零用钱上下班的富人的自行车把上,挂着一大捆纸钞,直观地反映了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另外一幅照片中,人们疯狂地挤在银行门口,企图兑换一点黄金,眼神中充满恐慌和无助。在南京,他在市民买米的拥挤队伍里,抓拍到了一张愁容满面的男孩子照片,与另外一张上海饱受饥饿的人们哄抢米店的照片一起,反映了令人恐怖的饥荒对人性的摧残。
布列松在中国采访的这一年,正是中国命运的“转折年”。他客观地记录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轰然倒台,同时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和南京的历史性画面。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布列松应我国政府邀请访华3个月。作为首位进入新中国采访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有关新中国的大量纪实照片广受西方读者的欢迎,也打开了一扇西方观察一个新生政权的窗户。同时,他的作品和全部采用抓拍的工作方式,对当时中国的摄影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在《决定性瞬间》一书中,布列松直言:“经过加工或导演的照片,我没有兴趣……相机是素描本,直觉与自发性反应的工具,是我对疑问与决定同时发生的瞬间驾驭……摄影者需凭借极为精简的方法才能达到表现上的单纯……必须永远秉持对被摄者与自己的最大尊重!”该书也阐明了布列松的一个观点,“在摄影中,最小的事物也可以成为伟大的主题!”
布列松在世界摄影舞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似乎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美国华盛顿科克林艺术画廊主任菲利普·布鲁克曼评价布列松说:“他不但改变了摄影,而且改变了我们通过照片观看世界的方式。”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获悉布列松逝世的消息后悲痛地说:“法国失去了一位天才摄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师。他是20世纪最具天赋并深受世人尊敬的艺术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