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丢勒的细节惊呆 不愧为德国文艺复兴的大神

丢勒13岁时为自己画的《自画像》 1498年的《自画像》 1500年的《自画像》

　　丢勒是第一位为自己画像的德国艺术家，早在13岁的时候，他就画了一幅自画像，比达·芬奇著名的自画像早了20多年。他画下他的长发和优雅少年的面容，袖子中露出纤细的右手，显然这是一只天才的手。后来，他在这幅画作上题字：“我在1484年对着镜子给自己画的，我那时还是个孩子。阿尔布列希特·丢勒。”

　　他一生中创作了近10幅自画像，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里挂着他1498年的戴手套自画像。他穿蕾丝花边的白色百褶紧身衣和滚黑边紧袖外套，头戴一顶黑白相间的软帽，卷曲的金棕色长发随意披落在肩头。他侧眼看着我们的眼神很柔和，神情有点忧伤，但又充满了自尊和自信。

　　当时，纽伦堡是德国最大、最富足的城市之一，受佛兰德斯和意大利的影响，反映出德国错综复杂的多边历史，它的平静和安宁不时被经济和政治暴乱所打断。在那里，他已经拥有最初的声望。他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衣着时髦精致的男人，一位富有魅力的年轻艺术家，而不是像他父亲那样，只是纽伦堡的普通金银匠。画面背景是一扇敞开的窗户，窗外可见美丽的北欧风光，隐喻他那段翻越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之旅。

　　慕尼黑美术馆收藏的1500年自画像上，我们再次看到丢勒卷曲的、明亮光滑的长发，修长的脸庞上眼神闪烁，似乎流露出内心的忐忑不安。如果说手的动作可以揭示出人的心理，他纤细的右手手指正略带神经质地拨弄着裘皮大衣上的毛领。头像左侧有他的花押字签名：大写的A和D组合成的图案，上面标着1500。

　　粗看之下，很容易把这幅肖像误认为耶稣的头像。丢勒第一次采用了正面直视的特殊角度，之前的肖像或者艺术家自画像通常是3/4侧面，这样的正面角度只用在表现基督的圣像画上。这位德国文艺复兴大师应该是有意引用了耶稣，给自己一个理想化的、超凡脱俗的形象。这不仅出于虚荣心，他早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灵感创造者的天赋，也许，他是想捍卫艺术家的造物主地位。

　　这种将艺术家的创造力等同于造物主的暗示，后来也出现在他的版画《亚当与夏娃》中。伊甸园中的亚当手中举着一块挂在橄榄枝上的木牌，上面写着“阿尔布列希特·丢勒制作”。这就像米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天顶画中，把造物主的形象画得接近自己的面貌。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1498年)

　　丢勒是学识渊博的人，精通宗教、哲学、数学和占星术等，他不知疲倦地学习和旅行。一生中他曾两次去威尼斯旅行，结识了画家乔瓦尼·贝里尼和拉斐尔等人。1506年第二次逗留威尼斯期间，他在给自己的好友、纽伦堡贵族知识分子皮克海默的信中激动地写道：“我要骑马去博洛尼亚，那里有人愿意教我透视的秘密。”

　　追随达·芬奇的榜样，他不仅是画家，也是数学家、机械师和建筑学家。对意大利文化的认识加上自己的研究，丢勒一生完成了几部理论著作：关于几何学的《量度四书》、关于建筑学的《筑城术原理》以及《人体比例四书》等。他关于理想美的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多样基础上的相对美，相信有一些规律支配着美，但是很难为此确立具体的标准。1512年，他写下三个美的法则是“实用”、“称心”和“中庸之道”。

　　丢勒把意大利文艺复兴思潮带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但他始终是德国的美术家，深受德国神秘主义理论的影响。他笔下的人物严肃而坚定，充满内在的力量，他的作品常常是紧张的、矛盾的，更具寓意的。

　　幻想和梦境一直被认为是丢勒最突出的特点，当时的人文主义学者鹿特丹的伊拉斯谟认为，丢勒能够把语言无法表达的东西转化到画纸上。即使吝于赞美他人的意大利人，比如16世纪佛罗伦萨艺术编年史作者乔治奥·瓦萨里，也不得不称赞他的“非凡想象力”，承认欧洲各地的画家和设计师从丢勒的幻想和创造的丰富性中获益匪浅。

　　瓦萨里所说的“非凡想象力”是指丢勒一件特殊的作品，出版于1498年的《启示录》，《圣经》最后一章关于世界末日的预言，是小亚细亚的犹太圣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受到天启写成的。这件庞大复杂的作品由15幅木版画组成，背面刻福音书片段，为当时的人提供了一本图画书。

　　其中最著名的一幅是《四骑士》，四名骑士如旋风般掠过大地，天使在他们的头顶盘旋。作为即将到来的德国宗教革命预兆，四骑士寓意战争、瘟疫、贫困和死亡，表现了丢勒的人文主义思想：在上帝的愤怒和惩戒面前，所有的罪人都是平等的。

　　版画作为德国流行文化必不可少的媒介，为文艺复兴的图像和思潮提供了流通渠道。丢勒也许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大众传播媒介所提供的自由的德国艺术家，他可以不受约束地设计、出版和销售自己的木刻和铜版画，他在德国和欧洲的声誉都得益于版画。

　　《骑士、死神和魔鬼》是尼采最喜欢的版画，一个铠甲骑士骑在马上，穿越幽深的德国森林，他离家只有数里之遥，远处山上的城堡已经清晰可见。然后，阴影向他逼近，死神的右手抓着一个沙漏，毒蛇缠绕着他腐臭的脸，魔鬼以一个令人作呕的怪物形象走在后面。骑士没有退缩，他的目光仍然直视着前方，他的马和他的猎犬也同样的坚决。

　　古老的德国宗教传说中不乏这样的故事，骑士心中充满对宗教的虔诚，坚定不移地走在狭窄的路上，无视死神和魔鬼的纠缠。即使没有寓言故事，它仍然是一个真实感人的画面，传递出想象产生的恐惧感。

　　《书斋中的圣哲罗姆》作于1514年，圣哲罗姆作为博学和睿智的象征，正坐在一间温暖舒适的后哥特风格书斋里，捧着他心爱的书，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耀进来。他的狮子和狗懒散地蜷缩在地板上，屋顶上悬挂着葫芦，骷髅头和书籍、靠垫都是随意地放在窗台上。圣哲罗姆如此专注和陶醉于他的阅读中，似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

　　《骑士、死神和魔鬼》、《书斋中的圣哲罗姆》和《忧郁》这三幅版画一直被后人视为丢勒的内心独白，从中窥探到他丰富的内心世界。现代艺术家虽然也存在精神上的孤寂感，但他们通常只关心自己的画作，他们的困扰不会超出艺术美学的范畴。在丢勒的精神世界，最高贵的部分是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宗教的虔诚，他把创作视为上帝赐予的神职，并将自己的喜悦和恐惧融入其中。他有着热烈细腻的感情，又非常偏执，喜悦和沮丧在灵魂中不断交替。

　　德国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人们对《浮士德》第二部分和丢勒的《忧郁》做过最多的解读和推测。“Melencolia”(忧郁)这个词出现在画面左上方作为黑夜象征的蝙蝠翅膀上，后面是大写的I。数百年来，人们在只有A4纸大小的画面上探究了它的每个细节。生着双翼、托腮沉思的女性，她头上枝叶编成的草环，手中的罗盘，皮带上的钥匙，她周围的墨水瓶、槌子、铃铛、沙漏、日晷，天平、球体和一组四阶数学幻方，它的横、竖、斜向排列的每排数字相加都是相等的，还有孤零零坐在磨石上的小男孩等等。但是，谜团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解开过。

　　忧郁是工作和苦思的结果，一种沉醉于艺术创作中才会产生的精神状态，这是对《忧郁》简单合理的解释之一。它是创造者的黑暗时刻，就像丢勒自己在《给青年画家的食粮》前言所写：“我需要不断地去理解、感受，这会耗费大量的心血，使我们的心灵处于一种忧郁的状态。”

　　丢勒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宗教改革和剧烈的社会动荡发生在同一世纪。1516年，科隆大教堂的建造中断。1517年，马丁·路德将自己的论纲钉在维登堡宫廷教堂的大门上。中世纪的教会一直担任人与上帝之间神圣中间人的角色，路德的宗教改革反对这个中间的特权集团，让每个人直面自己的信仰和情感。

　　所以，丢勒的宗教作品介于这两者之间：中世纪宗教狂热旧世界的终结，宗教信仰个人化新时代的开始。

　　丢勒和马丁·路德这两位同时代的伟大人物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有着相似的生命观点，以及对德国神秘主义遗产复兴和改革的热情。丢勒1520年给友人的信中说：“如果上帝能让我亲自见到马丁·路德，我一定会把他铭刻在铜板上，作为对这位帮我战胜了巨大恐惧的基督徒的永恒纪念。”

　　在世界性危机即将到来的紧张氛围中，晚年的丢勒创作了《四使徒》。他们以德国社会改革推动者和保卫者的形象出现在两块狭长的木板上，左边一块是约翰与彼得，右边是保罗与马可，像雕像一般矗立在我们面前。他们都是基督英雄，将四个人物合为一体的首先是他们的使命——宣传、警示和威慑，每个人物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

　　在德国的历史进程中，总有一些特殊人物担负起阐述民族情感的任务，从一种艺术形式传递到另一种艺术形式：像15世纪和16世纪的丢勒和荷尔拜因，17世纪和18世纪的巴赫和亨德尔，接下来为德国民族代言的是诗歌。丢勒之后，席勒是另一个与他相似的杰出艺术人物，他们都有高贵的人格，他们的身上都散发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