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蜗居阳台完成巨著

丰子恺 丰子恺作品一 丰子恺作品一

　　生前定居最久的地方“长乐邨”对外开放

　　提供名人故居“民办公助”新模式 

　　在上海市繁华的卢湾区陕西南路上，有一处名为“长乐邨”的西式洋房小区，旧时习称凡尔登花园。在这片闹市中的小屋，正是一代漫画大师丰子恺生前定居最久的地方。从1954年到1975年，丰子恺在此住了21年。2008年由丰子恺后代出资350万元买下故居使用权，经修缮恢复，于2010年3月19日对公众开放参观。这种由政府协助，私人出资出力的新模式，开创了首例名人故居“公办民助”新模式。

　　本专题撰文 本报驻上海记者巩一璇

　　图：丰子恺研究会提供(署名除外) 

　　睡在阳台一米多宽的床上

　　完成《护生画集》

　　最令人吃惊的是，这位漫画大师，生前睡过的床长度为一米多一点，宽度不足一米。据杨朝婴介绍，1968年“文革”期间，一楼住进了别家人户，所以他们全家人被勒令压缩，只剩下二、三楼可住，丰子恺就提出自己去睡阳台。因为他常常深夜还在画画写作，为了不打扰家人休息，他就一个人睡在墙角那张连身体都无法伸直的小床上。在这块方寸的清静之地，他完成了生前最大的一个愿望。

　　1940年11月抗战期间，他与恩师弘一大师已经合作完成了《护生画集》第一、二集(分别为50、60幅字画)。弘公提出70岁时完成70幅，80岁时80幅，直至百岁时作第六集百幅，并称“护生画功德于此圆满。”丰子恺据此发愿：“世寿所许，定当尊嘱托。”到1973年，丰子恺预感自己在世时间不长，但师嘱必要完成，于是他与好友朱幼兰冒着风险分别作画题词。为了避开“造反派”的注意，他每天鸡未鸣即起身，在黑夜昏灯中伏案作画，终于艰难地提前定稿，完成旷世巨作《护生画集》，此时离弘一大师百年还提早了五年。“越二年，丰子恺西逝。在安详舍报之前，以‘护生六集’的夙愿，前后经过五十年，终于圆满完成为慰。”这一段文字，如今就挂在“日月楼”的隔间小门上。

　　八根金条换来日月楼  “外公纸”至今保存

　　这片由著名的华懋公司投资建造的联排式花园住宅，位于陕西南路39弄1-103号，1925年至1929年间建造，总体结构为西班牙联列式。其中“长乐邨”93号的门前就挂着“丰子恺故居”的牌子，而“长乐邨”三字正是由丰子恺当年所提。据如今管理故居工作的丰子恺长女丰陈宝之女、丰子恺的外孙女杨朝婴介绍，他们一家是1954年从福建省厦门市逃难到上海的，刚来是住在福州路，后来是丰子恺用多年积攒下来的八根金条顶下了这幢位于陕西南路上的小楼。

　　二楼的阳台处，即是丰子恺的书房兼卧室——著名的“日月楼”。“日月楼”因阳台中间房顶处有一个天窗，在此可以看日出，赏月光。当年，丰子恺顺口吟出“日月楼中日月长”的对联后，国学家马一浮马上对出了“星河界里星河转”的下联，“日月楼”由此得名。

　　现在“日月楼”里的陈设就如同丰子恺当年在这里作画写字时一样，桌子、小床以至头顶的那盏吊灯都是1954年他们刚搬进来时保存至今的旧物。杨朝婴回忆说，当年新买来桌子时，丰子恺为了不占用太多的空间，就要求木匠锯掉一部分桌子的右半边，大家都劝说他不要破坏新家具，丰子恺回答：“别担心，它的寿命比人长。”现在看到的桌子，的确是左右不对称的样子。“你看到桌上这一小叠裁成小块的、用过的宣纸，我们叫它‘外公纸’”，杨朝婴说，丰子恺为了不浪费纸，作画剩下的纸，或者废掉的画纸就裁剪成小块，用来擦手、擦嘴、擦桌子、包吐在桌上的骨头，“小时候家里都知道有‘外公纸’。”

　　花生米配古诗词下酒

　　丰子恺一生与烟酒茶结缘，不可一日或离。1948年他去到台北，什么都能适应，就是喝不惯那里依然残留日本遗风的米酒跟红露酒，为此伤透了脑筋。当时在台大当文学院院长的老友钱歌川家里存有一坛绍兴酒，特别送到开明书店供养，却还是解不了丰子恺的瘾。他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师“有难”，急忙又托人带了两大坛来，方才稍解了渴。杨朝婴说，她记忆中的外公总是在吃饭的时候温一壶黄酒，配一碟花生米，身边总带着一本古诗词的小册子，他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下酒的”。

　　“文革”期间，因经济窘迫，但为了一解烟瘾和酒瘾，不得不买来一些劣质的烟酒，这也为日后丰子恺患上肺癌埋下了伏笔。患病之后，一开始丰子恺只觉得右手不好使，等住进医院检查时，方才发现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左脑，很快就在医院病逝了。

　　朋友遍天下

　　劝梅兰芳多灌唱片多拍电影

　　故居的三楼从前是丰子恺的儿子和幼女丰一吟居住，现在改成了照片陈列室和接待来客看书、留言的地方。

　　和弘一法师李叔同的师徒情深，和同为漫画大师的张乐平的互相欣赏，和梅兰芳的促膝长谈，和广洽法师的深厚情谊……在一张张旧照片中都能感受到丰子恺广交善友的风范。据丰子恺幼女丰一吟女士回忆，她父亲当年在听了梅兰芳的唱片后，对他的艺术造诣深为认同，于是在1948年的清明过后，携大女儿阿宝和小女儿一吟去拜访梅兰芳。并在和梅兰芳的交谈中劝说他多灌制唱片，多拍有声电影，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新加坡的广洽法师则是丰子恺在厦门认识的朋友，而后更成为彼此一生的挚友。“文革”期间，丰子恺被迫害，经济条件窘迫，广洽法师便每个月给他寄生活费，资助丰子恺一家的生活。杨朝婴说，“我外公的这些朋友都是因为他随性和天真的性格换来的，每次有人跟他要画，求字，随便什么人找他要，他都给。这样的性格使他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唯有一样东西，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舍得换的，即是浙江桐乡的缘缘堂。在缘缘堂时期，丰子恺度过了他创作的黄金时期，在那张拍摄于缘缘堂的照片前，他写道，“缘缘堂……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和我对调，我绝不同意。”

　　新模式的新问题

　　“民办公助”还比较尴尬

　　卢湾区文物保护管理所张富强所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种私人出资维护开发的方式，是一种名人故居发展的新方向，应该予以鼓励。他同时也表示我国现今针对“民办公助”的法律条文尚有缺失，所以这种模式未来的发展前景尚不清楚。

　　在花费350万元买下房屋使用权以及事后装修维护花费的六万块钱后，如今每日的水、电、网络、房租以及值班人员基本工资开销、每月5000多元的费用，却是杨朝婴他们在故居二楼卖书所得收入难以持平的金额。杨朝婴说她整个冬天都舍不得开空调，网络四点准时关闭，因为四点以后就开始双倍收费。成立丰子恺研究会的宋雪君表示，他们也打过报告到区政府，但至今仍没有费用批下来。张富强所长就此表示，他们将通过相应的官方呼吁以及其他的活动行政，予以一定的补助。在每年的“5·18 国际博物馆日”，以及六月第二个星期六的“文化遗产日”这些活动期间加大对丰子恺故居的宣传力度。

　　丰子恺的外孙，即丰子恺二女儿丰宛音的儿子宋雪君说，丰子恺研究会会员缴纳的会费也将作为故居维护费用支出，这部分自愿缴纳的资金是他们目前为止很重要的收入方式。除此之外，他还表示，他们曾经和在杭州的一家公司谈过合作事宜，由他们授权，出品牌，合作的公司可以利用丰子恺的品牌形象去做艺术品开发，再通过第三方的风险投资方注资，但由于当时没有谈成功，此事就搁置下来了。宋雪君说他日后还会继续尝试类似的运作方式。

　　名人故居开发

　　“越单纯越好”？

　　国家文物局政法司副司长、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CHP)发起人何戍中在谈到这种“民办公助”的新模式时，表示他反对这种“模式化”的说法。他表示在故居的保护上不仅涉及产权的关系，还涉及故居这种文化的价值的特殊性，“比如有些名人故居的‘名’是曲高和寡的‘名’，有些是通俗大众的‘名’，不同的情况对于故居的处理也是不同的。”同时产权人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喜好也会对故居的保护产生影响。“民办公助”的“公助”的权利与义务的分界点在哪里，政府的干预度到底有多大？这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坦率地说，在现在的社会情形下，我更加喜欢单纯一点的方法。总之，大前提是先‘保住它’，‘保住它’是第一位的，第二再来想这柴怎么个烧法，我觉得烧得越纯粹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