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造就的隋建国

隋建国

　　“时间”这绝对是近几年隋建国的关键词，作品里面贯穿着对时间的思考，作品外面隋建国显然对时间的敏感性依旧颇高。“我总想着自己要做些什么”，“但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这听多少有点像焦虑的工作狂。隋建国坦言“我强迫症更强一些”。

　　文|郭奕

　　隋建国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积极、精力充沛的状态，“您好，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久等久等”，中气十足的声音。与所有工作人员打过招呼后，他马上认真的进入了拍摄的状态，“我穿这个可以吗？是不是需要把大衣脱掉？”“这个姿势可以吗？”速度而效率，但是也非常认真的对待每一个细节。采访过程中隋建国开玩笑的夸自己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其实一点都没有夸张。这次采访已经是2011年末的事情，跨过了整个慵懒的长期，在出刊的前夕记者又接到了隋建国的电话：“关于我们上次采访中你说的现代艺术与日常的关系，我想了很久，我觉得它们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采访的当时我并没想清楚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可能是许久没有得到记者的回应，“你是不是已经忘了这个问题了？”隋建国不确定的问。事实上，记者不久前才又整理了一遍采访录音，只是没有想到隋建国还能完整的记起这个在当天采访中毫不起眼的问题。这个细节加深了隋建国是个“工作狂”的印象。“我刚刚把我的家搬出工作室，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住在工作室里。但是最近我夫人烦了，说不行，我们得住出去，你天天都在工作根本就不和我呆在一起。我没有孩子，时间除了教学，照顾夫人之外都是用来创作。而且，我不在工作室的时候创作的思路也不会断。”这是隋建国在采访中无意提到的一个细节，如今算是得到了记者的亲身印证。

　　对隋建国来说还有一个词可以和工作狂搭配使用——强迫症。“可能是我的强迫症更强一些，我的恋物癖就很厉害了，我的强迫症更厉害一点。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事情。”隋建国自己说。他愿意用所谓的强迫症来描述自己命运改变的愿意。“就像我当年不愿意，不甘心就做一个工人了却一生而去学了中国画。我现在就像我还能干些什么事情，能不能干的更好啊。”后面加上了一句颇有工作狂情结的一句话作为总结，“但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50而知天命

　　隋建国，1956年10月生于山东省青岛，后来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教授和系主任。见到隋建国的时候他刚给博士生上课归来，“题目是关于作品当中的时间，时间是如何在作品中体现，它的重要性等等……”意外的是得知隋建国辞去系主任的工作。“我也是50岁的时候不做系主任的。50岁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也干不了更多的事情了，之前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不是隋建国第一次提起50岁这个概念。在之前的采访也经常出现这个关键词。这一点对他来说似乎相当特殊。

　　在中国人最传统的观念中，50而知天命。50岁让隋建国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我50岁的时候回头一看，我发现自己做了很多作品，但是我开始怀疑这些作品的价值。很多我喜欢的艺术家他们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50岁之前完成的，但是我觉得自己却没什么重要作品，在未来根本没有什么价值。在剩下的时间里，我还有没有可能做出重要的作用。而且50年代的人，容易有社会责任感。但是那个时候回头想，我都还没有认可自己的价值。”隋建国说。

　　隋建国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工作室中。“一年只有八周的时间在学校。因为我辞去系主任之后，只有上课的时候才会来学校。剩下的时间都在工作室中。”接着他说了一句非常工作狂的结论。“所以一般我要进城的话我就要好几个事情，这样才‘合算’。要不然时间都浪费到路上了。“

　　50岁，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也就这么多了，抓紧时间，这个论调听着多少有点悲凉。但现场的气氛依旧是积极正面，甚至充满了行动力。“悲愤出诗人，有了情绪才会有创作的动力。我已经习惯自己的悲凉也好、焦虑也好的心态，然后把它们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之中。”隋建国说。

　　似乎对于每一个艺术家来说开头都是最难的，但对于隋建国来说最焦虑的时刻不是最难的时候，而是最得心应手的时候。“开头是最难的，从“中山装”到“睡觉的毛主席”，那“中山装”是最难的。在此之前我一直都在做抽象的作品，做到最熟练的时候，我就想，诶，为什么我就不能用写实雕塑来表达自己？我怎么一做写实雕塑就变成一个普通的雕塑家？直到1997年我开始做中山装，而且中山装我也是从很小一直做到了2.4米，诶，行了，用了一年的时间。”

　　“我的困惑往往是掌握了一个东西，用这个东西做作品已经很顺利的时候会突然觉得，诶，还没有我不知道的东西，我没有想到的东西？”充满危机感的说法。

　　从1998年的石头结构系列到中山装系列，从为人熟知恐龙系列(中国制造系列)到如今时空相关的命题，背后是一次一次的带有危机感的“强迫症”似乎自我反省与总结。

　　科学家 国画 雕塑

　　科学家、国画、雕塑，这三个看似不相关的词语构成了隋建国的经历。“我小时候想当个科学家，那个时候我觉得科学才是最重要的，谁会想到艺术啊。”隋建国显然至今还有科学情结，他略带兴奋的聊自己前一段时间和中科院的专家谈论科学与艺术的关系。在隋建国看来，科学与艺术都是探索未知世界。“艺术也是探索未知世界，它是探索人类表达情感的可能性。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不同时代人们都有不同的手段表达情感。今天我们一定有我们今天的表达方式，因为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他的口气依旧略带兴奋。

　　事实上，隋建国的简历完全是一个标准的艺术家简历。1984年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系，获学士学位。1989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获硕士学位。之后就在中央美术学院雕塑教书、创作。“后来没有办法，不是文革了吗，我那个时候要是知道文革会完早就复习数理化准备考大学了，根本不可能学画。当时觉得，做个科学家多好啊，只不过自己这辈子没戏了。大学都关门了，只能找个事情安慰安慰自己，现在想来都挺悲壮的，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就这样想问题。”隋建国说。

　　文革之中隋建国做了一件改变自己命运的事情，学中国画。“其实文革是一个很扭曲的运动，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学习中国画可能也会去搞运动。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既然读了些书就应该有点精神生活，所以我才拜了个老师学中国画。文革的时候大家都反传统文化，但是学习了中国画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开始接触到了中国的传统，有老师引导你，你能感受到那种深远。这就像是一个药引子一样一直在那，虽然我今天面对的是现代艺术，但是那个药引子却是传统艺术，这很有意思。”

　　中国画到雕塑的转折也发生得很有趣。“在考学的前一年，我从工厂调到了区文化馆，这个文化馆里有一个工人业余雕塑创作小组。我就跟着进行创作。当时大家都鼓励我，说小隋你做雕塑不错，一做就很有感觉什么的。另外，我想考学的时候已经24岁了，我发现考国画的人很多，但是考雕塑的人很少，当时知道雕塑的人都很少，何况做过雕塑的人。我当时就想我就这一次机会，雕塑可能是我最有利的一次机会。”隋建国接着说：“大学考雕塑系的时候，我已经学习了四年中国画了，我老师说，你应该去考学，你还有机会。我这才去学习素描，复习文化课，上夜校，准备三年才考学的。也是那个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更喜欢雕塑。”

　　1989年隋建国毕业之后留校教书，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创作了石头和钢筋构成的结构系列作品。这也是他最早流入市场的作品。如今隋建国的作品在拍场上上百万已经是常态，但是他第一次卖作品的经历却有点窘。

　　“第一次卖作品我还真的记得，那是1992年，我和学校的两个老师一起在中央美院王府井的画廊做了一个三人展。到最后一天，来了一个女士，说这是谁的作品啊？我要买。碰巧我也在那，我从书上知道艺术品是可以卖的，居然来了一个人真的要买。”隋建国特意咬重了“书上”两个字。“我就不和她搭话，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卖啊。她问我说，你是艺术家？她其实是当时中国皮尔o卡丹在中国的总代理，她儿子明天也要在这个画廊开展，她今天是来看场地的。她说，我很喜欢你的作品，你这是现代艺术。我说，是，我这是现代艺术。”说到这隋建国忍不住的笑了出来。大概是感慨于自己当时的尴尬。“她说，你怎么卖？我说，我没法卖。她说，我都买了，你多少钱卖。我就犹豫，我说我不卖了，因为我不知道多少钱。后来她请我吃饭，就劝我说，你看我买的你的作品，放在我的画廊和办公室里，来人看见了我就说这是中国最好的雕塑家的作品，我替你宣传。你拿着这笔钱还可以接着做你想做的作品啊。我想了想说，你说的对。后来就卖给她四件作品，最贵的是两千美金。”

　　当时的两千美金对于普通人来说，绝对是一大笔钱了。“对，当时因为这个展览我家里存款只有200块钱了。”隋建国回忆。当时展览的作品就是，由石头和钢筋构成的结构系列。

　　其实在中国雕塑的市场远比绘画的市场来得晚了很多。“要说雕塑市场，我觉得国外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它的画廊，它的机构，它的公共环境。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原来没有艺术市场的时候，亏了有城市雕塑，它救了雕塑家。到了2005、2006年中国才算有了像样的雕塑市场。”隋建国分析。

　　大抵可能是当久了老师的缘故，隋建国谈话当中经常不自觉地出现设问句、反问句，大多数的谈话也都倾向于条理清晰。“我做了十多年的系主任了。是因为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在文革的时候都关门。所以前前后后十五年都没有毕业生，所以当我45岁的时候，系列就没有老教授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系里年纪最大的人了。当系主任就会让你从一个大局思考，中国的雕塑是怎么回事，它要怎么发展。2001年的时候，我调整了教学的系统。因为在中国之前学院教学中都是写实的雕塑，是单一的。2001年的时候我加入了抽象的这部分，也就是现代材料语言这一块正是加入到了教学当中。”隋建国回忆。

　　小标题：时空的形状

　　“从2005年之后，我就开始敏感于时间。其实我觉得时间是与空间直接相关，而空间是雕塑最本质的一个东西。我走了很多弯路，你看我是怎么绕过来的啊，我先学了中国画，然后学古典雕塑，学着怎么把人做像。1989年的时候又开始用结构系列试着表达自己的情绪，抽象的做完了之后又回头去用写实雕塑表达自己。当发现自己无论是抽象还是写实都可以运用了得时候，“时间”(这个命题)就来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挺有运气的，虽然我饶了一大圈，但是现在我终于靠近了雕塑的核心。”隋建国曾经做过或者说正在做的一个和时间直接相关的作品叫做“时间的形状”，一个棍子每天都要在油漆桶了蘸一下，日久天长这件作品的形状也在慢慢的改变。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隋建国也构想过一个和时间相关的计划，只不过当时是被迫无奈。1992年的时候隋建国曾构想过一年立一个高大石柱计划。“其实那个时候我是被迫做了一个这样的计划，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是想实现我那个‘伟大’的雕塑计划。那个时候我觉得五米多高的石头柱子，立它30来个在广场上。这是只要大艺术家才能做到的。这个我那个时候的认为，觉得大艺术家都能做大规模的雕塑。”隋建国笑着说。现在看来这是一个相当满怀豪情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需要很大一笔钱，所以没有人能接受。我就想要不让它更有可行性？一年一个？但是结果也还是没有人接受。直到前几年这个计划开始实施，如今已经有5个了，是边长有1.2米的铁立方体。它们的顶面高度是水平的，但是根据地势的起伏它们的高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横竖都相隔195米的矩阵。”

　　实现了当年有些乌托邦的梦想是否会有很有成就感？“现在回头看我觉得它比一开始的构想‘伟大’得多。它现在虽然没有那个高大，不是石雕群像。但是因为它有了一般艺术品没有的东西，它有了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是以我的生命周期展开的。”接着隋建国笑着说：“现在回头来看，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一年一个了？”

　　显然最初将时间带入只是个偶然，但是在隋建国的创作中很多和时空相关的问题早就已经潜伏在了作品之中，这几年隋建国在整理思路的时候也发现了这一点。

　　翻阅隋建国的采访资料的时候，你会发现之前媒体曾问过他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要把石头捆上、恐龙装到笼子里、西方经典雕塑装到衣服里？”面对这个问题隋建国曾经给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答案“也许‘事物和笼子’是我下意识里永远也无法摆脱的主题。”事物和笼子，这是一个有趣的提法。“其实这是一个包围与被包围的关系，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空间的问题。你直接感知到空间中的一个物体，和你隔着笼子感觉到这个物体的感知是完全不一样的。三者之间的空间关系就会变更复杂，更有意思，也许不是笼子，而是完全覆盖的。这是我现在所感兴趣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回头看我自己作品时候发现，它为什么老是出现？也就是我这一两年开始回头整理自己的艺术发展线索的时候，发现空间的问题其实一直都在我的作品之中，之前是一种不自觉的状态，而现在则是一种自觉的寻找。”如今隋建国给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你觉得回顾自己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吗？”“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为什么会绕圈？因为没有老师，我是一个自学者。你如何自学？你总是先要找到源头。对内，当你碰巧在一个前沿的状态下你没有什么参考的坐标，那你只能不停的回头看自己。”其实这更像是一种从中国古人就开始的方法，内省的方式。

　　经历了整个采访，不得不问隋建国为什么对时间那么敏感。“我之所以焦虑，也是因为我们这代人是生活在夹缝里面。我们对传统也不是很了解，有文革，有西方文化的冲击。像我学习国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资料，巴掌大的书，文物出版社出的《文徵明》15页的书，我就临摹里的黑白照片。你现在想学传统，有故宫(微博)的原大高仿。那个时候我看黄宾虹的话语录，都是我老师看了多少遍都破破烂烂的了，我再接着看。现在各种典籍都可以买到。那好，你离传统远那你里现代进也可以啊，十年文革的荒废，现在英文可以旅行，但是真正的学术层面的交流，也是交流不了的。”

　　接着他开玩笑式的说：“你看这两头不靠边，能不着急吗？”

　　“我们系里有个顺口溜描述我们几个老师的状态。我十年前得了椎间盘突出，我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这个病是正常的，叫做退行性病变，只不过你早退了十年。你这个病应该十年后得。我回来给同事们将，他们就笑，说累不累看看老隋的背。”隋建国承认自己是个公认的工作狂。到了采访的最后他依旧没有任何懈怠，甚至依旧是略带兴奋的谈及他2012年的新展览。“今年会在新加坡有个展览，是请栗宪庭来策划的，最早的时候请他来给我写的文章，名字就叫《被禁锢的灵魂》，我觉得这个和这次的展览是相通的，我其实是把我马爹利(展览上展出)的铁箱子又加长了一倍。那个空间里就那么一件作品。”